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珠三角引擎：创新深圳输出模式

2017-03-07 04:17:10

来源: 时代周报

30多年前“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被“一天46件发明专利”的“新深圳速度”代替，成为中国经济创新驱动转型的新注解。

时代周报记者陆璐发自深圳

一篇题为《新深圳速度：一天46件发明专利》的文章数月前曾在朋友圈刷屏，用数字说明了深圳科技创新爆发出的惊人能量。

30多年前“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被“一天46件发明专利”的“新深圳速度”代替，成为中国经济创新驱动转型的新注解。高校及大院大所被看做是科技创新的发动机，而这样的成绩却发生在仅有6所高等院校的深圳。

过去30年，经济的全面开放和政治的稳健，共同组成了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形态。跟经济领域的全面开放不同，科技领域的创新大都由政府推动、高校和科研机构具体执行，且大多采用行政管理模式。这导致科技创新与市场脱轨，科技和经济“两张皮”的现象一直存在。

这使得科研体制改革成为必要。而深圳成熟的产业环境、良好的创新生态天然地为科技资源的流动提供了土壤。从高教小城到科研大城的华丽转身，其背后秘诀离不开两个关键因素的推动：市场驱动和科技创新体制改革。

“面积1996平方公里的深圳，是最接近硅谷的一块地皮。过去深圳的新型研发机构做得全国最好，以后深圳应继续发扬优点，打造好创新创业生态。”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曾专门研究深圳式科研创新的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吴金希如此表示。

中科院的“试验田”

2006年3月25日，当樊建平接过中科院党组任命，踏上南下深圳的列车时，实际上并不知道，将由他牵头组建的中科院先进技术研究院（下称“先进院”），究竟能玩出什么花样来。

“这是一个看起来没有学科架构、听起来谁都不知道会长成什么样子的科研机构。”十年后，在先进院位于深圳南山的办公大楼里，樊建平对时代周报记者回忆道。南下前一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深圳市人民政府和香港中文大学在深圳市三方共建的先进院成立，原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副所长樊建平被任命为先进院院长。

在参考了国外多所大学设立的先进技术研究机构的做法后，先进院确立了两个定位：一是给深圳及珠三角已有的工业提供核心技术；另一种是建立新工业，即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准备未来的核心技术。此外，和传统科研机构最大的区别是，先进院没有学科架构，并且实行理事会管理。

这等于是在沿用行政管理模式的科研管理体制中，撕开了一个口子。

“理事会管理不同于一般的行政管理模式，前者只有一个领导，‘人、财、物’相关的制度由一个与研究院很近的理事会制定后可以高效执行，并近距离有效监督。而后者开完会后的具体落实是由隐藏在其后面的各个委、办、局实施，实际上是多重领导。”樊建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这样解释。

现在来看，正是面向市场的科研定位和体制创新，激活了先进院的活力。以科研为主，依托集科研、教育、产业、资本为一体的微型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先进院集聚了一大批科研精英，推动了机器人、高端影像、低成本健康等产业在深圳的快速发展。

十年来，先进院累计与华为、中兴、腾讯、美的等知名企业签订工业委托开发及成果转化合同426项，与企业合作联合申报产学研类政府资助项目654项，横向合同金额累计达3.53亿元，带动新增工业产值超过200亿元，拉动社会资本超过30亿元，成立5个产业发展资金，对外投资累计超过4亿元。

为更好地满足深圳产业发展需求，2016年5月，依托先进院建设的“中国科学院大学深圳先进技术与工程学院”（简称“国科大深圳学院”）正式成立，计划从2017年起，按照7:3的比例招收理、工、医等多个门类的硕士、博士，未来招生规模还将逐年扩大。

从国有新制到官助民办

和数量稀少的高校资源形成对比的，是深圳众多以科技成果孵化为主要目的的创新载体。

根据深圳市科创委提供的一份《深圳市创新体系调研报告》，截至 2015年11月，深圳市共拥有各级创新载体1247个，与2011年底的563个相比，数量不仅翻番，年均增速还超过20%。最新的数据显示，2016年深圳又新增了210家各类创新载体。

与此同时，深圳高新技术产业产值持续快速增长。2016年，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值19222.06亿元，同比增长11.13%，实现增加值6560.02亿元，同比增长12.18%。来自企业自建、校地合作，以及政校企共建的创新载体，为深圳的创新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早在30多年前，深圳的政府官员就明白，在短时间里建成一批一流大学，绝非易事。破解科技资源匮乏的难题，深圳显然不能走北京、上海的老路。

上世纪90年代，深圳开始探索校地共建的产学研合作模式。1996年，清华大学与深圳市政府共同投资8000万元建立的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成为中国第一家以科技成果转化为主的科研平台。

研究院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以企业化方式运作。这个号称“四不像”的新型科研机构，一方面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同时又要自身向市场“找饭吃”。其开创的不少管理模式和经验，后来被先进院、北大深圳研究院等一批“国有新制”科研机构借鉴。

到2016年5月，深圳科技转化的重要载体—虚拟大学园里已聚集了58所国内外知名院校。其中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42所中国内地院校，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6所香港院校，佐治亚理工学院等7所国外院校。

这也为人才需求提供了重要支撑。据深圳虚拟大学园管理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截至2016年9月，虚拟大学园16年间累计培养各类科技人才超过21万人，其中培养博士1672名，硕士4.095万名，本科生4.6万名，订单式培训6.6万多名，引进实习生4000多名，博士后140名。

除“国有新制”的事业单位之外，近年来，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等一批新型科研机构，通过“官助民办”的形式，在推动源头创新和快速产业化方面迸发出惊人能量。如光启拥有全球超材料领域86%以上的核心专利，大疆创新的消费级无人机约占全球市场的70%。

创新壁垒待解

作为全国首个出台民营科技企业发展条例的城市，深圳率先“吃螃蟹”，但发展至今，掣肘创新的政策和体制障碍依然存在，由城市资源短缺和成本抬高带来的承压也不容忽视。2016年深圳房价飞涨，频频传出本地企业总部将迁出的消息，虽然后来被证明不实，但多少暴露出制约深圳创新发展的潜在风险。

一位长期观察深圳城市发展的专家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改革开放30多年以后，深圳的闯劲有逐渐消失的隐患，官僚主义、保守享乐主义有所抬头，“这是深圳目前应考虑的严峻问题”。

这种工作作风问题，也正是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马兴瑞在任深圳市委书记时屡次公开批评的。

另一方面，十多年来，深圳的科技创新事业红火主要体现在企业积极开展自主创新，创新成果绝大部分属于跟随创新的范畴。而未来产业升级所需的“科学知识”，极大倚赖于自身的基础研究积累。单纯依靠现有的特色学院建设，深圳在未来的科技竞赛中难以继续保持优势。

为补足基础创新能力不足的“短板”，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与国际竞争中抢占先机，2017年，深圳市政府提出从今年起实施“十大行动计划”，其中包括布局十大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设立十大基础研究机构、组建十大诺贝尔科学家实验室。其中，以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中村修二和2005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罗伯特·格拉布斯分别领衔的研究院已于去年底相继挂牌成立。

日前，深圳科创委对时代周报记者回复称，十大基础研究机构尚处于方案拟定阶段，两个诺奖实验室则正着手面向全球组建科研团队，以及购置相关科研设施。

“上半年主要筹建准备，预计下半年能看到一些科研上的实质进展。”中村修二实验室工作人员回应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