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天勇:防范金融风险,金稳委仍需改革

    时事 > | Time Weekly - 2018-03-13 02:50:09 来源:时代周报
  • [摘要] 当前,一些金融监管的空白地带需要尽快填补,一些具有缺陷的金融监管规则需要增强制定,一些已经发生的金融机构或者准金融机构的风险需要抓紧进行处置。

    时代周报记者 谢江珊 发自上海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位列2018年三大攻坚战之首,其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在今年两会上,这一话题得到了普遍关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3月9日表示,中国整体债务增长较快的情况已经平稳下来,在总量上进入了稳杠杆和逐步调降杠杆的阶段。他强调,当前,一些金融监管的空白地带需要尽快填补,一些具有缺陷的金融监管规则需要增强制定,一些已经发生的金融机构或者准金融机构的风险需要抓紧进行处置。

    中国经济要跑好高质量发展的马拉松,首先必须严防金融风险等重大波折。经济高质量发展中,防范金融风险有多重要?“这两三年,防范金融风险是我国的重要任务之一。中央提出,2017年特别是2018年是金融监管年,我觉得非常正确。2017年采取措施后,杠杆率有所稳定,2018年继续调整,加强监管制度和体系的形成,金融出问题的可能性就降低了。”东北财经大学中国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周天勇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找到增量增长的空间

    时代周报:目前国有企业的债务增长是比较快的,包括一部分央企,总的债务比较高。如何引导、消除实体经济负债规模较大的问题?

    周天勇:实体经济负债规模较大的问题,解决起来需要花时间。先看历史,当年日本国有企业不行的时候,就把钢铁厂或者一些基建设备一拆,自动转移到国外。我国有些钢铁厂、录音录像机厂的生产线,都是日本设备拆过来。对比之下,我们的国有企业不能把淘汰了的相关设备转移到国外,因为要考虑资产流失等机制问题,但国内又没那么多需求,最后就变成银行坏账,负债率就上升了。再看现实,传统产业需求在减少,如果再拉起一段速度,用增量的办法,产销率可能会提高,比如建房子要装修、新农村建设等,但光在存量里折腾,不能盘活现有的制造业。所以在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同时,也需要提升经济增长速度,没有速度,消化不掉过去的不良资产。

    时代周报:有数据表明,中国现金、银行存款和理财产品的总量已经高达172万亿元人民币。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太强,如何防风险?

    周天勇:要想办法留住和稳住。当然还有一些技术性的问题,比如说人民币国际化不能太快,否则放出去的很多货币收不回来,国外做空人民币,就会很麻烦。境外人民币出现较大贬值时,国内也会出大问题,所以人民币国际化要谨慎。最大的问题还是货币问题,要想办法把资金留在国内,让资产回流,人民币回流,流出和回流匹配要平衡,把投资国内的空间和领域找出来。

    怎么找?最重要的一点,是找到增量增长的空间。现在制造业基本过剩,存量空间已没有余地。有两个解决方法,一是利用较大的水利工程或者增加降雨技术等,改善西北部或者华北地区农业土地对淡水的需要,增加增长的空间,就像美国当年的西部大开发一样,利用工程吸收货币。第二,工程可能是微利产业了,货币进去以后中转不了,所以应该配合加快土地产权的改革,让多余的资金进入。再利用改造土地、开发新田和新村镇等方法,吸收货币,将其变为良性资产。第三,放开人口的迁移。我们现在有2.8亿农民工,把人口迁移放开,既能推动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也能增加对水泥、钢铁、玻璃、建材、家居等需求,同时粮食产出也会增加。这样才能从某种意义上循环吸收货币,稳定流出的资金,化解不良资产为良性资产,从整体上解决中国金融高杠杆率的问题。

    以外部监管为主

    时代周报:2017年7月,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横空出世。周小川在今年两会上表示,中国央行将在金融监管框架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如何让这一新的机制真正发挥金融监管作用?换句话说,金融监管到底应该怎么管?

    周天勇:首先需要把保监、银监和证监协调起来,把一些金融创新、银行柜台出售保险等类似的乱象控制住。因为过去各部门创新,互相混业但又各不监管,风险滋生;其次,要对地方一些商行的资产质量、贷款结构进行监管;再次,要对银行表外业务进行清理和监管;最后,要建立大宗商品监管体系。原来的大宗商品是现货交易,现在都变成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平台,和金融相结合后,在很多地方变成了类货币。还有小贷公司等一系列问题,总之,地方怎么监管,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时代周报:有种监管思路是往做实金融委的方向上继续夯实,以矩阵式管理来充实金融委,但矩阵式管理成功的一个前提,是参与矩阵式管理的每个部门、每个人都有积极合作的意愿,这是不是“一行三会”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

    周天勇: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还是要改革,比如土地产权改革,不归金稳委管;比如大宗商品交易系统,涉及商务部。所以解决金融问题是一个系统性问题,不仅仅是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事。

    但我国各部门之间,有时互相掣肘,不好协调。不是说金融系统监管住了,金融就不会出事。要解决问题,关键是要拿出一个系统性方案,明确金稳委能解决哪些问题,把表外业务、地方债务控制住,同时需要财政配合。

    时代周报:今年两会上,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党委书记胡晓炼建议说,金融风险的有效防控还是要靠金融机构自身的管理。金融监管到底是应该以外部监管为主,同时 以自身管理为主?

    周天勇:靠金融机构自身监管,很难。为什么?你让城商行自身监管,大宗商品交易平台自身监管,可能吗?让小贷公司不搞高利贷?可能性不大。我认为还是应该以外部监管为主,加强国家金融监管体系。

    地方监管应权责自负

    时代周报:随着强监管成为金融领域的主旋律,地方金融监管存在短板甚至空白的领域,越来越暴露无遗,钱宝非法集资案就是一个典型。地方金融监管的主要短板在什么地方?

    周天勇:地方缺乏团队和人才,特别是地方金融办的人,很多专业素养不足,有的甚至没学过金融;同时,没进行监管的设计,比如对后台接入、保证金的监管、第三方清算、平台做市商等之间的界定。

    时代周报:地方金融监管升级首先从机构改革开始,目前各地成立了“金融监管局”,但仅靠一个机构,如何压实地方监管责任?

    周天勇:首先要强调一个原则:权责自负。你出事你负责,哪怕你砸锅卖铁或者重组资产,中央财政坚决不救,打破中央财政和央行兜底的现状,不给地方留债务融资平台。建设预算要单列,所有的债务项目都不得进入一般预算。同时明确全部发债债务,不让地方有隐性债务的机会。另外,建议设计一套专业的管理办法,按照管理办法配备专业人才,配备监管程序、设施和制度,建立专业的监管团队和专业的监管技术平台。

    时代周报:目前基本关注的是城市的金融风险,但实际上,农村的金融诈骗、非法集资事件也很多,如何防范农村金融风险?

    周天勇:一方面,农村的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确实要治理;另一方面,要坚决防止农村集资事件的风险传导到金融系统上。如果它不传导,最后把这些该监管的监管住,就不会造成很大的麻烦。防范风险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传导到整个金融体系中,形成体系性的风险。

    时代周报:2017年,很多人认为金融改革的步伐走得有些慢了,并认为这可能与防风险有关系,接下来的2018年,防风险仍然是金融领域的重头,这会不会导致金融改革与发展步伐放缓?

    周天勇:不会。2018年,金融机构的制度建设,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改革。微观改革也在进行,过去所谓的创新性改革太多了。今年还是金融稳定和监管年,主要任务是防范风险,降低杠杆率。在打破垄断、准入等方面进行一系列深层次的改革,可能还是会稳步一些。最后,互联网金融的出现,实质上已经在倒逼银行改革。

    未来应提高直接税比例

    时代周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增加子女教育、大病医疗等专项费用扣除,合理减负。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在记者会上表示,这次改革会将分类税制转化为建立起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税制。你如何看待这种改变?

    周天勇:我认为此次个税改革的方向及方案都是非常好的,特别是改变原来单一的按工资金额缴税的制度。但外界对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有一些过分关注了,实际上,对老百姓来说,此次个税改革真正关注的焦点应该是“增加子女教育、大病医疗等专项费用扣除,合理减负”。以前的税制,没有考虑到两孩家庭以及抚养老人家庭的负担,如果只是简单提高起征点,那也是不公平的,应该考虑综合因素来征税。

    时代周报:目前中国的税制以间接税(流转税)为主,个人所得税收占中国税收总额不到7%。未来中国的税制改革除了要提高个税起征点,还应该在哪些方面作出努力?

    周天勇:目前,从我国的税收结构来看,企业增值税等间接税的比重太高,直接税即所得税、财产税、房产税等税种的比例太小。我认为以后改革的方向,肯定是提高直接税的比例,降低间接税的比例。应当降低增值税税率,减少增值税的档次,特别是制造业的增值税,最少应当降低两个百分点。

    个人所得税方面,以后随着工资的上涨、随着起征点的提高,比重可能要增加。现在按照五险一金即按照个人账户和统筹来计算,这两项加起来的费率占工资的42%左右,我认为还是有点高,应当降到30%。再就是小微企业的税收起征点太低,每年36万元(每月3万)的免除额太低,应当提高到每月5万、每年60万,相当于国际上许多国家的税收免除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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