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近14万个家庭轻松筹求助：互联网公益平台求生记

2017-04-11 03:19:38

来源: 时代周报

互联网公益平台犹如中国慈善事业中的一条鲇鱼：在一些传统慈善组织公信力缺失之时，公众更愿意相信熟人转发的求助信息。

时代周报记者杨凯奇发自广州

凌晨0:45，广州某医院，陈鸣（化名）在妻子罹患白血病后习惯了熬夜。但他心中一块石头已经落了地—通过在互联网平台轻松筹上发布求助信息，陈鸣在一天里得到1.3万多次个人捐助，筹集了妻子治疗急需的100万元。

速度之快，连他自己都感到惊讶。

2015年以来，从轻松筹、腾讯公益等平台发布的求助信息便时常在社交网络刷屏，求助金额从数千元到100万元不等。轻松筹公关负责人张颖丽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轻松筹有三大业务板块，除公益捐助外，还有生鲜电商和梦想清单。“毫无疑问，微爱通道是我们最大也最受关注的板块。”

根据该平台官网的信息，轻松筹现有注册人数1.24亿，筹款项目超过154万个，支持次数超过2.5亿。这份成绩单让轻松筹获得资本的青睐：B＋轮融资共融得2000万美元，投资方包括腾讯、IDG、德同资本和同道资本，估值已达3.5亿美元。

与高居不下的热度相反，大多数互联网公益平台仍未摆脱法律地位不明晰的窘境。在筹款性质究竟是“募捐”抑或“个人求助”之间，争议声一直不绝—按照已施行的慈善法，非慈善组织不能发起公开募捐。随之而来的是对“骗捐”的声讨。2015年，轻松筹医疗救助项目遭到用户举报1150起左右，相当于每天有3起用户举报。审核门槛不高、平台收取2%手续费、求助者可自行改变求助金额等问题，让公众质疑自己捐出去的钱是否真的到了有需要的人手上。

清华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对互联网公益平台这一新生事物保持乐观。“网络未来会主宰我们的生活方式，谁都无法回避。互联网也在对传统的慈善组织进行筛选，不能适应互联网时代的慈善组织可能面临淘汰。”她认为，互联网公益平台的出现将改变中国慈善事业的生态。

资质争议打下分号

互联网公益平台招致的争议此起彼伏，“名分”的模糊是其阿喀琉斯之踵。

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张颖丽一再强调，轻松筹的微爱通道是“个人救助业务”，而在现行慈善法中，并未对个人救助作出明确划分。

轻松筹模式究竟是募捐还是“个人求助”？贾西津也感到这是个很难掰得清的问题。

“慈善法规定，网络公募平台要有资质，使用网络平台的人要有资质，所以是双重资质下才可以开展公募。但慈善法把个人求助排除在慈善活动之外，所以个人求助按说是不受慈善法规制的。但罗尔事件是被视作募捐的。”贾西津解释，“按照严格的解释，用轻松筹发起可能是不合法的。但按照法义解释，公募定义就是慈善组织的某种行为，如果不是慈善组织，可以说根本不涉及公募的问题。”

2016年6月21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轻松筹微基金上线。由于红会是具有公募资格的慈善组织，因而该微基金也享有公募资格。这被认为是轻松筹寻求募捐资质之举。

张颖丽回应称：“早期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看到我们的互联网筹款模式，觉得可以与传统公益筹款相结合，是一种很好的人道救助方式，倒也算不上是寻求慈善资质而去达成的合作。”她把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轻松筹微基金的成立定义为“在新慈善法未明确个人救助性质之前的一种公益尝试”。

网络平台的尴尬地位，其实并未完全遭到新《慈善法》的忽视。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王名向时代周报记者介绍道，《慈善法》规定要建立健全三类信息平台，即国务院民政部门统一建立的信息平台，国务院民政部门统一指定的信息平台，慈善组织自建网站。民政部门指定信息平台，即是指轻松筹这样的社会平台。

去年7月，民政部下发了《关于遴选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的通知》（下称《通知》），回应这一规定。首批13家获得审批的信息平台中，轻松筹、蚂蚁金服公益平台、腾讯公益等忝列其中。

王名表示，《通知》只是为互联网公益平台资质的争议打下分号，“国务院民政部门统一的慈善平台还没建立起来，慈善组织自建平台也还要一段时间，只有三类信息平台充分发挥作用以后，轻松筹这样一种慈善创新形式才有可能纳入法治的轨道”。

慈善法中对应平台的规则、监督机制还未建立起来，因此轻松筹们并未完全合法。王名进一步解释道：“其他两个平台的完善，可以使‘轻松筹’这样的指定平台也能够以合法的形象出现。目前这种模式只能说是在创新阶段。如果想用这种形式大规模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包括募集资源，可能还有很大风险。”

轻松筹不轻松

138837个家庭。众筹平台轻松筹公关张颖丽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这是2016年通过轻松筹发起的大病救助项目总量。

时间回溯到两年前。2015年是轻松筹医疗救助业务井喷的一年，当时他们却一度想过放弃这块业务，投资人亦如此劝说。按照她的说法，2016年医疗救助业务亏损1000万元，靠其他板块填补，轻松筹去年才微有盈利。

轻松筹遭遇的另一争议是捐款额2%的手续费。张颖丽称，钱主要花在人员、平台搭建和审核上，目前与医疗救助业务有关的人员约有220人，包括客服和审核团队。但她并未告知去年手续费的具体数字。

对一个商业众筹平台而言，把最大的人力和财力投入到一个并不赚钱的板块，似乎很难说得通。张颖丽表示，一方面，公司创始人“有做公益的志向”；另一方面，医疗救助业务是市场和用户选择产生的，“众筹天生就有公益的基因在，用户重视的业务，我们不做也会有人做”。她透露，微爱通道能带来不错的流量，其他板块也在其导流下陆续得以构建，如今“算是挺过来了”。

2016年轻松筹成立了社会责任部—专门针对微爱通道业务的部门。

推动传统组织改革创新

互联网公益平台犹如中国慈善事业中的一条鲇鱼：在一些传统慈善组织公信力缺失之时，公众更愿意相信熟人转发的求助信息。如何在互联网时代挽回公信力，如何与互联网公益平台相处，是所有传统慈善组织正面临的挑战。

“互联网信息平台提供了更多自由度，求助人有很多种性质、很多种求助方式。相比之下，红会只有一种组织，一种宗旨。”贾西津表示。

红会-基金会-互联网公益平台的演进，代表着一条公益参与主体不断下移的轨迹。

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暴露出红会体制上存在的诸多顽疾。

这客观上推动了以企业家、演艺界人士为代表的社会精英群体参与慈善事业。他们参与的方式是成立各种基金会，其中以壹基金、嫣然基金最具代表性。但这些基金会也相继暴露出善款运作不透明等问题。

与前两者不同，互联网公益平台更加“草根”。例如轻松筹最初的定位就是生活众筹平台。

2014年，一名工程师突患急性肝衰竭，他的同事通过轻松筹来帮他筹集治疗费，成了轻松筹第一个个人救助项目。“公司技术部的同事发现这个项目在技术圈和创业圈传开，我们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轻松筹不止可以用来圆梦，还可以用来救人。”张颖丽表示。

用户需求倒逼轻松筹开始重视规则构建。这一自发的“草根”模式令所有人没有做好准备。

张颖丽表示：“从平台方来说，对于成功的个人求助项目，如果有捐款人对款项的使用问题产生质疑，我们会尽可能和受助人联系解决问题，比如退款、把剩余款项捐到基金会、再或者把剩余款项用作康复费用等。除此之外，我们也在和基金会、全国的医院建立合作，一方面希望更多项目被基金会认领利用公募的方式获得更多帮助；另一方面是希望善款可以由医院接收，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专款专用。”

张颖丽把轻松筹模式视作传统慈善组织的补充，能推动解决慈善组织难以顾及的角落问题。“为了给家人治病，让很多原本不错的家庭因病返贫。这一部分群体，往往是很难受到慈善组织的帮扶和救助的。相较传统的募捐平台，轻松筹在对这部分困难家庭的救助方面存在一定的优势。”

王名表示，“互联网公益信息平台的出现不是一种冲击，而是推动红会、基金会这样的传统组织改革创新”。他指出，传统慈善组织与互联网信息平台合作募捐，就是改革创新的一种途径。

贾西津认为，传统慈善组织在未来仍是不可或缺的，甚至能通过网络进行发挥更大的效应。“平台终究只是提供信息发布的职能。像冰桶挑战这样走红全世界的项目，传播虽然是靠社交媒体，但背后一定站着慈善组织。慈善组织给这样的项目提供了目标，募得的款项也要由慈善组织来落地。”

对传统慈善组织在互联网时代的转型，贾西津亦赞同和现有互联网信息平台进行合作，产生基于互联网背景的新项目和新的行为方式。

以轻松筹为例，2016年9月《通知》下发至今，各基金会在轻松筹平台上线76个项目，共计募捐金额400多万元，累计捐赠达234770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