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12年的孙袁秘密会谈,岂是让孙中山“上了大当”那么简单

    生活 > | Time Weekly - 2016-12-20 02:50:21
  • [摘要] 孙中山在与袁世凯的会谈中也并非都是无原则迁就。有史料记载,在8月24日孙中山抵北京当晚与袁世凯第一次谈话时,就曾尖锐责问:“你为什么置张振武于死地?”

    王晓秋

    孙中山先生解以后,曾应袁世凯的邀请,于1912年8月赴北京与袁会谈,共商国事。这是民国初年的一件大事。

    对于1912年八九月孙中山的北上及孙袁会谈,以往的论著较多强调其消极负面作用,认为孙中山北上是 “上了袁世凯的大当”“孙黄与袁的会谈,在政治上犯了 一个明显的严重错误” “把革命党人引上一条错误的道路,从而使革命力量遭受进一步的严重损失”等。

    毋庸讳言,孙中山此次北上对袁世凯作出了一些妥协让步,而且没有采取有力策略抑制袁的野心,反映其对袁世凯的反动本质认识不足,客观上削弱了革命党人的警惕性,有利于袁世凯摆脱困境和巩固权力。但是我认为不能把孙中山的北上及孙袁会谈简单归结为孙中山的 “幻想”、“上当”和 “严重错误”,而应该历史地分析当时的客观形势和各种因素,并要深入考察孙中山对袁妥协的策略意图及其改造中国的良苦用心,肯定孙中山北上也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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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密会谈

    1912年的孙袁会谈是秘密会谈,参与人员极少,事后又未公布谈话记录,现存档案中亦至今尚未发现有关记录,因此缺乏完整资料。台湾在1981 年8月出版的《国父全集》第二版第二册中,仅记录了孙袁关于消纳军队实为军民分治之要着的谈话。而大陆1982年7月出版的中华书局11卷本《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也只收录了孙袁关于蒙藏问题和借款的三次谈话要点。直到2015年6月,人民出版社最新出版的16卷本《孙中山全集》中,终于收录了1912年8月24日至9月16日孙中山与袁世凯的17次谈话内容,虽刊出内容大多摘自当时报刊的零星报道和个别人的回忆,且只是谈话的部分内容或大意、要点,但毕竟为孙中山研究提供了较为具体的资料。据参与孙袁会谈的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的年谱记载,当时孙袁会晤“共十三次”, 新版《全集》所收的,有几条只是一次会谈的不同记载。

    首先应该分析一下孙中山此次北上与袁世凯会谈的目的和宗旨。除了参考这个时期孙中山在北京与袁世凯的谈话和向社会各界做的讲演内容外,我特地查阅了当时报道孙袁会谈较多的1912 年的《民立报》《民权报》《申报》等报刊及其他有关史料,作为佐证。

    1912年8月23日,孙中山在答记者问时说道:“予此次北来之意不外调和南北感情,巩固民国基础。”8月27日的《民立报》则透露:“中山先生拟特约袁总统作十日畅谈,如海军港问题,如对外政策,如银行政策,如振兴实业政策,如国防问题,如整理军队办法,如借债问题,如铁路政策,皆将尽情商榷,蕲有完善之国事大方针云。”8月27日的《民权报》报道:“孙中山先生抵京后会晤袁总统所提议之事件凡十二项,现在商议一切进行方法:一、组织有力政府;二、 统一全国政治,化除南北畛域;三、要求各国承认;四、整理财政;五、 整顿边防;六、遣散军队;七、输人外资问题;八、军民分治问题;九、铁路政策;十、教育方针;十一、维持立法机关;十二、振兴内国制品。”

    另据《民权报》8月29日报道:“孙中山先生宣布自己宗旨及政见:(一)男女平权;(二)大铁道计划;(三)尊重议院;(四)南北万不可分离;(五)大局急求统一;(六)报界宜造或健全政论;(七)决不愿居政界,唯愿作自由国民。” 9月2日《民权报》又透露:“近中山先生已与袁世凯商议四大事,一、将财政事宜竭力整顿,决意借用外债,惟借债不可过多,过多则负累太重,非我国民力所能胜,且恐启政府奢侈之心。二、外交问题,宜视理之曲直以定交涉之强硬与否,至各国承认民国一层不必着急,我内政果能统一,各国自同时正式承认。三、蒙藏问题, 当以激烈手段解决,一面派员宣导民国德意,以启其内向之心 。四、遣散军队问题,宜南北同时举行,但宜行之以渐决,不可操切从事云。”

    三大愿景

    根据以上史料和孙袁13次会谈以及孙中山在北京期间30多次演说、谈话内容,可以归纳和分析孙中山先生此次北上的、有关民族复兴的三大愿景。

    其一是统一中国的宏愿。孙中山早在1912年1月1日就职临时大总统的宣言书中,就宣布要实行五个统一,即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治之统一、财政之统一。到8 月孙袁会谈时,中国的形势却是政潮起伏、南北不和、各省不稳、兵变遍地,还有边疆危机。而且列强尚未承认中华民国,沙俄怂恿外蒙独立,英国唆使西藏分裂。孙中山希望通过北上与袁世凯会谈,“收和平统一之功”,因此一再重申北上宗旨是 “统一全国政治,化除南北畛域”,“南北万不可分离,大局急求统一”,“调和南北感情,巩固民国基础”。

    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和中华民族统一,制止蒙古西藏分裂,成为孙袁会谈的一个重要话题。 孙中山指出:“现在蒙藏风云转瞬万变, 强邻逼视,岌岌可危,凡我国人,莫不注目。”主张 “此后蒙、藏消息, 责成各该处办事长官逐日报告一次,由政府再分送各报登载。既免误传,且得真相”。孙中山也在多次讲演中强调民族平等团结。在9月1日出席蒙藏统一政治改良会欢迎会上演说时,他竭力劝导蒙藏同胞“了解共和之真理,与吾内地同胞一致进行,以共享共和之幸福”,而不要受 “外人挑弄”。对于外交问题,孙中山主张“改变闭关主义而为开放主义”,积极引进外资,争取各国承认,同时又要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

    其二是建设中国的宏愿。1912 年3月31日,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解职后的饯别会演说中曾谈道:“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 孙中山在北上前夕即8月22日还曾写信给宋教仁,吐露心声,认为“民国大局,此时无论何人执政,皆不能大有设施。盖内力日竭,外患日逼,断非一时所能解决。若只从政治方面下药,必致日弄日纷,每况愈下而已。必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而政治乃能活动。弟刻欲舍政事,而专心致志于铁路之建筑……拟先来北京一行,以觇人心之趋向”。 孙中山解职后从国家和人民长远利益出发,志愿致力中国经济建设,振兴实业,发展生产力,以巩固民国物质基础,适应世界现代化潮流,因此在北上宗旨中一再宣称“拟来北方提倡民生主义”, “此次赴京之目的,则在鼓励发达中国实业,盖此为方今最要之举也”。孙中山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首先抓住铁路建设为关键和突破口。这也是他建设中国宏愿中的重要内涵和孙袁会谈的中心议题之一。

    孙中山在北京还大力倡议开发海南岛,建议改琼州为省,并与各界联合提出《琼州改设行省理由书》,认为有利于开发天然资源、巩固海防和提高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教育水平。此外他还与袁世凯谈到了国民公债、民捐等问题。

    其三是改造中国的宏愿。在与袁世凯会谈中,针对袁提出的军民分治,孙中山指出:“军民分治,法美意良,唯须规定一妥善之法,务使分治得宜,两方俱有完全之责。然军权亦不可尽归都督,须由军长与兵士分掌之,庶免仍蹈专制故智。故消纳军队,实为分治之要着。” 在与袁世凯讨论分权集权问题时,他主张“有限的中央集权,其意谓:司法、交通、外交、军事、财政则宜归之于中央,其他则宜由地方自理”。 在京期间,孙中山完成的一件大事是成立了国民党,这也是他改造中国政治的一个重大举措。孙中山改造中国政治的另一措施是建议迁都。他认为:“北京乃民国首都,而东交民巷乃有大炮数尊,安置于各要隘,殊与国体大有损辱。且北京乃前清旧都,一般腐败人物,如社鼠城狐,业已根深蒂固,于改良政治颇多掣肘。又以地势衡之,北京地点偏于东北,当此满蒙多事之秋,每易为外人所挟制,故迁都问题,实为目前之急务。” 9月3日与袁世凯会谈时,孙曾向袁建议迁往河南开封。袁世凯当然不肯离开老巢,立即拒绝。

    孙中山当时对建设中国、 改造中国尚抱很乐观的态度,在袁世凯的欢迎宴会上甚至认为 “我五大族人民既庶且富,又能使人人受教育,与列强各文明国,并驾齐驱,又有强兵以为之盾,十年后当可为世界第一强国”。

    “袁闻语失色,孙仍坦然”

    孙中山北上时,客观形势十分严峻险恶,可以说是既有内忧又有外患,既有南北矛盾冲突又有革命派内部分歧。孙中山为了调和南北、稳定政局,巩固民国基础和共和成果,争取一个进行经济建设的安定统一的政治环境,从中华民国和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发展生产力,从事铁路建设,而决心不顾个人安危,不计个人得失,毅然北上,这是值得肯定,无可厚非的。而且当时袁世凯的反动面目尚未充分暴露,其镇压民主势力的准备尚未完成,表面上仍表示效忠共和,并对孙中山百般笼络,不仅隆重欢迎,殷勤接待,而且会谈中假意奉承,甚至连称“卓见极是”。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对袁世凯的赞扬肯定和妥协让步,一方面反映孙对袁认识警惕不够,被假象蒙蔽。另一方面也说明袁世凯的反动面目有一个暴露过程,而孙对袁也有一个认识过程,在当时就要求孙与袁决裂或针锋相对斗争是不合情理的。

    其实,孙中山在与袁世凯的会谈中也并非都是无原则迁就。有史料记载,在8月24日孙中山抵北京当晚与袁世凯第一次谈话时,就曾尖锐责问:“你为什么置张振武于死地?”袁辩解后,孙又斥责:“你相信你的恐惧心可以辩护你的行为是对的吗?” 另据有人回忆,9月16日在袁世凯举行的饯别宴会上,袁世凯急欲刺探孙中山的意志,佯作酒醉,俯孙曰:“方今革命克告成功,先生奔走数十年之目的已达,中华革命于是告终矣乎?”孙中山莞尔从容对曰:“满清幸已推翻,如云国中革命从此告终,恐未必然。” 袁闻语失色,孙仍坦然。

    在孙袁会谈中,关于军民分治、集权分权等问题上也有不少分歧,成立国民党以及主张迁都也是对袁的牵制,表现出孙中山维护民主的良苦用心。正因有此基础,故1913年3月“刺宋案”发生后, 孙中山能很快猛醒,认清袁的反动面目,以致主张武力讨袁。

    孙中山是带着统一中国、建设中国、改造中国的宗旨和愿景北上的,他希望通过对袁的一些妥协让步,换取对中国铁路建设和发展实业的领导权,发展生产力,以巩固国民经济、国防基础。孙中山先生确实是煞费苦心。

    (本文由季努学社协助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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