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效民：理想的教育是人格的熏陶

2014-08-14 06:24:45

来源: 时代在线网

现代教育制度与传统教育制度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重“学”，后者重“术”。

本报记者李怀宇

智效民的《教育在民国》一书致力于民国时期教育问题的研究，所用的资料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民国年间出版的报纸杂志；二是私人资料，包括日记、书信、年谱、文集和回忆录之类；三是各所大学的校史资料。

智效民认为，中国的现代大学制度是戊戌变法前后引进的，但由于变法失败，真正建制应该是辛亥革命以后的事。现代教育制度与传统教育制度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重“学”，后者重“术”。用蔡元培的话来说，就是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应该以升官发财为目的。同样的意思，其他大学校长也反复强调过。正因为如此，他们都大力倡导通才教育，主张把培养健全的人格放在第一位。

“我过去一直以为民国是一个暗无天日、群魔乱舞的人间地狱。但父辈都是民国时代的知名人士，他们与这种对民国的理解形成强烈的反差。再加下乡时当地农民对民国的评论与教科书完全不同，也给了我很大的震撼。”这成了他对民国史感兴趣的最初原因。

时代周报：在阅读民国教育的史料中，有什么第一手的史实特别打动你？

智效民：这太多了。比如徐志摩在主编《晨报副刊》时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吸烟与文化》。他说：牛津大学之所以特别“牛”，“秘密是它的导师制”；导师制的秘密，则是导师“对准了他的徒弟们抽烟”。这里需要解释的是：当时人们对吸烟的危害不仅没有认识，还觉得这是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

之后我写了一篇短文对徐志摩心中的理想教育作了介绍。在徐志摩看来，所谓理想的教育，不是知识的灌输，而是人格的熏陶。所以理想的大学教育，是在导师和学生无拘无束的聊天中完成的。相比之下，如今中国的大学管理者有这样的见识和胸襟吗？

另外，当年大学校长们都很“干净”。抗战胜利后，傅斯年不允许附逆的学者留在北大，为了给北大“保持一个干净的纪录”。还有，梅贻琦在清华当了那么多年校长，临终时什么也没交代，却交出了一本详详细细、干干净净的账目。所有这些都让人特别感动。

时代周报：你在书中特别介绍了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如今已成教育史上的传奇，你认为西南联大的成功经验能否在后世转化为新的教育财富？

智效民：西南联大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我在这本书中仅仅谈了西南联大的一件事，那就是无为而治。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大凡奉行黄老之术即无为思想的时代，都是治世，相反则是乱世。

胡适反复论述过这个问题。最值得注意的是，1932年他与蒋介石第一次见面时，就委婉地劝老蒋要做一个无为而治的领导人。后来胡适反复强调这个观点，并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为例，说明这是民主制度的一个基本常识：领导者无为，被领导者就会有为；领导者有为，被领导者就会无为。

因此，在中国高校的改革中，普及胡适、普及西南联大的成功经验，很有必要。

时代周报：人类学家克罗伯曾问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天才成群地来？“五四”前后的中国文化学术界，似乎就印证了这句话。你认为其中有什么文化教育背景？

智效民：前几年我作过一个演讲，标题是《从1919到1949：中国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我在这次演讲中指出：从“五四”到新中国成立，只有短短30年时间，中国在政治、文化、教育、经济、金融、军事等领域涌现出一大批天才人物。这也是“钱学森之问”的另一种表达吧。

如果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来看，这种现象可以用克罗伯的理论来解释。克罗伯认为，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当一种新的文化模式出现以后，那里就会涌现出大量精英人物，从而造就一个文化鼎盛的时代。当新的模式所赋予的发展可能性完全耗尽之后，精英人物就会随之减少，就会出现文化衰败的现象。

按照我的理解，所谓“新的文化模式”，对于民国而言不仅是白话文运动，还包括教育独立、言论自由和民主宪政等内容。当然，在写作过程中我也明确地意识到，由于时代的变迁，那种“新的文化模式所赋予的发展可能性”，已经完全耗尽。

教育在民国

智效民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4年5月版

更多内容见 2014南国书香节特刊：风从南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