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乐涛：人文精英的陷落

 

“内心的无奈”、“深深的无助感”、“挫败感”、“屈辱感”、“自我认知下行”、“深度压抑”、“自甘边缘”、“愤愤不平”、“无颜以对”、“尴尬”、“压力非常大”、 “贫穷”、“拖累整个家庭”……这些词汇密集地出现在近年来有关“青椒”（高校青年教师）与博士生（尤其是文科类）生存状况的报道里。

 

这一切令人窒息的负面情绪之后是巨大的心理落差。博士、大学教师，尤其是文史哲类的，多年来苦心研读的圣贤书，给予的职业与社会阶层定位或者说心理暗示是如此之高—修齐治平。张载的名言一千年来中国的读书人都能脱口而出：“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圣贤教导“读书人”的使命、志业。

 

“君子不器”，儒家的看法是，真正的读书人，即“儒生”、“士”，读书首在道德文章，要修身养性，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然后由内圣而外王，学而优则仕，以天下为己任，出入世务，取义成仁，同时还要胸次旷逸，曲水流觞，东篱采菊。由“儒生”、“士”到“士大夫”，这就是一个读书人完美的人生进阶。在这种文化传统中，道德文章是“本”，工农商兵等技术是“末”，是“匠”，士君子最怕有“匠”气。

 

在现代学科体系中，“文史哲”正是传统“道德文章”的继承者、对应者，文史哲类的研究者也最易产生一种对古代“士”阶层的继承感、精英感：“为国家担纲，为世人引路。”他们也会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近代启蒙主义的人格理想与精英传统念念不忘，并产生强烈的代入感。

 

然而，传统与现代之间是巨大而痛苦的断裂，革命荡涤一切，1905年，科举废止，儒生—士大夫传统从此失去最重要的制度支持。这大概已注定，怀揣张载教诲的现代读书人将变成堂•吉诃德，悲壮，纠结，在现代商业与腐败的学术GDP主义的夹击之下，进退失据。

 

在古代到现代的过渡中，世界各国普遍经历了一个启蒙运动时期。启蒙本意是“先觉”觉“后觉”，在这个过程中，转型中的知识精英起到巨大的作用。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启蒙运动高潮时期，知识分子，尤其是由传统“读书人”蜕变而来的“文史哲知识分子”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如鲁迅、胡适、陈独秀等等。

 

然而，在世界各国，启蒙知识分子的辉煌都几乎是“最后的辉煌”。启蒙知识分子激烈地反对专制与封建，呼吁民主与商业，然而随后而来的民主政治与商业大潮迅速将启蒙知识分子边缘化，他们从此遁入学院，遁入现代学科分工体系，文史哲成为细琐的职业，成为谋生之具，而与修齐治平的宏大使命从此别过。在成熟的现代社会，文史哲研究基本上是极少数人基于兴趣的一种职业，这些研究者也可以偶尔介入公共领域发声，但已完全不具备在古代或启蒙时代那种占据社会中心的精英地位。

 

中国到今日尚未经历现代商业与民主的充分洗礼，而基于传统精英专制时代的科举理念，依然有强大的群众文化心理基础：高学历就是高地位、高收入。文史哲学科看起来进入门槛较低，且与修身养性有关，人文关怀浓厚，与技术类学科相比具有较少的异化感，因而对很多心理丰富、敏感的学生颇具吸引力。然而，商业时代供需匹配是决定资源流向的最重要的标尺，甚至是唯一重要的标尺。1980、1990年代，供需状况逐渐把文史哲变成“冷门”，到今天，则已导致相关人员严重的生存困境：“找不到工作，无颜以对”（如中大历史系毕业生蔡洁挺），或者科研院所待遇低下，生活压力消磨健康（如英年早逝之张晖）。文史哲成为经济回报极为低下的学科。

 

这一点对许多来自农村的寒家子弟尤为残酷。即使你非常优秀，对学术充满真正的兴趣与热情，但家人节衣缩食供应你许多年，求的是经济回报，而不是让你伸展个人兴趣。面对亲友异样的眼光，眼见同龄而未读书者远超自己的富足生活，理想与现实在你难以回头的时候暴露出巨大而残酷的落差，“无颜以对”，心理失衡。

 

世事难料，既来之，则安之。坚持，忠于内心的选择，未尝也不是一种出路。无论如何，学术研究还可以是一个职业。但是即使你有如此强大的内心，这条路仍不好走。行政化，学术腐败，90年代以来日益强大的项目化、课题化管理导致只看数量、不懂质量的逆淘汰机制，这都严重破坏了高校学术生态，其对那些真诚而有才华的“青椒”们的戕害，比商业化还要严重得多。学术的生命在于创新，而如今变成了味同嚼蜡的“挣工分”。更严重的是，无孔不入的行政化驱逐了正常的学术评价标准，职称、项目、评奖通行官场规则，同流合污还是自甘边缘？这是一个问题。张晖们的“无奈”与“无助感”更多来自于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其难也。

 

市场化、商业时代的来临，导致传统知识分子去精英化，然而市场也意味着自由，自由则意味着突围的可能—突出行政化的重围，发现“新活法”。对人文类“青椒”、博士来说，本行是学术研究，改行去做保险、网店、推销房地产，或者去写畅销书，这都不能说是“新活法”，不过是放弃多年的投入、走回头路而已。要说“新活法”，借鉴西方世界的经验，民间基金的资助或会成为人文学术研究者的福音。但这尚需时日，首先民间基金的兴起依赖于民间财富的壮大与社会认知度的提高；其次这种资助体制也需要突破行政化的重围。

 

期待青椒、人文研究者们尽快找到“新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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