小封面解读大历史:李辉叙述《时代》人物,展现毛泽东、司徒雷登、李宗仁的另一面
时代在线 2012-03-01 03:30:45
[摘要] 记者李辉最早以随笔和传记描写文人群体命运闻名,2005年起,他转而集中叙述美国《时代》封面上的中国人物与民国风云,随后集结成册。

李辉。 段旭 摄

本报记者 李怀宇

记者李辉最早以随笔和传记描写文人群体命运闻名,2005年起,他转而集中叙述美国《时代》封面上的中国人物与民国风云。随后集结成册,2007年出版《封面中国—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故事(1923—1946)》。2012年1月,李辉出版《封面中国—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故事(1946-1952)》。

2009年,在李辉动笔撰写《封面中国2》期间,他又因“文怀沙事件”广受关注。李辉说:“我做了三十年文化记者,‘文怀沙事件’对我来讲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报道事件。这个事情当然没有写《封面中国》这么重要,但没想到影响比《封面中国》还大,成为一个社会事件。当时,我觉得顶多把他的假象捅穿一下就可以了,但因为他的文化造假牵涉到方方面面的人,实际上撕破了一张网。后来,易中天先生批评我‘道德飙车’,这我倒是没有想到。但我很坦然,戳穿这么大的一个文化骗局,总是会有人不开心,包括过去捧过他的人,当然会把我敲打一下,我非常理解也不奇怪后续的发展。”三年后,文怀沙本人现状如何?李辉说:“听说他的身体也一直很健康,我当然希望他身体健康,这也符合我事前的考量。从报道看,他时常在公开场合演讲,接受采访。我很高兴,第一他说感谢有人帮他摘掉了‘国学大师’的帽子;第二,他依然没有说明自己的准确年龄,而一直用‘我反正生在19××年’的表述。至于我质疑他的入狱原因,他从来没有提及。当然,有时候他还忘不了继续说几句讽刺我的话。这倒无所谓了,我尽到了我的打假责任,几句挖苦话,并没有推翻我的质疑。一个人,一个事件,有的人说对,有的人说不对,也很正常。但是,中国目前许多人对造假行为已经习以为常,并不看得很严重,倒是让人忧虑和可悲。”

未等事件平息,李辉又埋头在《封面中国2》的写作里。此书集中叙述1946—1952年之间《时代》封面上的中国人物,包括陈立夫、蒋介石、毛泽东、吴国桢等。这六年间风云变幻,“堪为20世纪中国一个最令人眼花缭乱、也最惊心动魄的历史阶段”。这批文章陆续在2009年的《收获》杂志上刊发。

李辉的“封面中国”有种跨界写作的意味,李辉自己觉得这是一种水到渠成的演变。他过去多半写民国人物,而这些人物本身也是跨领域的,如巴金是文学家也是出版家;萧乾是文学家还是新闻家。

在《时代》封面人物的研究中,李辉尽可能地利用各种史料。他到处收集民间一些小的史料—甚至买到了美国海军在青岛的明信片—然后用讲故事的方式串起来。有时,在史料运用上亦进行取舍。“我不是研究史学的人,作为一个记者出身,从记者新闻感兴趣而延伸到写这个题材,而这个题材特别诱人,可以有跳跃性,可以有省略,不用像真正研究现代史的人那样面面俱到,那不是我要做的方式。”

两本《封面中国》出版之后,李辉还会继续写下去。“我想,如果《封面中国》能够一直写到1997年邓小平去世上封面的话,就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记录。我还有五年就退休了。这五年如果能够把《封面中国》写完最好。”

吴国桢埋下的伏笔

时代周报:研究《时代》周刊讲述的1946—1952年间的中国故事,你做的功课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

李辉:当然会有一些新的变化。比如涉及中苏之间、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的问题,包括高岗在这中间扮演的角色,《时代》也报道过他。另外,比较棘手的就是台湾问题。

1949年,蒋介石到了台湾,当时主政台湾省政府的吴国桢上了《时代》封面。一般来讲,吴国桢的分量好像比过去上封面的人弱了很多—比蒋介石、毛泽东、冯玉祥、阎锡山的地位与影响都要差—但是,他的特殊背景就是1950年台湾问题和朝鲜战争的爆发,台湾在美国、尤其在《时代》老板鲁斯的眼中,作为整个亚洲政治棋盘上的重要性又突出了,所以就把吴国桢做了一个封面,通过他的故事来谈台湾问题。其实在吴国桢时期,他和蒋介石、蒋经国之间有矛盾,他最早起用台湾人作为地方政权的成员,都是被蒋介石、蒋经国给否了的。他手下用的一些人,有的被枪毙,有的是被罢免,他本人也等于是受冷落,后来流亡到美国去了。

这些问题,就是1950年前后台湾的情况,实际上影响台湾很多年,也影响到现在两岸格局的变化。其中,吴国桢和中共的关系、和周恩来的同学关系,和蒋经国当年的矛盾冲突,值得一写。最后蒋经国也选择了吴国桢当年的方式,起用李登辉这样的台湾本土人参与执政。所以,吴国桢的历史延续以及他埋下的伏笔,特别有意思,值得解读。

司徒雷登并非居高临下的传教士

时代周报:抗战胜利之后,司徒雷登是一个重要人物。因为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司徒雷登”这个名字非常响亮。近年来,研究燕京大学、中美外交史的人,也越来越关注司徒雷登。《封面中国2》里面,你也专门讲到了司徒雷登跟中国的关系。

李辉:司徒雷登创办了燕京大学,燕京大学给现代中国培养了各方面的人才,黄华、龚澎,都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抗战刚结束,司徒雷登到重庆去,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很重视,这说明在国共之间,他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内战爆发时,美国任命他为驻华大使,他当时已经70岁了。他是传教士的后代,与中国有特殊的感情,他培养中国的知识精英,以教育家的身份介入到外交界和政治界里去。他当然也受美国国内政治的摆布,有些方面无法决定。1949年,解放军占领南京后,司徒雷登还留在南京,从个人来讲,他主张大陆政权不管如何更迭,中美之间应该保持联系和接触。在这一点上,他和《时代》老板鲁斯有相通之处。多年之后,超越当时的意识形态甚至超越政权更迭的因素,重新来看一个传教士的后代真正给中国带来了什么,留了下什么,我觉得这可能是最重要的。

临终时他留下遗嘱,想回到燕京大学,和他的妻子安葬在一起,这一遗愿没有实现。后来浙江省接受了,把他安葬在他的出生地杭州,也算是部分满足了他的遗愿。他所创造的燕京大学,非常值得研究。燕京大学最早重视由中国人自己管理,培养中国的大学生,走在别的教会学校的前面。司徒雷登不是单纯的居高临下的传教士姿态,他创办燕京大学的理念就是要融入中国传统的教育里面来,而且要尊重中国知识分子。1952年,燕京大学和其他的教会学校一起被取消,被合并到北大;辅仁大学被合并到北师大;上海圣约翰大学被合并到复旦大学。现在的教育越来越官方化、衙门化,一直在呼唤大学里面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为什么教育越来越没有教养,其实可能和那时候的合并调整有一定关系。

时代周报:司徒雷登和创办《时代》的鲁斯之间的交往,有没有更多的资料?

李辉:鲁斯的父亲鲁思义是司徒雷登的副手,燕京大学的副校长。作为最早创立燕京大学在美国募捐委员会的负责人,鲁思义负责提供资金。鲁思义去世之后,鲁斯也一直是燕京大学的资助者。1946年,鲁斯到中国来,任务之一就是到北平燕京大学,为父亲建立一个纪念亭,这个亭就叫鲁斯亭,现在未名湖的湖心岛上。

时代周报:以司徒雷登和鲁斯的身份看中国,是不是少了一些冷战思维,多了一些同情与了解?

李辉:冷战思维是政治、政党之间,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西方世界和苏联共产世界之间的冲突,并非民众之间的观念。但鲁斯最早提出“美国世纪”的概念,强调美国在世界上的引导作用,以及美国如何在亚洲替代日本和苏联的影响,他的冷战思维是非常鲜明的,倒是司徒雷登没那么明显。1946年到1950年之间,鲁斯也在《时代》周刊上反映出了他的观点:哪怕蒋介石要失败,他也还是非常坚决地支持。1955年,鲁斯还去过台湾,安排蒋介石上《时代》封面。他自始至终非常推崇和支持蒋介石、宋美龄。但另一方面,鲁斯在中国长大,他对中国老百姓的感情非常突出。1955年,鲁斯曾大胆地提出计划,建议美国向中国派出“组织起来的最强大的经济援助”:美国应该提供为期十年的20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从而改善中国的生活水准。当时鲁斯看到中国已经在搞合作化了,根据他对中国的了解,他担心致力于一夜之间实现工业化中国的目标,有可能会造成粮食资源的紧缺,从而引发可怕的饥荒。

李宗仁为什么不去台湾?

时代周报:抗战胜利后,中国老百姓大都盼望不要打仗了,从《时代》周刊的报道来看,当时有没有和谈、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

李辉:中国历经战争那么多年,好不容易看到胜利,当时那些知识分子像萧乾、费孝通、冯至、钱锺书等一大批人,都主张走第三条道路,他们反对内战,主张走英美式的民主制。另外一个大背景是美国和苏联的较量。二战之后,东欧和西欧的格局已经形成。在波兰、捷克等东欧地区,苏联占了上风,西方很多人包括丘吉尔都认为这是美国的失败。所以,美国无论如何不能丢掉中国。实际上,是在美苏较量之下的背景,形成了中国格局。当时和谈、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不是太大,不管谁都不可能让步。

时代周报:从《时代》对蒋介石的报道看来,它还是比较亲蒋的。

李辉:鲁斯是一个基督教传教士的后代,他的父亲一直在中国传教,所以他很高兴看到一个中国的政治家领袖信教。1927年,鲁斯选蒋介石第一次上《时代》封面时的报道突出了几个细节,其中一个是蒋介石北伐打到长沙时牙有病,去了湖南湘雅医院。这是一个教会医院,在当时驱除西方传教士、收回租界的大革命背景之下突出这点,实际上表明蒋介石对西方传教士并非敌视态度。1927年底,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转而皈依基督教,当然是鲁斯更愿意看到的。1930年代后,蒋介石更是不断地上《时代》封面。

时代周报:就国共两党之间,《时代》周刊的报道有没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李辉:从事实上来讲—至少在我写到1949年之前—相对来讲是比较客观的。《时代》用了很大篇幅讲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投票选举,击败了蒋介石所倾向的孙科,成为民间力量的胜利。

时代周报:《时代》曾评价李宗仁是黑马。

李辉:所谓黑马,是因为当时在选举里,整个气氛笃定是孙科当副总统。孙科是孙中山的儿子,在党内也是有支持力量,蒋介石也愿意他出来。《时代》的报道,突出李宗仁是一个出身贫农的亲民形象,另外还善战、廉洁,这些东西恰恰与美国朝野对蒋介石政权腐败的批评形成对照。如此,李宗仁当选就成为黑马,《时代》也是以比较兴奋的口吻去报道的。报道里还写到,李宗仁是跟蒋介石打过仗的,所以他们是过去战场上的敌人,现在又成为政治上联手的伙伴。

时代周报:为什么李宗仁最后没有去台湾,而是去了纽约?

李辉:因为他主张和谈,希望北京方面能够同意对等谈判。实际上,共产党打过南京之后,国民党基本已经失去谈判筹码。蒋介石也把主要力量撤到台湾了,李宗仁到台湾去,也是死定的,不死的话,至少也是有很多历史责任要他承担。

时代周报:李宗仁最后的结局有可能像白崇禧的结局?

李辉:可能比白崇禧还要惨一点,白崇禧最后还参与打仗。虽然在1927年,白崇禧开始跟蒋介石有矛盾—蒋介石第一次下野,白崇禧起很大作用—但他们在反共上态度总体一致。1950年开始,蒋介石以一种温和的方式,将一大批从大陆去的重要人物淡出政治舞台。陈立夫、阎锡山、白崇禧等,都担任“资政”的名义退出了台湾国民党的核心。

中美关系=罗密欧与朱丽叶?

时代周报:朝鲜战争影响了中国大陆与台湾整个局势的变化?

李辉:当然。尤其是中国抗美援朝,这对中国未来的影响非常突出。朝鲜战争把中国新政权推到了与美国对立的战争之中,两国至少二十年内没来往。跟美国没有来往,实际上就是跟整个西方世界没有更多来往。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是从朝鲜战争之后开始出现的:1953年之前的毛泽东和1953年之后的毛泽东在很大层面上发生了变化。后来政治运动不断地出现,1955年“反胡风”,1957年“反右”,然后三年灾害,直到“文革”。而中国社会真正开始正常化,是在和美国恢复联系之后,这是中国的主动调整。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五七干校”的知识分子与干部开始回到北京和各地城市;知青处境也开始好转,“文革”最初的疯狂得到改变—当然,这期间林彪事件也起到了转折性影响。从20世纪的历史来看,中国和美国这样两个大国,如果总是误解,甚至处于对抗局面,对老百姓没有什么好处。

时代周报:成都的流沙河先生说:中国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国人。

李辉:很多方面的确是这样。从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到中国最早的现代化医院协和医院的创建等,都该看到美国的影响。我们不要简单化地看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也不能将过多的意识形态取代国际关系。

时代周报:你在这本书中引用了邹谠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的观点。邹教授认为美国与中国就像朱丽叶与罗密欧,一直很亲密。美国不要庚子赔款,把赔款给中国办学、办医院,很不简单;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维护中国的山东半岛权益,也不简单。但20世纪中,两国中断关系近20年,有何重要原因?

李辉:因为苏联。尤其是1949年中国建立新政权,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总要一个大国出面支持,而蒋介石跟着美国,中国大陆投向美国是不可能的。那时,中国也没学会在两个大国、强国之间取得平衡的外交技巧,所以就一边倒。中国实际上是被逼无奈才抗美援朝的,有材料证明,一开始毛泽东不想打。但新中国要获得苏联的援助,就要让很多步。不把苏联放进来谈中国的20世纪,是根本谈不了的。

实习生肖丽婷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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