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家三代书写东瀛传奇,以家史窥国史

    生活 > | Time Weekly - 2017-02-14 03:26:07 来源:时代周报
  • [摘要] 目前中日关系的心结,主要还是因为日本曾经发动了侵华战争。怎么才能把这一页历史翻过去?

    时代周报特约记者 张薇 发自广州

    《三代东瀛物语》,是日本女作家元山里子所写的一部细微却不平凡的家族史。书封上写着一句话:“一切国史都是人的历史。”

    元山里子的父亲,是厦门大学数学系教授李文清,也是哥德巴赫猜想第一人陈景润的恩师。元山里子以父亲的个人经历为主线,讲述了父亲受社会各界资助东渡日本求学、回国经历“文革”的种种人生故事。而她本人,在1983年踏着父亲的足迹同样远赴日本后,也开启了另一段传奇,并有了一个不平凡的身份—日本侵华老兵元山俊美的遗孀。近日,元山里子接受了时代周报记者独家专访,采访中,她说自己想强调“作家的使命”。“过去中国或者日本都经常谈作家的使命,可最近都不提了。我在日本的岁月比在中国多,所以反而看到了中国好的东西(传统),和正在失去的东西。正如鲁迅说,中国人倒洗澡水时,把小孩也倒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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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鼓励陈景润“成名成家”

    时代周报:《三代东瀛物语》是一部家族史,是什么促发你写这本书的?

    元山里子:小时候经常听父亲讲过去的事情,刚开始还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触,觉得那不过是旧时代的旧故事。然而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阅历和经历随之积累,反过来回味父亲的故事,越来越觉得,父辈的经历并不是已经过时的糟粕,而是对我们新一代年轻人的启迪。

    我曾在书中说,“父亲是旧时代美德的见证人”。他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小乡村里穷苦人家的孩子,不仅家里没有钱,也没有任何有钱有势的亲戚可以依托。以他当时的家境,根本就不可能有经济能力接受中等教育、高等教育,更没有钱出国留学。可是我父亲读的中学和大学,都是当时学费最昂贵的“教会贵族学校”。父亲的同学,大多是大财主大富豪的子弟。但父亲并没有因贫富悬殊受到歧视,富豪同学们甚至还很尊敬我父亲。

    旧中国或旧社会办教育的思路是“培养杰出人才”,一旦觉得你是一个有培养前途的人才,社会各界就会“不惜成本”地帮助你,钱根本不是一个问题。父亲就是因为学习好,被认为是人才,得到了整个社会“不惜成本”的培养。而现在办教育的思路,是“普及大众教育”,整个社会对扶助贫困学生上学读书十分重视,却失去了旧中国“不惜成本”培养精英、珍惜人才的传统美德。

    钱学森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我父亲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回答“钱学森之问”。

    时代周报:李文清教授是知名的数学家,也是陈景润的恩师。书中用一节的篇幅写了父亲与陈景润的友谊,你本人与陈景润有其他交往吗?

    元山里子:在1970年代后期,陈景润一度曾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陈景润的辉煌,其实背后也有我父亲不小的“功劳”。陈景润是1950年考上厦门大学数学系的,当时我父亲刚刚海归,被分配到厦大教书,所以陈景润是我父亲的第一届学生。当时厦大数学系只有4个人,师生关系自然十分密切。

    父亲继承了旧中国培养杰出人才的传统思路,鼓励学生们“成名成家”。但当时新中国提倡学生要为国家而奋斗,为此,父亲在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对自己的言行特别作了检讨。现在的厦门大学数学系还存有父亲当年写的《检查》:“(我)散布资产阶级成名成家的思想,学生陈景润受到了严重的毒害。”这是他的真心话。父亲曾说:“我曾经一度感到很对不起陈景润,因为是我促使他成为了一个不符合时代潮流的人,使陈景润遭受到了许多‘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苦难。”

    陈景润搞“哥德巴赫猜想”研究,是他个人自己偷偷搞起来的,完全不是组织上布置的科研任务。那时单位里给他下达的研究任务,是配合国家经济建设搞应用数学的课题。后来陈景润攻读华罗庚的数论,也是父亲为他找的课题。陈景润在1956年写出了一篇《关于利他问题》的论文,弥补解决了华罗庚未能解决的问题。父亲非常高兴,他先是帮陈景润修改论文,又在厦大数学系里公开了陈景润的论文,最后想方设法把陈景润的论文直接送到了华罗庚手里。

    1981年,陈景润作为最炫耀的星星到母校参加校庆,到我家来看望父亲。那天,我斗胆地拿出自己最好的笔记本,请陈景润给我签字。两年后的1983年,我离开中国去了日本,没有再见到过陈景润。不过我知道,陈景润逝世后,他的夫人由昆女士还多次来我家看望过父亲,有时候还带孩子一起来。

    “文革”中的“政治智慧”

    时代周报:1943年,李文清教授曾接受银行家施享伍先生的援助,与施先生的公子施玉祺一起东渡日本求学。施家后来的情况如何?

    元山里子:解放后不久,施享伍家被评为“买办资本家”,被没收了财产。后来,我父亲每个月寄生活费给施享伍夫妇。施先生夫妇去世后,我父亲在“文革”后还去看望了施先生的孙女儿。父亲的结拜兄弟施玉祺在1947年从日本回国,那时还是国民党当政,所以解放后施玉祺被认为是国民党的人,被贬到北京郊区的一所中学教数学,每月工资45元。后来施玉祺英年早逝,父亲唏嘘不已。

    说到施先生和父亲,我还想起一个围棋盘的故事。1950年父亲海归前,想送施先生一件礼物。知道施先生的围棋爱好,就特地在东京为施先生订做了一个楠木围棋盘,四只脚,远看像古代中国放在炕上的书桌,很适合老先生用。

    施先生收到父亲的礼物后非常高兴,逢人就展示一下。北京“文革”开始后,破“四旧”抄家的风声四起。因为围棋属于“封资修”的东西,施先生怕被红卫兵抄家砸了,就把这个楠木围棋盘寄给在厦门的父亲。他在信中说:“现在北京风声紧,我怕红卫兵把你送给我这个这么好的围棋盘砸了,所以暂时寄到你那里,避避风头。”

    “文革”的火很快烧到了厦门。父亲把这个围棋盘,连同我母亲从日本带来的宝石盒一起交了出去。当时学校的人认为宝石盒很贵重,就郑重保管起来,而认为围棋盘不值什么钱。最后学校还给父亲宝石盒时,里面的东西都在,可是那个围棋盘却不见了。为此,父亲晚年经常表示很遗憾。万一那个收了围棋盘的人看到这个访谈,真的希望他能与我们联系,让我的百岁父亲再看一眼这个棋盘,了一个心愿。

    时代周报:“文革”中,你母亲的日本身份是否有所影响?书中关于这段经历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描述,是否可以说,父亲的政治智慧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一家人?

    元山里子:当年厦门大学曾几次动员母亲到厦大去教日语,都被父亲挡住了。父亲认为母亲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对付不了政治运动。后来的各次运动,都因为母亲是没有工作的家庭妇女,没有档案,很自然就没有被揪出来。如果母亲到大学工作,就要建立个人档案,政治运动一来,像我母亲这样与日本和台湾都有关系的身份复杂之人,很难说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家在“反右”之前,从厦门大学宿舍搬到了鼓浪屿岛。鼓浪屿是一个侨乡,又是基督文化渗透过的地方。“文革”的时候,鼓浪屿的人个个身份复杂,母亲根本不算是有大问题的人,所以“文革”时也就安然渡过了。

    父亲有他的政治智慧。他说:“所谓‘政治’,说白了其实就是‘领导和群众的关系’。所谓‘政治智慧’,就是怎样处理好‘领导和群众关系’的智慧。跟领导搞好关系,一定要提倡‘中庸之道’。所谓中庸,就是不要走极端:第一个极端是‘阿谀奉承’、第二个极端是跟领导‘对着干’。”

    日本政府应真诚明确地道歉

    时代周报:你的先生元山俊美是“货真价实的真鬼子”,一名日军侵华老兵。你的父母在得知元山先生的这段经历时,是否曾经反对你们的结合?

    元山里子:我与元山俊美最初认识时,他是我的保证人,我俩的关系并没有上升到“感情”的层面。不过,元山俊美生前是坚决反对日本政府不道歉的,他主张日本政府必须道歉,才能博得真正的和平。

    至于我与元山俊美的婚姻,说来很惭愧,我当了一次“造反派”,那是母亲始料未及的。我接受了第一次恋爱被母亲反对的经验“教训”后,吃一堑长一智,采取了先斩后奏的方式,自己悄悄去领取了未婚证明书,瞒着父母偷偷结婚了。现在想起来,真是罪过啊,可怜天下父母心。

    时代周报:你的家族史与日本分不开。你如何看待中日两国的关系?

    元山里子:日本是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国,从历史上看,日本文化有很多来自中国,现在日本还用中国的汉字,中国的儒家思想在日本也很有市场。按理说,中日两国有这样的历史渊源,关系应该很好才对。

    目前中日关系的心结,主要还是因为日本曾经发动了侵华战争。怎么才能把这一页历史翻过去?当务之急,日本政府应该对侵华战争有一个真诚明确的道歉,但这个问题不简单,我期待看到政治家们的智慧。

    时代周报:国内播放的抗日剧集里,不乏大量杜撰的情节。你对这个现象是什么观点?

    元山里子:长期以来,中国的“抗日剧”的确是“神剧”,都把“日本鬼子”公式化、概念化、简单化了。我丈夫元山俊美生前就说,中国的“抗日剧”可以形容为“人机大战”,也就是人和机器人的大战。因为那里面的日本鬼子,都是没有血肉、只知道打枪的机器人。这方面日本也有责任,因为日本国内至今也没有一部作品,能够反映中日战场上日本兵的真实形象。

    目前日本反映战争题材的文艺作品,都一边倒地把自己当成战争受害者来讲,主要是以日军在苏联西伯利亚俘虏营的苦难故事为题材,和在日本投下原子弹的悲惨故事。日本方面只字不提他们侵略中国,造成中国人民受害的情况。这样的大环境,让日本的年轻人错觉他们也是战争受害者,忘记了他们还曾是制造战争的加害者。

    我正准备写一个在中国战场上的日本兵元山俊美的真实故事,客观地讲述那场战争中“日本鬼子”的真实形象。只要中日两国文艺界共同努力,还原真实,一定可以让后人对那场战争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理解,让中日两国的关系走上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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