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原客》：把人当成植物写

2018-01-30 03:24:39

来源: 时代在线网

在李佩甫看来，大自然的变化没有明显的标志，但就在某个沉默的瞬间，一切都发生了改变。而人的堕落看起来也是没有迹象的，自己并不知道。

时代周报记者陈泽秀发自广州

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得主、作家李佩甫一直在写“土壤与植物的关系”，他把人当植物写。

《平原客》是李佩甫继“平原三部曲”（《羊的门》《城的灯》《生命册》）之后推出的新作品，也是他的第十一部长篇小说。李佩甫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通过这本小说，他想说的是：植物在发芽的时候，都是向着阳光的，可长起来就不一样了。在平原，最好的植物可以生长成什么样子？它们为什么长成了这个样子？

十多年前，李佩甫偶然路过一个村庄，听说村里出了位副省级干部，但因杀妻案被判处死刑。村里人说，这人是个好人，就是家里的风水不好。李佩甫感到疑惑：这样一个本质上不坏的人，为什么要雇凶杀人？中国社会发展的多元化时期，人们的精神生态会发生什么变化？

这件事在李佩甫的脑海中慢慢发酵，为此，他积累了方方面面的素材。三年前，李佩甫终于找到了“花客”这个切口，开始了《平原客》的写作。表面上看，这是一部反腐题材的作品，但李佩甫认为自己写的是一个特定地域的精神生态。小说从一个卖花人及一个小镇的花市出发，引出了一连串的人和故事。

书中多处提到：“麦子黄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头发白的时候也没有。”在李佩甫看来，大自然的变化没有明显的标志，但就在某个沉默的瞬间，一切都发生了改变。而人的堕落看起来也是没有迹象的，自己并不知道。这一次，李佩甫描绘了一幅当代官场文化的生态图和社会变迁的风俗画。

十年准备

时代周报：《平原客》的创作缘起和灵感来源是什么？

李佩甫：《平原客》的小说素材得来非常偶然。我说过，平原上的几个县份是我的“写作领地”，我几乎每年都要下去走一走。我下去的目的并不是要寻找写作素材，而是想与不断变化中的时代生活离得近一些，补充一下新的感觉，激活一些记忆中的认知。

十多年前，我跟朋友偶然路过一个村庄，中午是在一个村长家吃的饭。村长告诉我说，本省的一个副省长就是这个村的。在聊天的时候，他告诉我，这是个好人，可他家的风水不好，盖房时盖到坑里去了……就是这个副省长，却刚刚因杀妻案被判处死刑。于是我记住了这个事情。记住了并不等于可以写作。又过去了很多年，这件事情在我脑海里慢慢地发酵。我一直想研究当代人的精神生态，尤其是多元化时期人们的精神嬗变过程。我为这个想法准备了十年的时间，直到三年前找到了“花客”这个切口。这个长篇准备时间长，写作时间则用了两年多一点。从表面上看，这是一部带有反腐意味的作品，切进的生活面比较广泛，所以在素材的使用和剪裁方面就比较吃力。此作牵涉的事件、人物太多，枝节也多，一是怕写散了，二是怕写成一部纯破案的小说。

时代周报：书中的人物在现实中是否有对应的原型？他们身上有什么共性？

李佩甫：改革开放40年了，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是，谁也没有注意到资本的力量。过去，我们只是在理论上批判资本主义，可是谁也没有经历到资本在现实生活中对人们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全民式的、是无声无息的。这不是好与坏的问题，也不是对与错的问题。只是说，资本时期来到了。

这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不知人们注意到没有，现在所有的生物都在发生变化：老鼠正在一天天袖珍化；蚊子也加快了飞行速度，快到你再也打不到了；嫁接出来的果子味道越来越怪，花期是可以在冷冻室里更改的……我下去采访的时候，饭桌上酒桌上，或是一些会议上，见识过各式各样的官员或精英……我写的这些人物，应该说在生活中都有一定的人物原型做基础。这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多元化时期，是大变革时期，泥沙俱下，物欲横流，各种人物都涌现出来了，都在人生的舞台上表演。

持续关注“平原”精神生态

时代周报：从《羊的门》、《城的灯》、《生命册》到《平原客》，你为什么会持续关注一个特定地域的精神生态？

李佩甫：从历史上说，平原是一块最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这里一马平川，四季分明，平均气温十六、七摄氏度，土壤肥沃，可以说插根棍子都可以发芽。同时，这里也是儒家文化浸润最深的一块土地，是“羊气”最重的一块土地。正因为一马平川，这里无险可守，凡有“金戈铁马”打进来，于是就“得中原者得天下”了……这里的人生存能力极强，无论多么恶劣的生存环境，都能想方设法地去适应。因此像野草一样柔韧、顽强、生生不息；同时为了生存也犬儒、苟且、没有原则。我给在这里生活的人们总结了16个字：吃苦耐劳、坚韧不拔、不择手段、生生不息。这些认知和感觉，我都用在作品里了。

这块土壤是精华和糟粕共存的，是含有毒素的。这是一种慢毒，让人浑然不觉。在这块土地上，土壤与植物的关系极为密切。我一直在呼唤一个民族的神性，期望能把这种“羊气”换成“骨气”。点一盏灯，照亮他人，也照亮自己。

同时，在某种意义上说，平原是中国腹地，历史上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也是当代中国最有代表性的一块土地。所以，它的典型性是不言而谕的。

时代周报：与前三部作品相比，《平原客》又呈现出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李佩甫：我曾经说过，我是写平原的，我写的是土壤与植物的关系，我把人当植物来写。《平原客》既是我抒写平原的继续篇，也是我对改革开放40年来平原精神生态嬗变的一种研究。过去，我写底层人物比较多，关注的多是底层老百姓的命运，而《平原客》应该说是对这块特定地域精英人士的一种研究。我研究的是一批潮头人物，这些人大多也是从社会生活的底部冲杀出来的，是改革开放给了他们机遇，于是，他们的生活轨迹发生了变化，如副省长、市长、县长、局长、亿万富翁、号称“天下第一审”的破案高手，以及穷凶极恶的杀人犯等等。我想说的是：植物在发芽的时候，都是向着阳光的，可长起来就不一样了。在平原，最好的植物可以生长成什么样子？它们为什么长成了这个样子？

时代周报：对于文学和生活的关系，你有套“挖井”理论，认为要想写好小说，首先要在自己熟悉的生活中挖口深井。简单来说，就是作家应该更多地书写身边熟悉的生活，你是河南许昌人，你对于家乡是什么感觉？

李佩甫：对家乡，我感情是很复杂的。搞文学创作后，我在省城住了三十多年，傍晚散步时，每当我看到那些坐在马路牙子上吃饭的民工时，我就觉得我是他们中的一个。

开笔第一句最困难

时代周报：有的作家说，在写作时要把自己代入到人物中去，非常焦虑和痛苦。你有这种感受吗？

李佩甫：是的，我也有相同的感受，特别是有的时候，在写作过程中，人物的命运会发生变化，写着写着就不听指挥了，写不下去了。比如《城的灯》，我写到一半时，文中的“刘汉香”就不听指挥了，原有的设计和构想起了变化，怎么都不对了。于是我停下来，停了大约有两个月的时间，勉强把“气”接上，就只好按她的轨迹走了。

我这个人写东西有个习惯，就是必须得找到开笔的第一句话。尤其是长篇创作，每每找到了“第一句话”，才能找到整部作品语言行进的方向。所以说，开笔的第一句话，对我来说是最困难的。为这第一句话，有时需要等一个月，有时需要等上一年半载。比如《生命册》开笔时，就因为没有找到“第一句话”，没有找到准确的语言情绪，写了八个开头，最长的写到八万字，都废掉了。

时代周报：你自己是怎么从一个“平原客”成长为作家的？

李佩甫：我出身于工人家庭，往上数三代赤贫，没有识字的。自我记事起，家里唯一有文字的东西，就是半本皇历了。由此，当我上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已是家里最有“文化”的人了。所以，从童年始，凡是印有文字的东西，能找来的，我都会找来看一看。也正因为家里没有识字人，他们不知道我在看什么，也就没人干涉我，给了我阅读的自由。因为我看的都是大人眼里的“闲书”，正是这些“闲书”丰富了我的少年生活，我一下子拥有了一个极为广阔的世界。到稍稍大一些的时候，我已有了四本借书证：县图书馆的、市图书馆的、工人文化宫图书馆的、地区图书馆的，还有民间的（我乡下一个表姐在乡下四处给我找书，大多是些古书），以及文革中被一些学生从学校图书馆偷回家里的……但是，在这段自由阅读时期里，使我养成了许多坏习惯：一、我长年躺着看书。二、读书不求甚解，完全是凭兴趣阅读，看下去就看，看不下去，就撂掉了。三、由于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阅读文学作品的，当时有好多字还不认得，所以多年后，我在读音上还有许多“白字”，中学时期也曾被同学笑为“白字先生”。后来，由于广泛阅读的铺垫，我成了一个吃货，吃着吃着嘴就刁了，往“高、精、尖”上发展了。

童年时期尤其是假期，我常常一个人住在乡下的姥姥家。在姥姥的乡村，我是个外人，很孤独。那时，几乎对所有认识和不认识的中年人都要喊“舅”。一个孩子，每天要面对许多个见过面和未见过面的“舅”，那种陌生是很刺激人的。那一张张脸就像是课本一样，一页页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我姥姥不识字，眼已半瞎，每天两手摸着做饭，还要挪动着一双小脚上地里干活。可姥姥的“瞎话儿”每晚像月亮一样准时出现在我的耳畔，直至我入睡。姥姥虽然不识字，却知道很多“古今儿”，还会背很多戏文。姥姥所说的“古今儿”里既有很多民间的神话故事，也有家长里短。那就像一条河流，童年里，我就躺在这样的一条河流里慢慢长大。这样的时光，是很难忘的。成年后，当一部作品杀青时，有那么一刻，我是快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