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歌为生可能会饿死?音乐版权潜规则背后,超50%的创作人挣不到钱

涂梦莹
2021-08-16 08:48:43
来源: 时代周报
音乐创作人的生存状况不乐观

创作歌手张力超今年30岁。他火过,由他原创的《我在南昌一个人》在短视频平台播放超过千万。

如今,他手上存着一些写好的歌,但没有时间制作,因为大部分时间他需要依靠商演与主持人等工作来维持生计。

这样的音乐创作者很多,有些人创作的歌曲爆红网络,但版权费每月却只有几百元,有些作品过于小众,收回制作成本甚至需要十几年。

不久前,曾为陈奕迅等歌手写歌的知名创作人吴向飞因版权费问题,控诉环球音乐版权,即便是陈奕迅唱火的那首《路一直都在》,在环球音乐版权的费用清单里,一年也仅为他带来271元收入。

版权公司拿走了创作人大部分收入。“如果一直这样,谁还会写歌?”吴向飞忿忿不平,“写歌,还不如捡废品。”

另一面,互联网巨头之间的在线音乐大战如火如荼。腾讯音乐曾为拿到环球音乐独家版权,付出3.5亿美元外加1亿美元股权的代价;而2018—2020年,网易云音乐三年累计购买版权的内容服务成本高达96亿元。

听歌的用户并不吝啬,腾讯音乐2020年全年营收高达291.5亿元。

而随着腾讯“欣然接受”并交出持有的网络独家版权,音乐创作的用户端、在线音乐平台格局又将发生新的变化。

音乐创作人的生存状况却仍不乐观。

中国传媒大学发布的《2020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总报告》显示,有52%的音乐人没有音乐收入,100%靠音乐收入的音乐人,占比仅7%。 

但音乐人数量在爆发式增长。据网易云音乐数据,2020年,中国音乐人总数超过20万人,同比增长100%。

近日,时代周报记者采访多名音乐创作人。他们不悲不喜,平和地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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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视觉中国)

张力超:

歌火过又怎样,单靠音乐我可能会饿死

2012年,我发行了第一首歌。当时还是个大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参加校外唱歌比赛。得到名次后,我把奖品卖掉,换成现金,用来发行自己的歌。从大二到现在,也陆陆续续发行不少原创歌曲。

2018年,《我在南昌一个人》火了,这是带有地域情怀的一首歌,有点像赵雷的《成都》。这首歌在抖音的播放量超过千万,每十个南昌本地抖音用户,就有八个人用这首歌当过背景音乐。 

可歌火了,我还是没像样的收入。酷狗、网易云音乐和QQ音乐几大平台合起来,每个月给我的版权费只有400—500元。

倒是在最火的那段时间,演出机会多了起来。一个月演出6—7场,平均每个星期都有商演,规模小的有一两千人,大的上万人都有,月收入翻了好几倍。

那个时候,身边也突然多了很多所谓的朋友,每天都有人请吃饭,想认识我。热度过了,那些朋友全不见了。歌火了,我也被骂过,有一些人觉得我是为了消费南昌写的歌,也有人觉得我抄袭《成都》,但事实上,我的歌发行更早。

现在,我的演出机会不多,平均一个半月一场,甚至更少。本来7月有一场,如果能够顺利演出,我后两个月的房贷就有下落了,但演出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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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力超 受访者供图)

这么多年来,我最遗憾、最心酸的事就是没让母亲看到我上电视。2017年,央视有个节目找我录制,前期需要拍摄故事。当时,母亲身患癌症,节目组还让我去医院拍采访视频,母亲觉得很欣慰,儿子能上央视,但最后这个节目却没有让我参加。

不久后,母亲去世了,她没有在电视上看到我的演出。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件事,这是我的心结,可能一辈子都过不去。

为了完成母亲的遗愿,我意识到要尽量先去实现结婚、生子的人生大事,音乐梦想要稍微缓一缓才行。很多歌都已经写好了,但是我还没有录,更没有制作和发行。因为现在生活压力非常大,每个月都有房贷。

单靠音乐,我可能会饿死。据我所知,大多数同行都是这样,都要去找一些其他的方法维持生计。除了商演,我还接主持人的工作,在抖音拍视频接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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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力超 受访者供图)

不管怎样,未来我还会坚持做音乐,人活着一定要有信仰,要有热爱。只是在坚持爱好的同时,要能够养活自己,这是最基本的。如果一直没饭吃,有什么时间和精力追求所爱?

张瀚元:

没钱坐公交,我的鼓手朋友揣着饺子跑几公里回家

我今年42岁,毕业于师范院校的音乐专业。20年前,我放弃了音乐教师的工作,来到北京。算起来,我在音乐创作这行摸爬滚打了26年,但说实话,前15年只是一个积攒过程,包括能力、圈子和经验。

其中有10年,我是靠在酒店弹钢琴维持生计。

2001年起,我在北京很多酒店酒吧弹钢琴唱歌,每天在固定时间弹,一个月可以拿到几千元。王府井有一家很知名的五星级酒店,我足足在那弹了十年零三个月的钢琴。

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我努力找机会让自己的作品能够有更多人听。

终于,机会来了。2009年,有朋友投资一部电影,制作完成后需要主题歌,在歌词确定的情况下,我的谱曲成功被选用,那首歌由当时该片的主演BOBO组合演唱,组合成员就是现在大家熟知的付辛博和井柏然。

2010年左右,我迎来音乐生涯的重要转折点。机缘巧合下,认识了知名歌手周艳泓,当时她的公司正准备签约新人,我把创作的二十多首歌发给她,她听后很欣赏,于是便和我签了7年合约。这之后,我才慢慢成为一位职业的创作人,但其实在这之前,我写歌已经有15年的时间。

现在,我的主要工作是写歌以及音乐制作,虽然在圈里知名度没有大咖们高,但不可能每个人都是周杰伦。作为音乐唱作人,靠自己能力在业内有一个小小的位置,已经很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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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瀚元 受访者供图)

这一行真的很残酷。早年间,我和朋友们组建乐队,但没多久因为生存问题解散,解散后我就去做了钢琴师。那年元旦,我在路上碰到了乐队的鼓手,我问他去做什么,他说自己身无分文,还没有吃饭,于是他去朋友家拿吃剩的饺子。因为没钱坐车,他用塑料袋装好饺子,揣在兜里,准备一路小跑两三公里,回到住的地方去。

只要想起这个事情,我就特别难过,能够坚持做音乐真的太难了。像我这个鼓手朋友,乐队解散后不能独自演出,非常落魄。音乐这一行,不像别的行业可以很快就业,尤其是词曲创作人,在创作前期阶段,如果没有知名作品,很长时间都会是孤单寂寞又经济窘迫的状态。

尤其如果是原创的歌曲,想要自己发行从而获得版权收益,背后没有大量资金投入,没办法实现。“一首歌很可能10年才能拿回制作成本,因为不火的歌,每个月收益可能就几十块,甚至几块钱。”

我当年在石家庄一个培训班做音乐老师,前后带过100多名学生,他们后来大部分去北上广发展,多年过后,这100多人当中,坚持到现在还在做音乐的,不到5个人,其他人都因为各种问题转行。

我感觉现在音乐圈就像大杂烩,什么类型都有,总体来说,一片繁荣。每个人只要有音乐梦想,就能成为自由的音乐人,用各种平台宣传自己的作品,但背后也会浮现一些问题。

比如门槛降低,导致粗制滥造。很多人并不专业,在设备、制作各个环节都无法做到精良水准,导致很多音乐作品五花八门、参差不齐。

Sukey:

我们的歌放在音乐平台上,但几乎没有收入

2014年,我16岁,在国内一个48系女团,属于组合的三期生。在女团的几年时间,会接一些商演演出,或者在专属剧院里唱跳。当时,女团概念还不算很火,我们是和日本知名明星女团合作的姐妹团。

在女团,收入不算高,我不是头部成员,就是包吃住,工资接近白领水平。随着年份增加,会逐步增加一些基本工资,另外就是看公司安排的外务拿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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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key的女团时期 受访者供图)

退团之后,最大感受就是变得自由,心态上挺轻松,身份上没有那么多限制。以前要费尽心思做偶像,甜美青春,很多风格都不能尝试,现在可以了。

但现在最主要的压力是,收入不稳定。

这几年,我一直在做独立音乐人,也有自己的乐队,但还会接其他工作,比如平面拍摄、兼职钢琴老师等。我很清楚知道,如果只是纯搞乐队,很难有稳定的收入。

说实话,大部分独立乐队的歌曲还没有办法依靠歌曲版权获得可观收入,我们也不例外。我们的歌放在网易云音乐平台上,但几乎没有收入。

演出收入也微乎其微。在上海,我们乐队会受邀请在LiveHouse演出,几百人左右的小场地,门票在40—50元,就算门票全部售罄,除去场地费用和其他成本杂费,乐队每个人平分下来就几百块钱。

更多时候,乐队是以两个人形式演出,如果接到稍微大一点的商演,也会组五人阵容。一场规模还算不错的商演,经过中间经纪人谈判,再分到我们手里,每个人能有2000元左右。如果是特别火的乐队,中间介绍人后抽成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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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key在乐队演出 受访者供图)

最近演出比较少,我接了一个音乐剧,跟剧组签2个月的短期合同,每天早上八点之前起床,要赶很久的地铁,和白领们一起上班。

对于流量和人气,我不再抱太大的希望,顺其自然。从参加女团到现在,这么多年,我的心态也在不断经历变化,不会再渴望一夜成名了。

其实这两年国内有很多乐队特别红,但也是有一个受关注的曲线,大多数乐队出场费总有一天会随着热度降下来,那个时候又要以什么为生呢?

热度都是锦上添花,还是把音乐做好,把生活过好吧。

苏杭:

18年前卖歌赚了3000元,感觉像暴发户

在这行二十多年了,也认识不少人。比如同在安徽的许嵩、李荣浩,2005年时,我和他们经常互动交流,那时李荣浩的音乐DEMO已经非常棒了。他们刚开始也不火,但是后来慢慢发展得比我好,我就开始反思。

反思过程中,回溯自己的经历,其实我很早就开始卖歌了。

2000年,我在网络上接触到录音,就开始研究如何把自己的音乐利用网络推广。在那个年代,如果不是明星和歌手,很难通过自己的能力发行音乐作品,因为太昂贵了。但那时候我就开始利用网络,在一些音乐平台发布自己的作品,也通过各种朋友介绍关系,慢慢融入圈子。

2003年,我第一次在网络上以3000元的价格卖出自己原创的歌曲,当时,在我们安徽的小县城,公务员一个月工资才800元,卖歌的钱让我有种暴发户的感觉。

这笔钱在当时用来帮我父亲的印刷厂周转了某次资金压力。从此之后,家人再也没有反对过我做音乐。 

在安徽县城老家的时候,还是小打小闹。我组建过一个乐队,纯粹是为了玩,每次凑钱承包剧院做演出,大部分的票免费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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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杭和他的乐队 受访者供图)

2004年,乐队宣布解散,我一门心思投入到音乐创作和学习中,陆陆续续卖出了很多作品,最高价格的一首歌,卖到3万元。

之后就去了北京、广州,先后签了3家唱片公司。但到了2013年左右,感觉自己做了十几年音乐,却赚不了多少钱,我开始思考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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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杭 受访者供图)

冷静分析之后,我开始明白在整个音乐行业最上游掌控资源的人,也就是做版权的公司,资源在这些公司手里。相比之下,大部分音乐人肯定是赚不到钱的,所以我开始转型做版权。

2015年,我创立了名为苏咖音乐的版权公司,开始做有关音乐版权的服务,音乐人、唱片公司、版权投资人、版权方都是我的服务对象。在接触版权这几年,我意识到很多音乐人不了解相关版权知识,这不利于他们的生存发展,因为音乐人最基础就是要依靠作品吃饭。

现在,我会在抖音以“苏小咖”的笔名身份发布版权知识科普的视频,希望可以让更多的音乐人了解版权知识,能够有版权意识,不要让自己辛辛苦苦做出来的作品,沦落到一文不值。要让大家知道,只要作品足够好,是可以通过版权得到好的收益的。

这一行好坏参半。一方面,国内音乐市场有大量机会能够给年轻音乐人发展,但是由于大部分是纯商业化运作,和音乐人的理想主义有冲突;另一方面,资本垄断资源,音乐人的收入待遇并不公平,好的机会资源,依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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