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引领全球化并非“一个霸主取代另一个霸主”

    时事 > | Time Weekly - 2017-03-28 01:33:10 来源:时代周报
  • [摘要] 3月26日,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闭幕。同日对外发布的《博鳌亚洲论坛宣言》提出,要通过加强对话与合作来改革和完善国际经济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

    3月26日,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闭幕。同日对外发布的《博鳌亚洲论坛宣言》提出,要通过加强对话与合作来改革和完善国际经济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此次年会共有来自6个国家的领导人、200多位演讲人、1800名代表参加,通过65场不同的活动,围绕“一带一路”、“增长”、“改革”和“新经济”四大板块展开交流和探讨。

    此次年会还发布了促进经济全球化宣言,指出经济全球化是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相关结构性矛盾的根源,是现行全球治理体制同世界经济格局深刻变化不相适应造成的。因此,采取逆全球化措施,不可能解决这些结构性矛盾,甚至会为全球经济增长带来新的挑战。与会人士对此表示高度认同,认为全球化是大势所趋,各国必须主动适应经济全球化,改革全球治理体系。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谢尔盖•卢贾宁认为,在上世纪90年代,全球化只能通过西方的方式实现,如今中国为世界增加了“中国选项”。让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全球化的“中国选项”目标明确;坚持创新驱动、协同联动、与时俱进、公平包容,全球化的“中国选项”思路清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成立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全球化的“中国选项”行动务实。

    放眼全球,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梦想离不开对外开放。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表示,随着全球经济重心逐渐从发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转移,全球化已进入全球治理进程的新阶段,东方和西方将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平等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共享全球治理的成果。

    时代周报记者 谢江珊 发自上海

    “全球化”是经济学家邵宇经常谈论的话题。“现在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两只黑天鹅,看到的是黑天鹅湖,湖上全部是黑天鹅,这就是现象,也是实质。”他如此描述全球政经格局。

    邵宇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从2016年开始,全球化进入逆转状态,民粹主义崛起,贸易保护、汇率争斗等一系列保护措施出台,G20峰会联合公报首次删除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相关措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全球化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临界点,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逆全球化过程,进入全球化断裂地带,存在很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依据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制度与规则,邵宇对全球化的发展阶段进行了划分。从大航海时代的“全球化1.0”,到英国主导的“全球化2.0”,再到美国主导的“全球化3.0”,全球化规则本身就是世界各国相对综合实力的镜像,全球化体系的更迭则折射出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随着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崛起,全球化正在向由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推动并主导的‘4.0时代’迈进”。

    从黑天鹅到灰犀牛 全球化加剧不平等

    时代周报:2016年,“黑天鹅”事件频出,英国“脱欧”、美国选出新总统,主张反全球化和保护主义,美、英等国政策变化,外界普遍认为“逆全球化”思潮上升。你认为这股思潮是欧洲部分的还是全世界的?

    邵宇:其实已经蔓延到整个世界了,只不过表现形式会不太一样。以前所有人都去适应发达经济体,跨国公司、新兴科技巨头收获颇丰,但在整个过程中,中下层民众的选票对此作出负面反馈,这样就必须在政治上有反映。如果政治上代表民粹的力量上台,那自然有新的诉求,进而导致一种全面的变化。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可能只是开始,更多的变化还会不断展现出来,特别是欧洲大陆上的那些传统发达国家。

    时代周报:相对于黑天鹅,现在还有一种灰犀牛的比喻,指大概率危机问题,如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加剧,就被认为是一头灰犀牛。你如何看待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加剧问题?

    邵宇:全球化实际上是价值链的再分工。在全球化最早的1.0航海时代,英国直接用坚船利炮把殖民地抹平,杀光原住民,以获取黄金和财富的原始积累。现在,对不发达国家而言,是用自己劳工的血汗包括环境污染等一些代价来获得和平的资本原始积累。在此过程中,必然导致发达经济体的一些工作岗位被取代,这是一个选择的结果。

    经济体分成发达的和不发达的,不发达的有一个追赶过程。在追赶过程中,当然能够给发达经济体带来一些收益,但这些收益并不是全体民众的,主要是被一些超级富豪所分享。这就导致穷人反对全球化,最终成为潮流并发生根本性变化。

    全球化对造成贫富分化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并不是主要原因。现在大家对全球化有误解,认为是全球化导致新兴经济体公然抢走了发达经济体里中产、白领的一些工作机会。实际上,造成发达国家经济体内部贫富分化的原因,并不是全球化,巨富、科技巨头跟员工之间的收入、财富差距才是真正贫富分化的来源。只不过大家更愿意把全球化作为一头替罪羊来进行征讨。

    不过我们也能够理解,批评别国工人抢走了我国工人的工作机会,远远比指责我们国家的富人有多么富有,在政治上显得更加正确。

    时代周报:全球化如何照顾到被边缘化和利益受损的人群?

    邵宇:一是通过战争,就像上世纪20-40年代发生的战争一样。但更为高明的方法是给失业的、贫困的人以更多的培训机会,平衡发展,让他们能够重新参与到全球化的过程中去。同时,发达国家需要对那些没有得到分享的个人作出补偿,但这种补偿不是剥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和其人民获得财富的权利,而应当从利用全球化赚得盆满钵满的超级富豪那里分得更多。就是说,应该对超级富豪、跨国公司的转移定价、逃税等情况作出相应规范,使其回报整个社会,从而获得相对均衡。

    在此过程中,能不能做到国与国之间的协调,在自由贸易的环境下再通过国内政治的调整来完成贫富相应的再平衡过程,极具挑战性。

    时代周报:你提出了全球化4.0的概念,那我们现在处于什么阶段? 

    邵宇:现在全世界正处于一个从全球化3.0到4.0的断裂地带,以前从2.0到3.0也有一个断裂阶段,主要原因就是美国要退出原来它所缔造的3.0秩序,但中国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弥补这样一个真空。在这种断裂地带中,中国正在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服务,包括区域一体化等功能。

    时代周报:这个断裂会持续多久? 

    邵宇:全球化2.0向3.0过渡,也就是英国和英镑所引领的全球化向美国和美元所引领的全球化过渡的过程,整个断层接近30年时间,大约是从1914-1945年。这其中发生了很多事,比如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以及一些极端势力的崛起等。按照历史经验来看,这个断裂可能会持续10-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我在新书《全球化4.0》里说过,至少要等到20年或者20年以后才能迎来全球化4.0时代。中国需要接近十几年的高速发展,经济总量才能赶上美国,而想要人均GDP达到世界领先的高收入国家水平,则需要基于更长时间的发展,这样才能维持和提供一个更为稳固的秩序、市场和力量源泉。中国未必是取代美国,很长一段时间里,很有可能是跟现有秩序合作。

    新旧动能转换是世界难题

    时代周报:目前全球化正停滞不前,未来全球化的动力主要源自哪里?中国在其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 

    邵宇:对发达国家而言,其致力全球化的动力正在慢慢消散。对中国而言,需要能够引领或在一定程度上为推动全球化作出自己的贡献。中国是一个需要消费的、正在增长的中等收入国家,能够在区域上带动周边国家,包括像东南亚、西亚、南亚等国家,一起完成制造业产业的再度聚集,为这些国家提供基础设施,让他们提供能源以及市场,让这些国家能够真正加入全球化、共享红利。

    在此过程中能不能够拉动发达国家?当然可以。发达国家在创新方面拥有优势,只要它愿意共享。以前认为,未来世界的希望就是美国的高科技和中国的城市化。现在如果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不妨可以看得更宽广一点,未来世界的希望可能就在于发达国家的技术、新兴市场的劳工、不发达区域的市场和基础设施。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起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如果发达国家不能提供更多的市场,闭关锁国或者贸易保护,中国就要有动力为不发达的国家提供更大的市场、产业链的输出、投资及国际秩序的再造,包括区域性的自由贸易协定、金融资源的输出、区域安全的规划和南海共识等。

    时代周报:在“逆全球化”的思潮中,中国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大战略,是否会遭遇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这几年西方社会对待中国的态度有什么变化?

    邵宇:历来看都是这样的,但现在大家处于核均衡和核恐怖的环境下,大国之间可能很难用武力去解决这样的争斗,所以不排除会有一些相应的争夺或者风险,希望各国能够用更高更大的智慧克服,当然这也意味着大国都需要做一些相应的调整。大国之间协调共处,上升到战略合作伙伴和利益共同体的角度,我觉得可能就是未来十几年的发展趋势。

    这种心态是双重的,就像你看到一个原来差得很远的邻居突然强大起来,心态是类似的。一方面你想跟他套近乎,另外一方面又希望他不要发展得那么快,这里有一个调整心态的过程。从全球化1.0到2.0再到3.0,都是西式现代化的一种,三级不同的浪潮都是西方主导的,存在很明显的主从关系。但是别忘了,全球化1.0之前,中国的丝绸之路其实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纽带,带有更多的东方主导的色彩,现在中国要重新发扬光大。

    中国正在参与到主导全球化的过程中来。比如《巴黎气候协定》关注减霾,减霾的核心其实是发展权。如果一味认定雾霾都是发达国家排的,那就没法继续了,所以中美之间达成协调很重要。特朗普上台以后,估计《巴黎气候协定》有可能废掉,意味着以前所达成的历史妥协,包括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重大妥协就会告吹,大家会回到一个死结上去。

    时代周报:在上世纪90年代,全球化只能通过西方的方式实现,如今中国为世界增加了“中国选项”。一些西方媒体和观察人士认为,下一阶段将是“中国引领的全球化”。你对此怎么看?

    邵宇:慢慢来。挑战在于,第一,中国在整个世界中如何定位自己,如何跟现有利益以及发达经济体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第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对内如何考虑。因为对内也有全面深化改革、财务分化、污染治理等问题,要对自己的民众作出相应的协调,要集中有特色的方案去解决根本问题,才能对整个全球化带来真正有感召力的理念和解决方案,而不只是一个霸主取代另一个霸主的过程。

    时代周报:目前,旧动能在衰减,新动能尚未壮大,导致全球化暂时陷入低潮。中国目前也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你怎么看这一时期?

    邵宇:旧的产能代表相应的就业、劳动力、福利。没有大型的技术创新包括史诗级的革命发展,很难完成新旧动能转换。无法完成新旧动能转换是全世界面临的状态,所以大家才会讨论分配的问题,而不是更多地探讨开创或者创新。

    中国方案:用增量化解存量

    时代周报:根据最新出炉的《博鳌亚洲论坛亚洲一体化进程2017年度报告》,近年来亚洲区域内贸易依存度呈现出上下波动的特征,但2014年开始变为负增长,2015年则降至最低点。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邵宇:亚洲本身就是一个产业链,日、韩提供更为上游的原材料、零件和设备,中国进行组装生产,下游的一些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分布到东南亚,欧美这些发达经济体是终端销售系统。现在全球贸易的增值已经很慢,必然对整个需求产生压力,一旦需求被压缩,亚洲的产业链结构就会变得不稳定,或者说产能总体而言过剩,整体贸易水平不可能很高。

    时代周报:据IMF估算,亚洲已占全世界经济的40%,且在未来4年内将贡献全球经济成长的近2/3。亚洲各经济体之间应该联合起来吗?

    邵宇:亚太本身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但这个市场的一体化受到很多侵扰,特别是日本考虑到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特别愿意去加入整个亚太自由贸易区。大家各有各的算盘,很难达成一个特别有效的区域整合目的,所以整个亚太的力度都在减弱。当然也有一些尝试,比如RECP,但现在这个阶段也很难期待太高,需要时间。 

    时代周报: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下,亚洲区域经济发展对发达经济体市场的依赖性将逐步降低。有外国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加上亚投行,意味着中国不再是全球化被动的接受方,而是有意成为全球化的创造者。

    邵宇: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创造者。现在整个国际的经济贸易都由现有大国主导,但现有大国都比较任性,不喜欢新的玩家来,自己也不愿意调整,只能用增量化解存量,或者说至少是用一部分新的增量倒逼现有的框架作调整。现在包括亚投行的成立,对IMF、WB都形成了一定触动,迫使他们去进行份额调整,这就是一种很现实的态度。中国以前改革的逻辑也是这样,现有经济存量中的国有企业太大,就直接发展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国企相应也就调整了,这就是用增量带动存量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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