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霾何时不用“等风来”？ 以后政绩考核要看青山绿水

12月2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明确对各省区市实行年度评价、五年考核机制，以考核结果作为党政领导综合考核评价、干部奖惩任免的重要依据。

这一次，中央下决心承担起必需的成本，换一个让全国人民记得住乡愁的青山绿水。

近五分之一的中国被雾霾笼罩，20余座城市启动红色预警，100多座城市的空气质量达到重度及以上污染—2016年的尾声里，连续两周的空气重污染让中国社会显得有些狼狈和局促，也彰显中国环境保护问题已经到了必须动真格解决的关键时刻。

治理环境污染不是单纯的技术或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每一项公共政策的背后都有相应的政治逻辑。简单地说，环境污染的链条涉及污染制造者、监管者与受害者三个不同的主体，能否从政治制度安排上建立起合理的制度机制，有利于塑造污染制造者、监管者和受害者的正确行为，是环境治理的关键问题。

必须承认，中国的环境保护在进步。回想一下，2013年之前，在中国，没有一个城市的 PM2.5数据会被检测、公布。进入2016年，定期公布环境监测数据的城市已经超过了400个。就民众而言，也从曾经因为外国人进入中国戴上口罩而愤怒、要求其道歉，变得对雾霾和一系列环境指标耳熟能详。就政府而论，一方面公开信息，另一方面加大治理力度。数据显示， 2006年，世界环保组织只看到了来自中国的大约2500个违规处罚记录。今天，该数字超过了29万个。

从今年前10个月来看，我国空气质量已经处于改善之中，但11月以来，重污染天气频发。故事仿佛又回到了起点上—但这是一次新的起点，此次环保成为中国社会的核心命题，关键问题在于，中国社会对于青天碧水的渴求前所未有地强烈，中国已经走到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上。

“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是上世纪50年代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提出的一种理论，用来分析人均收入水平与分配公平程度之间的关系。库兹涅茨指出，收入不均现象随着经济的增长先升后降，呈现倒U形曲线关系。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则说明，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候，环境污染的程度较轻，但是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环境污染由低趋高，环境恶化程度随经济的增长而加剧；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也就是说，到达某个临界点或称“拐点”以后，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又由高趋低，其环境污染的程度逐渐减缓，环境质量逐渐得到改善。

此外，经济学家格罗斯曼(Gene M. Grossman)和克鲁格(Alan Krueger)曾发表过一篇著名论文。研究发现，在几乎所有的情况下，当人均年收入达到1.7万-1.8万美元时，该国就会达到环境改善的拐点。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不能用现实简单比附理论，在中国近40年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过程中，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确实存在内在的矛盾。这种矛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未显现，但随着中国年人均收入超过1.4万美元，环境保护的确成了中国的一项主要政治议题。这亦说明，已经拥有财富的社会民众，愿意让渡部分财富以换取高品质的生存质量。这类民意为中国全面治理环境污染提供了足够的民意支持。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的实施，中央决心已下，一场以法治为核心的全面环境治理拉开了帷幕。2016年以来，去产能、关停重工业、浙江等地对于环境污染案件入刑……环境保护部派出的16个督察组，数次对各地重污染天气的应对措施落实情况开展全面深入的督察。

习近平同志曾以眼睛和生命为喻，强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高速增长向质量效益型中高速增长转变，工业化进入中后期，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主要重化工产品峰值初现，城镇化增速放缓……这些都是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因素。正如环保部数据所显示的：中国主要传统污染物如SO²和COD，叠加排放总量有望在2016-2020年之间（即“十三五”时期）达到峰值或下降平台。借助后发国家在产业发展和环境治理方面的技术追赶和经验借鉴方面的优势，与发达国家在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左右出现污染排放拐点相比，中国主要传统污染物排放出现拐点的时间，将比发达国家提前一些。

一场以全面环保治理走出雾霾“等风来”的国家治理行动，已经亮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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