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列国志》，孙中山“同路人”策略的孵化器

陈晓平

2019-08-14 16:18:39

来源: 时代在线网

对青年时代的孙中山来说，用浅白文言写成、故事性甚强的《东周列国志》，是更容易吸收的思想养分。

陈晓平

20世纪初期的中国革命，色彩各异的多种思潮在对立、竞争与合作中展开。以往的近代思想史研究，多聚焦于各思潮之间的对立与区分，忽略了不同流派中人深入合作的一面。如中国的早期无政府主义者，先后扮演过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的同路人角色—孙中山身边就曾环绕着大批无政府主义者。在反清、护法、国共合作过程中，孙中山与无政府主义者的互动，凸显了他策略运用的高度灵活性。

孙中山身边究竟有哪些无政府主义者？略举数例，已足醒人耳目：负责实施联俄联共的张继；国民党“四大元老”张静江、李石曾、吴稚晖、蔡元培；起草政治遗嘱的汪精卫；临时大总统秘书长马君武；护送孙中山出险登上永丰舰的秘书林直勉。实际上，孙中山身边曾经倾向无政府主义的重要人物，还包括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孙逸仙博士代表团”成员沈定一等。

辛亥革命时期：张继与“四大元老”

无政府主义（Anarchism，又译“安那其主义”“无治主义”等；“安那其”曾用作“无政府主义者”的简称），这一说法由19世纪的法国思想家蒲鲁东提出。蒲氏主张废除财产制度，实行自治，“不要政党，不要权力”，带有强烈的空想共产主义色彩。随后，俄国思想家巴枯宁发展出无政府工团主义，克鲁泡特金提倡无政府共产主义，令部分中国留欧学生趋之若鹜。

在沙皇俄国暴政之下，巴枯宁、克鲁泡特金学说受到“进步”知识分子热烈欢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以破坏为己任，对沙皇和高官实施暗杀，前赴后继，视死如归，此即俄国小说中常常出现的“虚无党人”。虚无党人的“英雄”行为，经过日本知识分子的“转播”，给清末中国留学生以极大的刺激。

“中国无政府主义第一人”张继，熟读中国古籍，崇尚老庄自然无为的思想，对清廷深恶痛绝，一经接触这种思潮，即歙然叹服。1903年，他编译出版了《无政府主义》小册子，提出了惊世骇俗的“六杀尽”口号，即杀尽满洲人、君主、政府官吏、财产家、结婚者与孔孟之徒。（张文涛：《黑旗之梦：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第6-7页）1905年，张继加入同盟会，任《民报》主编，在坚持无政府理念的同时，与孙中山求同存异，开始合作。

1907年，张继、刘师培、何震在东京发起“社会主义讲习会”，出版《天义报》半月刊，被称为“天义派”；同年，张静江、李石曾在巴黎创办《新世纪》周刊。1908年，张继来到巴黎，加入《新世纪》行列。他以“天义派”创始人身份，与“新世纪派”合流，被称作“中国无政府主义第一人”确是当之无愧。

张静江、李石曾于1902年随驻法大使孙宝琦来到巴黎，受克鲁泡特金著作影响，发行《世界》画报、《新世纪》周刊等，提倡人类互助进化，鼓吹世界大同。吴稚晖因《苏报》案流亡欧洲，也加入这一行列。孙中山与这一派联合，最初是“友党”关系，其后愈加密切。吴稚晖1905年冬在伦敦加入同盟会，而张、李二人最初坚持“个人自由”，希望保持党外合作，不愿受同盟会规章约束。李石曾回忆，孙中山后来特许张、李两人免除部分入会手续，方才列名党籍。（李石曾：《中山先生胸襟浩瀚》，《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第824-825页）

同盟会时期，张继与孙中山曾发生激烈冲突。惠州七女湖起义失败，加上孙中山接受日本赠款导致的误会，导致1907年6月，张继、章太炎、刘师培等发起倒孙风潮，要求孙中山辞去总理职务，扬言“革命之先，必先革革命党之命”。到1910年，孙中山来到巴黎，两人才捐弃前嫌，继续合作。

相比于言行激烈的张继，张静江、李石曾、吴稚晖与孙中山之间，则是合作为主、批评为辅。1907年5月至1908年5月一年间，孙中山发动了六次起义，共募集港币20万元，其中张静江一人就捐献了6万元。（郑宪：《同盟会：其领导、组织与财务》第181-183页）1909年冬，为回应陶成章对他“攫利”的攻击，孙中山写信给巴黎的吴稚晖，请他将澄清事实的函件等在《新世纪》发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25页）

蔡元培是光复会领袖，而光复会前身是杨笃生、何海鸣等组织的暗杀团。“文弱书生”模样的蔡元培，竟然也学习制造炸弹，其无政府主义色彩十分明显。他在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受孙中山邀请出任教育总长，不久因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失败，再次流亡欧洲。1916年12月，孙中山支持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引陈独秀进北大当文科学长。此后数年，北大涌现了大批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如区声白、朱谦之、黄凌霜、梁冰弦等。

民国成立后，张继、李石曾、吴稚晖、汪精卫等无政府主义者发起“进德会”，标榜道德，要求会员“不做官吏”。张继未能信守承诺，竞选议员，并被选为参议院议长。陈炯明的老师、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刘师复，在1913年接连发表两封公开信，怒斥张继变节。（陈彦等：《刘师复怒斥张继从政》《中山日报》2009年12月12日）

1924年，沈仲九发表《无政府主义者可以加入国民党吗？吴稚晖的荒谬绝伦的议论》一文，指出“国民党是主张建设三民主义的政府。无政府主义者主张推倒一切政府；所谓三民主义的政府，既然是政府，当然也在推倒之列。”（李帆主编：《民国思想文丛无政府主义派》第433页）

孙中山完全清楚三民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理论之间的冲突，但革命需要吸纳“同路人”。早期无政府主义者多是行侠仗义、敢打敢拼的热血青年，正是反清革命所需要的同盟军。只要阶段性目标相同，就不妨携手共进；至于可能产生的流弊，只能见招拆招，见机行事。在与冯自由的私下谈话中，孙中山说：“无政府之理想至为高超纯洁，有类于乌托邦（Utopia），但可望而不可即，颇似世上说部所谈之神仙世界。吾人对于神仙，既不赞成，也不反对，故即以神仙视之可也。”（《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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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法运动时期：与陈炯明的分合

陈炯明一生，直到与孙中山决裂时，都可算是非典型的无政府主义者。1910年，他与刘师复、谢英伯、高剑父等在香港组织“支那暗杀团”，目标对准清廷高官，制造炸弹实施暗杀，显然是受到虚无党影响。

民国初年，在广东都督陈炯明赞助与庇护下，刘师复在西关存善东街创办晦鸣学舍，在东堤办世界语学校，发行《晦鸣录》杂志，成为中国宣传无政府主义的重要阵地。陈炯明受到刘师复影响，倾向无政府主义。当时舆论，将左翼思潮笼而统之地称之为“社会主义”，故而，陈炯明也有“社会主义将军”的雅号。

1918年，陈炯明率领粤军驻扎漳州，开始了“闽南护法区”的社会主义试验，主张“地方分治”“以民治民”。他约请了大批无政府主义者来到漳州工作，梁冰弦做教育局长，陈秋霖、陈孚木兄弟主办《闽星》半月刊、《闽星日刊》。1921年讨桂期间，他身边的主要文士是一生坚信无政府主义的莫纪彭。广西底定后，孙中山与陈炯明协商省长人选，最终脱颖而出的是马君武。（《莫纪彭先生访问纪录》）马君武在1902年即翻译出版《俄罗斯大风潮》，宣传安那其主义比张继还要早。

1920年冬，吴稚晖、蔡元培等人创办里昂中法大学，陈炯明慷慨赞助巨款5万元，救了燃眉之急。（《蔡元培书信集》上册第475页）其后并继续为该大学筹款。孙、陈冲突时，吴稚晖为弥合两人裂痕，曾在孙中山面前代陈炯明表示悔过，以求和解。（《莫纪彭先生访问纪录》）。1922年6月3日，蔡元培领衔与200多人通电促请孙中山下野，用另一种方式表示对陈炯明主张的认同。（段云章等编：《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增订本）》第519-520页）孙中山与陈炯明的冲突，由多种矛盾交织而成，而由无政府主义衍生的“自治”理念与武力统一之间的分歧，也不可忽略。

国共合作时期：始作俑者最早反悔

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一大批“前任”无政府主义者担当了垫脚石。1921年秋，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上海会见了孙中山代表张继，张继邀请马林当年冬天到桂林访问孙中山，由此开始了一连串的动作。1922年9月初，中共党员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张国焘等，由张继作介绍人、孙中山主盟加入国民党。这是国共两党跨入实质性合作的第一步。在孙中山晚年“联俄联共”政策中，张继扮演了主要联络人角色，这跟他曾经的无政府信仰有密切关系。

中共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都曾一度信仰无政府主义。陈、李两人均曾留日，与张继结下深厚友谊。在思想谱系上，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都是起源于欧洲的左翼思潮，主张社会革命、财产公有、男女平等，具有一些共同语言。到中共建党前夕，经由共产国际推动，才实行“安”“马”分流（参见曾庆榴：《国民革命与广州》）。安，指安那其主义；马，指马克思主义。从此，两派才分道扬镳。

1923年8月，孙中山派出以蒋介石为团长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到苏联考察，代表团第二把手是共产党员沈定一（沈玄庐）。沈定一也是中共上海小组发起人之一，不过，此前十多年，他是典型“安那其”。1920年还沉醉在“新村建设”的构思中，下一年就宣称信仰“劳工专政”了。

孙中山是自信心极强的人。曾经的无政府主义者张继、张静江、吴稚晖、汪精卫最后都转化为他的忠实信徒。他对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一事并不担忧，或许是他感觉到与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同盟会类似。他似乎相信这些新来者会受到他个人魅力的感召，最终完全服从于他的主张。与陈炯明决裂并没有动摇他的信心。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在孙中山尚在世时，张继已经开始反悔。孙中山逝世后不久，国民党内反对国共合作的势力迅速聚集。在著名的“西山会议”中，联俄联共的始作俑者张继、沈定一均赫然在列。

孙中山策略思维的思想源头

自1892年与宋耀如在澳门“初谈革命”起，孙中山直到其生命的终点，都在反复借助同路人以实现其理想。1911年以前，他的同路人先后是基督徒、会党、华侨、日本浪人、留学生；武昌起义后，他与原立宪派握手言欢；民国成立后，他更先后与西南军阀、张作霖、段祺瑞等结盟。孙中山与列强的关系，更是错综复杂。到了他生命中最后几年，实施联俄联共政策，何尝不是一以贯之的“同路人”策略？

孙中山“同路人”策略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不妨从他早年的阅读史去追寻蛛丝马迹。孙中山少年友伴陆天祥回忆：“……这些书有《东周列国志》，是孙中山最喜欢看的，还有《三国志》《水浒传》等。……无论什么时候见到他，都是书不离手的，多数看《东周列国志》。”孙中山姐姐孙妙茜的孙子杨连合，从前辈那里也听到过，孙中山书房“台上有《东周列国志》、《四书备注》、达尔文《进化论》。”（李伯新：《孙中山史迹忆访录》第69页、第85页）。孙中山的策略思维，可能来自早年阅读《东周列国志》与《三国志演义》的心得，前者影响尤深。孙中山的学问以西学为主，中国经典有所涉猎但研究不深。对青年时代的孙中山来说，用浅白文言写成、故事性甚强的《东周列国志》，是更容易吸收的思想养分。《东周列国志》中合纵连横、远交近攻、化敌为友等古人智慧，或许正是孙中山策略思维的思想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