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商：得风气之先 立时代潮头

从广州、澳门、香港到上海，再从上海到全国。自明清以来，粤商以岭南山海文明为依托，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促进了多个经济中心的形成和崛起。

杨黎光

面向大海，对外开放的商业传统，使广东成为中国与世界的交汇点。无论历史风云如何变幻，都阻挡不了中国从这里走向世界的脚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采取“封锁、禁运”政策，使我国对外贸易面临重重阻遏，只能与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及朝鲜、越南、蒙古等国家进行记账式贸易。当时，国家建设需要的大量物资、设备，如橡胶、化肥、精密机械等都要从国外进口，用于支付进口货款的外汇十分紧张。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广州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与两地贸易往来密切的历史传统再次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广东依托港澳，不仅成了中国内地联接西方国家的惟一管道，也是开展对外贸易，获取外汇的主要来源。

香港中华总商会促力广交会

为了打破孤立被动的经济局面，自1955年起，广州先后举办了规模不等的物资交流会、展览会等。香港中华总商会接获内地邀请后，积极推动香港商界人士参与，组织他们赴穗洽谈贸易。据《广州市志》记载：“香港中华总商会派往广州的第一个代表团在5月12-15日，3天内成交500万港元生意。”这在当时具有突破性意义，令人十分鼓舞。

1956年，广州外贸界人士在总结以往展会经验的基础上，向国家外贸部提出了举办全国性出口商品展览会的建议。经外贸部上报给国务院，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重视和批准，国务院于当年9月6日下发文件，同意在广州举办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同时通知要求中央各部委予以支持。于是，在外贸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的双重领导下，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的名义，于1956年11月10日至1957年1月9日，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在广州中苏友好大厦举办。

香港中华总商会接到中国贸促会邀请后，在为期两个月的展会期间，组织香港工商界千余人前往广州洽谈贸易。参加者包括土纸、山货、陶器、丝绸、茶叶、五金、印刷、食品、建材等行业商人，保证了展会的成功，使中国出口商品第一次有系统、有组织、有规模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也为正式创办“广交会”提振了信心，积累了经验。

有了这个成功的范例，广州外贸界人士又建议国家外贸部每年在广州举办出口商品交易会。经批准，1957年4月25日，由各外贸总公司联合举办的“第一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隆重开幕。从此，“广交会”名闻遐迩，每年春、秋两季定期举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渠道和展示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窗口。

首届“广交会”举办日期确定后，香港粤商积极参与，“首届广交会到会客商总计1200多人，其中香港客商占68%，其后每届不断增加，80%以上客商来自香港。即使‘文化大革命’时期，以及‘非典’肆虐期间，港中总（香港中华总商会简称）代表团亦从未缺席任何一届广交会。”（《亲历广交会》226页，中国对外贸易中心编，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

此外，香港中华总商会还应中国主办方委托，代为发送香港地区华商客户的所有请帖，成为香港所有客商的联络组织者。

中国经济发展的晴雨表

广交会创立初期，许多人对新中国、对广交会存有偏见，加上西方国家对新政权的抵制，很多人不愿意经销国货，对广交会也不感兴趣。经香港中华总商会极力宣传动员，终于引领华商承担起经销、代理、推广国货的重任，使内地产品得以打入香港市场，甚至通过香港转口到世界各地，为国家赚取了难得的外汇。

在祖国大陆最需要打破经济封锁的时候，在那个对外贸易困难重重的低潮期，香港粤商挺身而出，发挥沟通中西的传统能力，帮助国家破解困局，送上了客商云集的欣喜。

广州，再次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中心；粤商，再次担负起开拓国际市场的大任。广交会作为当时中西贸易的惟一管道，被誉为当代“十三行”，为这个一度封闭的国度透进了一缕清新之风。

然而，广交会在“文革”期间受到了不小的冲击。

出于对外汇的迫切需要，“文革”时广交会并没有中断，但是，所有的客商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香港中华总商会也认为那是一个“困难期”。这种“困难”是由于广交会作为一个贸易活动已经完全变味了。而且，外贸部门许多懂行的业务干部被整肃，外来客商再也找不到互相了解的合作伙伴，再加上全国“停产闹革命”，物资极度匮乏，严重缺少可交易的商品。对于当时的情景，加拿大中华总商会会长，从少年时代即随同其父参加广交会的谢英榛先生曾有这样的观感：

回忆“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们这些香港的“红色资本家”也入乡随俗了，进罗湖关时亦排列唱革命歌曲，上火车时便将西装脱下换上“中山装”，以免被红卫兵作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被勒令批斗。入住广州的宾馆后，也要举行向毛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仪式。

当时外经贸部门懂业务的经理们被夺权“靠边站”了，取而代之的是外行的“造反派”，洽谈业务时要与客商对谈“毛主席语录”，颇有“针锋相对”的意味。

那时，物资紧缺，计划经济带来了布票、粮票、油票、肉票等限量配额。而参加广交会的客商却可以凭证件享受“特殊待遇”，在广交会内购买紧缺的香烟、名酒等物资。不少亲友便托代购，大家都经常一大包一大包地抢购。中华牌、大前门牌的香烟较为昂贵，而上海生产的飞马牌香烟一包只要二三角钱。当时国内居民的工资低，飞马牌香烟很受欢迎。广交会大门一开，客商们凭证件蜂拥而进，从草坪中踩出一条路赶往大厅排队限量购买飞马牌香烟，购烟者便成了“飞马帮”。（《亲历广交会》254页，中国对外贸易中心编，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

“文革”十年浩劫，工农业生产全面陷入停滞，竟然让前来开展贸易的海外客商成了替国内亲友购买紧俏物资的“飞马帮”。

广交会由初办时的客商云集、购销两旺，到“文革”时期客商感到的种种“困难”，反映了当时国民经济的衰败，也预示着一场全面、彻底的变革即将来临。

广交会是中外贸易往来的温度计，也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晴雨表。1957年，首届广交会到会客商1200多人，洽谈成交1754万美元。这个数字，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外交各方面已经意义重大了，给新生的共和国带来了欣喜。“文革”时期，广交会虽然在周恩来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下得以延续，却也仅仅是保留了一个与世界进行经济交往的渠道而已。直到20世纪80年代，全国实行改革开放，广交会终于迎来了井喷式增长，出口商品年成交额突破了50亿美元。2006年，第99届广交会举行时，已经发展为有211个国家和地区的19万多的客商参加，交易额更上升至330多亿美元。50年间，从打破经济封锁的惟一外贸管道，到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平台，广交会一直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发挥着特殊的作用，也不断强化着广东作为对外贸易中心的前沿地位。

第一届广交会进馆证。

拉近中国与世界的距离

人类文明是在各民族不断交流与融合、相互学习与借鉴的过程中才得以发展的。任何国家或民族都不可能在孤立中走向富强，相反，却只会日趋沉沦。在差不多与世隔绝了30年之后，尤其是经过“文革”十年浩劫之后，中国的国民经济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让中国告别了那个“越穷越光荣”、勒紧裤腰带闹革命的荒唐年代。拨乱反正，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于是，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的时代强音；打开封闭的国门，重建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全面增进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文化、科学交往成为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

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一年前，1977年11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元帅在接见广东省委和梅州地区负责同志时即讲话强调：“既要埋头工作，又要抬头看看世界。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的发展，影响全世界。现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更加密切。”（《叶剑英选集》467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

“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人只有“抬头看看世界”，才能感到自己与世界的差距；中国只有融入世界，才能赶上世界的发展脚步。

中国不可能在与世隔绝中实现现代化，开放，就是要走向世界。但是，那时候的世界，对中国人来说却是异常陌生的。

广东毗邻港澳的优势再次显现，广东沟通世界的传统再次得以发扬。叶剑英、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吴南生等一批先后在广东工作过的领导干部，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成了“先走一步”、大胆进行改革试验的开拓者。经济特区，就在他们的探索中诞生了。

曾任广东省委书记（时设第一书记）兼深圳市委第一书记的吴南生同志，在2008年接受一位作家采访时回忆了参与创办经济特区的难忘经历，详细披露了这个历史性决策的诞生过程：

1979年1月8-25日，省委召开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会后，按照省委的分工，我率领一个工作组奔赴汕头市，传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开展调查研究工作。

……

2月28日下午，我从汕头回到广州。晚上，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就到我家中，两人交谈了很久。3月3日，在省委常委会议上，我在汇报工作时说，现在老百姓的生活很困难，国家的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了，我们应该怎么办？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我提议广东先走一步。……我提议在汕头划出一块地方搞试验，用各种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吸引到这块地方来。……

4月1-2日，在杨尚昆同志的主持下，常委会议同意向中央提出要求允许广东“先走一步”的意见。但对深圳、珠海和汕头“先走一步”的三个地方怎样“正名”，一时定不下来，叫“出口加工区”，会与台湾的名称一样，叫“自由贸易区”，又怕被认为是搞资本主义，这些，在当时可是天大的罪名啊！最后只好勉强安一个“贸易合作区”的名称，先上报中央。

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之前，习仲勋和我前往看望正在广州的叶剑英元帅，向他汇报先走一步的设想，叶帅非常高兴，很支持说：你们要快些向邓小平同志汇报。

……

4月下旬的一天，习仲勋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他郑重其事地提出，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在四个现代化中先走一步。习仲勋还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当然是借用的话），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他代表省委正式向中央提出广东要求创办贸易合作区的建议。

邓小平十分赞同广东富有新意的设想，他听说“先走一步”的地方名称还定不下来，就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吴南生回忆改革开放艰难起步:如果要杀头 就杀我好啦》，南方日报网络版2008年4月7日）

广东虽然想“先走一步”，但却没有想到要办“特区”。小平同志想到了。“特区”是以上所有建议和思想的总结和升华，它显示了小平同志过人的智慧与胆略。小平同志与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同志谈话。他说：“在你们广东划出一块地方来，也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特区，这个特殊而具有历史意义的名称便由此而来。“杀出一条血路来”，既是要探索改革之路，也是要强力打通走向世界的开放之路。

广东，这个有着悠久开放传统的南方省份再领风气之先，成为中国重新了解世界的窗口；香港及海外粤商，再次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推动者。

1912年前后，马应彪、郭乐等海外侨商相继回国，以四大百货公司缔造了一个繁荣的新时代，让中国人切实感受到了现代化的生活样貎。今天，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再次启程，以霍英东为代表的一大批香港粤商纷纷响应，广州的白天鹅宾馆、洛溪大桥、中山的温泉宾馆等最早由港商投资的项目又让封闭的国人耳目一新。

从马应彪到霍英东，从过去到现在，粤商始终在孜孜不倦地致力于中国的进步与发展，始终在努力拉近中国与世界的距离。

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

和当年积极参与广交会一样，经济特区成立后，反应最热烈、投资最踊跃的仍然是港澳及海外粤商。他们率先跨过罗湖桥，加入到了百废待兴的经济建设洪流之中。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引进外资启动已千疮百孔的经济，其第一推动力，并不是什么外国或异族人的资金，而是全世界，尤其是香港的华商。所谓的外资，90%实际上是华资。那时，外国投资商一直在观望，不敢相信中国就此真正开放，唯有华商，毕竟血浓于水，才义无反顾，把大量的资金投入—这也许又是儒家的传统的重义轻利了。（《雷区1988：中国市场经济理论的超前探索》20页，谭元亨著，广东经济出版社2012年8月第1版）

1984年，邓小平同志到广东考察。在深圳，他留下的题词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国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在中山，他留下的话语是：“不走回头路！”在珠海，他留下了“珠海经济特区好”几个大字。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开放的中国已经走在通向世界的大路上，她势将勇往直前，直达未来的彼岸。

1992年初，又是一个东风送暖的季节，邓小平同志又一次风尘仆仆地来到深圳、珠海经济特区。

在深圳期间，邓小平边观光市容，边和陪同的广东省和深圳市的负责人亲切交谈。他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地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在之后的考察中，邓小平同志发表了 “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等著名论述。

2012年12月7-11日，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的习近平就到深圳经济特区考察。他强调，党的十八大向全党全国发出了深化改革开放新的宣言书、新的动员令，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团结奋斗。

在开放的年代，南方、广东，一次又一次成为中国的焦点，历史的焦点。

从广州、澳门、香港到上海，再从上海到全国。自明清以来，粤商以岭南山海文明为依托，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促进了多个经济中心的形成和崛起。他们作为一个不事张扬的商人群体，承受着近代中国的转型之重，一点一滴、脚踏实地而又卓有成效地推动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他们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每个关节点上，都以其深厚的商业文明底蕴，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们身处中国的“南风窗”，总能得风气之先，立潮头之端。

开放、创新、进取是粤商的传统，也是粤商的标志。浩瀚的海洋使粤商获得了有别于徽商、晋商的成长经历与精神气质。他们始终处于中国对外开放的最前沿，得益于海上贸易，也致力于对外开放。他们的成败兴衰，既反映了中国沿海商人面临世界大局变幻时的调适和应对，也折射了中国维新变革的艰难与成就。可以说，粤商的演变史，浓缩了传统中国努力融入世界潮流，追求现代化的卓越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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