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隆十亿欠款始末

    Time News > | Time Weekly - 2018-01-23 11:30:11 来源:时代财经
  • [摘要] 人事变动是银隆发生变化的根本,但银隆疯狂的重资产扩张模式或许才是其出现资金链问题的直接诱因。

    文/时代财经    屈慧

    39岁的商人李文红没有想到,有一天她的名字出现在各大媒体上,居然是以债主的身份--她成了素有“商界铁娘子”之称的董明珠的债主。

    李文红是珠海思齐电动汽车设备有限公司(下称“思齐”)的总经理,主要生产电动汽车的充电设备。而同样位于珠海的银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银隆”)是李文红最大的客户。

    作为一家专门生产电动客车的企业,银隆曾因董明珠的“all in”投资而名声大躁,企业估值一度高达134亿元,堪称新能源汽车界的“大明星”。2014年起,李文红就开始给银隆供货。

    然而,在快速的扩张过程中,这家新兴企业碰上了和乐视一样的资金链问题。李文红成了那个指出“皇帝新衣”的人。

    1月10日,由于长期讨要7227万元货款无果,思齐以“拉横幅索债”的决绝方式,揭开了银隆光鲜外表下债务黑洞。李文红也因此成为第一个公开向银隆追债的供应商。

    随着债务话题在舆论界的迅速发酵,短短几天内,银隆相继被爆出12亿逾期债务、资金链问题、高层“换血”等消息,关于银隆“骗补”、“格力系”入驻等传言也不绝于耳,而当初选择“all in”银隆的董明珠也被卷入这场风暴中。

    这个局面远远超出了李文红的想象。自从媒体曝光银隆10亿债务之后,李文红和束磊(思齐副总经理)每天都会接到大量陌生电话,这些电话大多来自媒体、珠海当地政府部门,以及其他的供应商同行。但令李文红气愤的是,她始终未曾接到过银隆的来电。

    银隆避而不管的态度让她感到十分不安,随着银隆越来越多的问题曝出,李文红对在春节前收回欠款已不再抱有希望。“只能先借点钱,先还一部分小供应商的欠款,还要支付员工工资,至少要让他们先过好这个年。”李文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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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银隆珠海工厂外景; 拍摄:时代财经记者 屈慧

    “傍上”银隆

    李文红与银隆的合作始于2014年。

    2013年底,在深圳做自动化设备生意的李文红抱着“赌一把”的心态,开始进入新能源行业。2014年3月,思齐在珠海正式注册成立,工厂就开在了香洲区的一个产业园内。

    思齐一开始就瞄准了珠海当地最大的客户--银隆。“银隆是珠海的大公司,我们要是连本地公司都拿不下,还怎么去谈外地业务?”李文红这样说到。

    为了拿到银隆的订单,思齐颇费了不少心思。2014年中,思齐成了银隆的充电设备供应商之一,银隆也成为了思齐最大的客户。

    在与银隆的合作中,思齐主要为其供应液冷技术充电柜、储能车、充电机、气泵等设备。这当中,思齐拥有一项核心技术能让客车充电时间缩短到几分钟,“银隆对外说的6分钟充满电,就是用的这个技术。”束磊说到。

    合作初期,银隆生产规模还没有扩大,派发给思齐的只是几百万规模的小订单。随着格力和董明珠的力推,银隆进入一个快速的扩张进程中,思齐接的订单也开始越来越大,到2016年,双方单笔订单金额就已经高达3000万元。2016年,银隆占到了思齐60%的销售额。2014-2016年三年间,思齐统共接下了银隆1.4亿的订单。

    彼时,正值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利好爆发阶段——2014年,整个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了3.5倍。新能源行业的大火,让李文红尝到了甜头——开设工厂的第一年,思齐就实现了收支平衡

    此后两年,公司连续营利,每年的营收额达到三千万。受持续增长的影响,李文红甚至计划把事业重心从深圳迁到珠海,打算在珠海长期发展。

    对于这位最大的客户,李文红向来是小心维护,“我们和银隆的订单都是比较紧急的,一般是签订之后45天左右就已经交货了。生产的时候,我们员工天天加班。”,此外,对于银隆提出的要以格力手机抵部分货款、降价、先收货再签合同等要求,思齐也一一接受。

    这样“友好”的合作关系一直持续的2017年1月。当李文红发现,银隆不止拖欠思齐一家货款的时候,她意识到,银隆可能是出现问题了。

    “我有时私底下碰到同行交流,才发现大家都收不到银隆的钱。那时候我就意识到,银隆肯定是资金链出问题了。”这让李文红感到恐怖,交涉无果后,她主动切断了与银隆的后续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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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思齐工厂外景; 拍摄:时代财经记者 屈慧

    银隆的“新衣”

    思齐与银隆关系的恶化,起源于一笔3000万的大订单。

    2016年11月18日,思齐与银隆全资子公司“珠海银隆电器有限公司”(下称“银隆电器”)签订了一笔3000万购销合同,银隆电器向思齐采购11台储能车,合计3007万元。这也是思齐和银隆之间最后一笔交易。

    “按照合同,在货物验收合格后30天至90天内,银隆应该要付95%的货款。我们在2017年1月交完了最后一批货,但回款后来就开始没有了。”束磊介绍到。

    这笔订单的逾期付款成为思齐追债的导火索。2017年4月开始,思齐开始向银隆催款,后被银隆以“质量问题”为由拖欠不付,在多次催款无果后,思齐将银隆告上法院。

    12月,一审判决下达,思齐胜诉。法院判决书显示,银隆方面须在7日内向思齐支付1775万元货款。但银隆此后于1月上旬也提起了上诉。

    然而,二者之间的纠纷远不止这1775万,束磊告诉时代财经,银隆另还有5000多万的货款未结,截止到2017年1月21日,银隆共欠思齐到期货款7227万元。束磊无奈地表示,“我们交付的产品被银隆投入使用都一两年了,但是产品的货款一直没有收到。”

    考虑到二审要拖到春节后,李文红有点等不及了。一方面,银隆的欠款迟迟追讨不到,另一方面,自己公司的供应商也在日日追债,她急需资金来过渡。

    “我们欠了供应商很多钱,大的供应商能理解我们,但是小的供应商是真的需要这笔钱过年、发工资,这个我们拖不起。现在我还欠着员工12月的工资,厂租也拖了几个月了。”

    在银隆表态无意付账后,1月10日,思齐员工第一次来到银隆门口拉横幅,直接向银隆要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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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思齐员工在银隆工厂门口拉横幅讨债 来源:思齐官方微博

    “当时拉了十几分钟横幅,银隆负责采购的经理就邀请我进去和谈,并答应付我们50%的款。当时我还挺高兴的,领着员工就回去了。”束磊回忆称,直到次日未收到对方允诺的款项,他才意识到这只是一个缓兵之策。

    再度登门讨债时,银隆董事长孙国华驳回了“先付50%”的说法,坚持要按照法律程序,待二审裁定之后才确认是否付款。在李文红看来,这样的回应就是“拖延”的借口。

    接下来两天,思齐员工又在银隆门口拉了两天横幅,并借助微博等社交媒体,公开发文向董明珠和银隆讨债。

    这次追讨也揭开了银隆债务的冰山一角。

    在拉横幅的过程中,束磊碰到了几家境况类似的供应商, “有八九家供应商刚好也在银隆,看到我们拉横幅,就过来跟我们聊,一聊才发现都被银隆欠钱,其中还有一队成都赶过来的工程商也在讨债。”

    事实上,与银隆有债务纠纷远不止这几家,据《财经》报道,其统计的银隆逾期未支付的货款至少12亿元。而经时代财经核查,仅时代财经记者接触了解的8家供应商,逾期款项总额已经达到10亿。有供应商表示,“银隆欠款怕是50亿都不止”,但此说法暂时无法核实。

    关于债务疑问,时代财经多次向银隆方面提出采访请求,但截至发稿并未获得有效回应。就这一事件,银隆曾于1月17日发出律师声明,称与思齐之间的纠纷系质量问题以及售后服务缺失问题,并表示与其他供应商没有逾期欠款的情况。

    这一说法遭到束磊的反驳,“他们欠的钱可不是一点点。我们不是不讲理,要是真的有质量或者侵权问题,它可以起诉我们,递质量报告出来,走法律程序。但是,截至目前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这方面的文书或者材料。”

    董明珠的错?

    时代财经采访中发现,银隆供应商遭遇的欠款大多有相似之处:逾期时长从几个月到两三年、或多或少被指有“质量问题”、银隆意图就合约额“砍价”。

    包括李文红在内的三家供应商负责人向时代财经反映称,以前银隆或多或少地也有逾期付款的情况,但是并不会到不给的地步,但2017年开始,银隆真的给不出来。

    “去年一年基本上天天都在催债。” 一位声称被欠款过亿的供应商宋涛(化名)称,因为遭遇欠款,他的公司在2017年开始也主动减少了给银隆的供货。

    李文红、宋涛等供应商意识到银隆出现危机,是在2016年年底的时候。

    那时,格力电器收购银隆失败,董明珠携王健林、刘强东等新股东宣布入股。截至2017年3月31日,珠海银隆共有24家股东,魏银仓(银隆创始人)旗下的广东银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25.98%,董明珠个人持股17.46%,任第二大股东。

    “大概那时候开始,就感觉回款开始有问题了。”李文红说到。

    随着董明珠等新股东的入驻,银隆开启了一场内部“大换血”,原本以魏银仓为首的银隆原班管理层,逐步被有格力电器履历的“新银隆人”替代。就连魏银仓本人也已于去年11月离职,由孙国华接任董事长一职。

    据《财经》报道,目前银隆共有7位副总裁,其中赖信华、戴贤、李志、白小平4位副总裁曾在格力电器任职,负责采购、财务、品质、生产技术等核心业务。而原主管的管理层,则被调往房地产等非核心板块。

    宋涛告诉时代财经,银隆除了高层外,中层也进了许多“格力系”的人,“基本每个部门都有几十个‘格力的人’(指有格力履历的人)过来,听内部人说是总共差不多200多个,单单我接触的就至少30个人。这些人都去了核心岗位。”

    另一位供应商刘波(化名)认为,“本来魏国华+董明珠的组合挺好的,但是董明珠比较任性,喜欢用自己的人,她带来很多‘格力的人’过来,门外汉干门内事。现在基本上每一个部门的领导都是‘格力的人’。” 刘波曾长期接触银隆的高层,其表示,银隆拖欠其款项达到超过3亿。

    将一切归咎到董明珠的身上,显然并不公平,但不可否认的是,董明珠与“格力系”确实在改变着银隆。2017年5月,银隆在广东证监局办理了辅导备案登记,正式启动A股IPO筹备事宜,在正式上市之前,他们需要按照上市公司的标准来打造一个“标准银隆”。

    一场 “降本增效”的行动迅速开启,这直接触及到了供应商的利益。

    “听银隆的人说,董明珠那时候喊话,要降供应商20%-25%的价格。” 刘波说,“这简直就是‘血洗’供应商。”

    与此同时,银隆对供应商的要求变得更加苛刻。“动不动就罚钱。”刘波抱怨到,在他看来,做新能源客车的标准并不统一,没办法以固定标准来考核,而银隆的罚款规则制定过于苛刻。

    这样的烦恼同样存在在思齐以及多位供应商身上。“银隆的要求是很过分的。”束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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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银隆珠海工厂内露天堆放着诸多客车钢制框架 拍摄:时代财经记者 屈慧

    高扩张负累

    人事是银隆发生变化的根本,但银隆疯狂的重资产扩张模式或许才是其出现资金链问题的直接诱因。

    因格力和董明珠的光环,银隆成为新能源汽车领域一匹黑马,得益于资本的青睐和明星效应,银隆此后开启了一轮大肆扩张。

    2014年时,银隆营收只有3.5亿元,纯电动客车销量仅111辆;2015年,对应跃升到38.6亿和2996辆;2016年,则升到了79亿和6200辆;2017年,银隆更是喊出了3万辆产能、300亿销售额的大目标。

    过去几年间,受困于产能的问题,银隆自身的工厂尚不足以覆盖如此高速的增长,其不少部件都来自于厂外代工。

    随着产能需求的提高,2017年,银隆开始大规模在全国各地“跑马开荒”,先后在兰州、天津、南京、攀枝花、珠海、洛阳等地签下产业园等重资产项目。这些项目涉及的口头投资额多达700亿元。

    多个基地同时开建,加大了资金链的压力。此外,由于银隆采取了 “零价供车、十年租赁”的售车模式,在向部分公交公司销售时并不收取全额资金,这种长周期的回收模式也造成较大的资金负累。

    在接受《财经》杂志采访时,负责财务的副总裁李志坦言,由于多个基地同时在建,且新的国补资金还未到账等原因, 2017年银隆总的资金流出高于资金流入的,差额大约为40多亿。尽管银隆方面号称没有资金链问题、有着数百亿的银行授信,这样的的资金逆差对于其来说还是会有着不小的压力。

    “银隆说2017年要做3万辆订单,但实际只做了近7千辆,下半年来都没看到他们签到什么新的订单,这样肯定是有问题的”,宋涛分析到。


    在被踢爆10亿债务之后,银隆遭遇到了外界不少的舆论压力,而这些舆论正进一步延伸到格力和董明珠身上。以至于有人质疑,银隆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法拉第未来(贾跃亭投资的电动车公司,目前前景不明)。

    或许是感到了外界压力,在时代财经采访的过程中,银隆对供应商的态度有了变化——有供应商告诉时代财经,银隆突然同意先付清一部分款项,具体在20%左右。但据了解,这样的偿还只针对部分供应商。思齐就并未收到付款通知。

    新能源汽车行业,近几年在国家大力扶持下,发展迅速,但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也涌现出新的问题。这是个机遇风口,同时也是个风险之地。

    这个行业到底值不值得赌?当时代财经向李文红提出这一问题时,李文红摇头说到,“我还觉得很后悔呢!碰上这样的事。”不过,话虽如此,李文红还是没打算退出这行,接下来的一年,她还打算与其他汽车公司继续合作,争取业绩进一步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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