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世界建筑大师”的试验场
在中国城镇化背景下，与国外建筑师的中国实践相关的问题已经成为焦点—应该建设什么样的城市及其地标性建筑，以及，如何避免重演鄂尔多斯的悲剧？
本报记者 赵妍 发自上海
在北京八达岭水关长城景区的山谷中，日本建筑设计师坂茂的作品“家具屋”是这位新晋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得者在中国为数不多的作品之一。作为第七位获得此奖的日本建筑师，坂茂以大胆使用最廉价、最脆弱的材料而闻名，像硬纸管、竹子、泥砖和橡胶树等。
他在“长城脚下的公社”项目中，也秉持了他惯有的设计风格。用当时项目发起人之一潘石屹的话讲，就是“用中国最便宜的材料‘竹子’做成家具，当房子的地基处理结束后，这房子就算盖完了，剩下的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摆上家具，房子就成了”。
不过，作为SOHO中国的著名试验性项目中的一员，坂茂的“家具屋”在12座形态各异的亚洲建筑设计师作品中，并不算太显眼，而他本人在当时也算不上太出名。这一点从SOHO中国在后期的商业运作中便可一窥端倪—据悉，整个项目原作12座别墅以整栋包租方式运营，SOHO中国同时复制了几个其中最受欢迎的别墅作为凯宾斯基酒店别墅运营，其中最受欢迎的竹屋复制了7栋，红房子复制了6栋，大通铺及森林小屋各复制4栋，其余复制了7栋，总计28栋复制别墅以酒店房间形式可预订入住。“家具屋”显然并不属于“最受欢迎”之列。不过，这一点或许会随着坂茂的获奖而有所改变。
中国奔腾的城市化建设,正为世界各地的建筑师提供巨大的试验场。根据麦肯锡公司在2012年的预计，中国未来20年内将建造5万幢摩天大楼，数量相当于10个纽约的摩天大楼之和。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国的房地产开发量已是世界第一，世界上1/3的混凝土、1/4的吊车都在中国。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是一个大工地，中国占有世界上40%的建筑量。而在“长城脚下的公社”之后的十多年里，中国二、三线城市的地标性建筑、甚至地标建筑群，越来越多地给予了来自世界的建筑师们“试验”的空间和机遇。
“公社”继承者们
鄂尔多斯没有理由不显得心事重重。
在距离北京700多公里的内蒙古沙漠中，一个被叫做“鄂尔多斯100”的艺术项目曾经一度被认为是“长城脚下的公社”翻版，并在规模上，试图超越它的样本。
矗立于内蒙古沙漠中的鄂尔多斯，辖区面积达到87000平方公里，拥有一个中心城区、若干零散分布的村庄、沙漠地区、起伏的丘陵草地、成吉思汗陵，最重要的是，这里还有丰富的煤炭资源。
鄂尔多斯是在十多年前发现煤炭资源的，这在该市引发了一轮建设热潮。鄂尔多斯的传统中心城区现在称为东胜区，在沿着高速公路距离东胜区25公里的地方，鄂尔多斯建立了康巴什新区。而“鄂尔多斯100”正是在这座城市的规划者们“求贤若渴”的心态下建设起来，并被认为是该市“迈向国际化城市的重要标志之一”。
根据目前所能找到的公开资料显示，这个位于康巴什新区东郊一处名叫考考什纳的蓄水库边的项目，由鄂尔多斯本土神秘富豪、江源水务集团董事长才江投资，总共邀请世界29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位著名建筑师（但没邀请中国籍建筑师）在鄂尔多斯创意产业园一期Ｅ地块完成100个以建筑为主的建筑设计，这其中欧洲44名、美洲37名、亚洲18名、非洲1名。其中包括因为设计了奥运鸟巢而在中国成了大明星的设计师赫尔佐格和德·梅隆。
不过，鄂尔多斯后来遭遇了像迪拜那样严重的泡沫破灭，它伟大的城市化进程走向了相反的方向。英国《金融时报》在去年的一篇报道中称“鄂尔多斯原本计划要与香港相媲美，现在这里的房地产公司甚至没钱支付工资”。
这个让100个国际建筑师们充满了希望的项目，最终自然也未能幸免。“鄂尔多斯100”中的100栋别墅，原本计划于2009年建成，且每栋售价不低于150万美元。但该项目后被媒体曝光“正在无穷期搁浅”，“两年过去了，毛胚建成的不超过7栋……种种迹象表明，它正在成为贺兰山房第二”。甚至当网友们在后来把这个项目拿到豆瓣、知乎上讨论时，总有鄂尔多斯当地人冒出来说“老板早就已经跑路”。
《能源杂志》曾刊发《黑金双城记》一文描绘了这一项目的暗淡景象：“在一个天气晴朗的中午，记者来到康巴什新区东郊一处名叫考考什纳的蓄水库边—‘鄂尔多斯100’的项目所在地——在低空田野间，我们看见堆积着的细沙土正漫过造型怪异的毛胚别墅垛墙。工地上空无一人，沙丘上只有几行蝎子和蜥蜴爬行所留下的痕迹，蜿蜒着消失在沙棘丛，远方偶尔有牧民赶着橐驼，朝着整洁同样冒着炊烟的村庄走去。”
但形势并不都是如此令人沮丧。中国的“建筑大师”实践，也有着广阔的前景和希望。南京位于鄂尔多斯以南1970公里处，去年它因为雄心勃勃的项目“中国南京国际建筑艺术实践展CIPEA”受到了世界的关注。
无论是规模，还是资金投入，甚至是建筑师的知名度上，这个由江苏四方文化集团公司出资、根据报道在2003年就开始的项目真正超越了十多年前的“公社”样本。
该项目位于离主城区12英里的老山国家森林公园佛手湖畔，包括美国建筑师斯蒂文霍尔设计的未来主义风格的当代美术馆、日本建筑师矶崎新设计的“会议中心”、中国建筑师刘家琨设计的“艺术酒店”和意大利建筑师索特萨斯堪设计的“温泉城堡”以及20座别墅。别墅的设计师中包括了普利策建筑奖的获得者、日本建筑师妹岛和世，英国最著名的建筑师之一大卫·阿加叶等。2012年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得者王澍也为该项目设计了现代和传统的完美结合、庭院深深的烟雨朦胧四合院主题别墅。
这一位于佛手湖畔的奇异建筑群一度引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媒体的报道，被称为“古都金陵新添的艺术地标”，《华尔街日报》的记者甚至租了小飞机航拍，对24座建筑进行了各种角度的摄影。而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等大学建筑专业的老师和学生都曾前来参观。
“试验”的双面意义
在中国城镇化背景下，与国外建筑师的中国实践相关的问题已经成为焦点—应该建设什么样的城市及其地标性建筑，以及，如何避免重演鄂尔多斯的悲剧？
日本建筑大师隈研吾曾经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提及了中国当下为世界建筑师提供的“试验”平台。“恕我直言，中国现在有很多重要的、大型的建筑项目，邀请国外的设计师来做，但实际上，这些设计师只不过是把自己曾经做过的作品，在中国做了一次复制。这样一来，就显得相对枯燥，毫无新意。”隈研吾当时直言不讳地称，“在日本，像矶崎新和安藤忠雄那一代人也是一样，会在地球上的任何角落复制他们的作品，就像LV的包袋一样，仿佛做的是品牌生意。”
“所以我觉得，中国在选择设计师做大型的、重要建筑项目时，不应该看设计师曾经做过什么，而是要问他将在这里做什么。从目前来看，国际上一些知名的设计师在中国的作品，实际上挺让人失望。”隈研吾的这种评价，在一个面向上概括了有关国际建筑师的中国实践的主流批判。
但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的“试验”平台也确实为国际建筑界提供了积极意义。即便是已经成了悲剧的“鄂尔多斯100”项目，根据《纽约时报》当时的报道，这个项目实际为正处于整个西方楼市萎缩中的建筑师们提供了巨大的机会。一个可以说明这一点，当然也颇具有讽刺意味的细节是，当年本应在纽黑文的建筑设计事务所上班、因职业前景黯淡而坐卧不安的迈克尔·梅雷迪斯和希拉里·桑普尔，在中国感受到了“像明星一样被盛情款待”，他们感觉自己有点像扎哈·哈迪德（广州大剧院的设计者）—不，应该是100个扎哈·哈迪德之一。
当然，这个案例在另一层面恰恰折射出了试验提供者们的心态—比如邀请世界100名“著名”建筑师，本身并没有吹嘘的那么著名；或者与中国籍建筑师保持距离，将他们拒之门外。但人们同样可以看到起积极的一面，比如这些实际上颇为年轻的国际建筑师们，在鄂尔多斯广袤的土地上，摆脱了自己所在的城市的种种束缚，几乎感到有点晕眩。由于文物保护法的限制加上可建地块的稀缺，很多建筑师们在他们家乡的那些城市几乎不需要设计从地上建起来的建筑。而鄂尔多斯“充满无限的机会，可以迅速建设巨大量的建筑”。这不得不说是“试验”中国的一个折射。
当然，很少有开发商能像杭州一家名叫“闽信房地产开发”的公司那样，曾为尚未名满天下的中国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得者王澍提供机会—因为无论是大型的地标建筑、美术馆，或者别墅群，都不能比以先锋的姿态设计住宅楼盘更有风险。
在杭州，几栋灰白相间、形态独特的房子从建设之初开始就成了钱塘江畔一处奇特的风景。至少在王澍获奖以前，一些市民对此表示了“喜爱”，而更多的市民仅仅感到了“标新立异”，或者“诡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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