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业榜样孙中山,每次都能成功融资

    生活 > | Time Weekly - 2016-11-08 01:31:11
  • [摘要] 2016年11月12日,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纪念日。

    黄波

    2016年11月12日,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纪念日。

    孙中山的一生波澜壮阔,纵观其生,恰如黑暗中的燃灯者,虽不知前路沼泽深浅,但凭一灯之惠,使世人洞晓了自己所在的黑暗。

    被毛泽东誉为“伟大革命先行者”的孙中山,也是筑逐中国梦的第一位历史巨人。他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并为之努力,虽没有找到出路,但其治国理念为后人探索伟大中国梦的路径提供了宝贵借鉴,是最早的中国梦的践行者。

    值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之际,《时代周报》推出“先行者孙中山”系列报道,敬请垂注。

    “五权立宪,三民作邦,世界亦自推先觉;八表同昏,万方多难,中原从此失长城。”

    这是民国时期曾任外交部长的王正廷所撰的一副挽联。所挽者何人?稍具近代史知识者都会不假思索地给出答案:孙中山。何以如此?原因至为简单:如果说“五权”和“三民”作为两个格式化的词汇,而能与某一人物如影随形如盐溶水,除了孙中山,更有何人?

    1925年3月12日上午九时许,孙中山病逝于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不久即有全国性的致哀活动,据当时媒体报道,仅挽联就超过六万副。六万副挽联,让人印象深刻的作者,除了王正廷,就要数到后来横遭暗杀的杨杏佛了,联云:“先二百年独创名言,视孔仲尼马克思卢梭皆如无物;后廿四史别开生面,合朱元璋华盛顿列宁而为一人。”

    王正廷和杨杏佛的挽联之所以能从六万副挽联中卓然秀出,无非有两个因素,一是切合逝者的身份,二是对逝者功业的论定具备高度的概括性。

    玩味这两副挽联,今人可能需要承认一个事实,当人们今天称颂孙中山,给予“一代伟人”“时代先行者”等冠冕,并为此而辛苦疏解的时候,其实1924年的两副挽联早已尽之矣。

    杂糅中西

    “先行者”,较之同时代人,孙中山先行的一步究竟在哪里?

    孙中山既是革命家,也是思想家,但若要论到先人一步,则似乎只宜落定到理论建树上,毕竟他并不是近代史上誓欲推翻清廷的第一人,而即使是论列有组织有纲领的革命行动,在孙中山之前,也有一个杨衢云存在。

    作为思想家的孙中山,其最大贡献,当然还是标举“三民”和“五权”。时人对此论曰:孙中山结合中国国情,吸收西方民主思想,用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探索、总结和创立了以“三民主义”为主干的完整的民主革命思想体系,“三民主义”框架下的“五权分立”的治国体制,更是孙中山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的独创。孙中山自己也颇为“五权”设计而自矜,屡屡在演讲和文章中说,西方所说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划分尚不够细密,中华民国宪法要创造一种新主义,在三权之外加上监察和考试二权,叫做“五权分立”,“这不但是各国制度所没有,便是学说上也不多见,可谓破天荒的政体”,一旦完成五权宪法,“这便是民族的国家、国民的国家、社会的国家皆得完全无缺的治理,这便是我汉族四万万人最大的幸福了”。

    然而哪怕是英雄圣贤,终究还是时代和环境的产物。孙中山的理论体系之建立,也肯定无法凭空而生,其“平均地权”的口号,渊源于传统的“抑兼并”和大同思想,即如“三民主义”,孙中山自己也坦承,和美国总统林肯所谓“民有、民治、民享”是相通的。

    孙中山思想体系的一个主要特色在这里已呼之欲出,即“中西杂糅”,换个说法,或曰“融贯中西”。

    认定孙中山的思想系中西杂糅而成并非他人的臆断。孙中山在早期的一份自传中说:“文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故所学多博杂不纯,于中学则独好三代两汉之文,于西学则雅癖达文之道(即达尔文的进化学说),而格致政事亦常流览。至于教则崇耶稣,于人则仰中华之汤武暨美国华盛顿焉。”1923年,在《中国之革命》一文中,孙中山又说:“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所创获者。”

    “中西杂糅”也并不是贬词。承袭乃至消化前人之说,融铸为自家面目,原系理论建构之常轨。真正值得注意的问题毋宁是,在借鉴昔贤理论乃至吸收和改造的过程中,弃此而取彼的选择反映了主体什么样的旨趣?而改造的效用、结果距主体之初衷又相去几何?

    追求“至善”

    在孙中山的时代,为解决国家和社会问题,中西各种理论如万泉奔涌,孙中山杂糅中西,融铸成从此打上孙氏标记的“三民”和“五权”理论,反映出孙中山理论建构上的一个显著特色,即追求至善。

    一方面,孙中山从中西两个传统中吸取营养,高悬了一个鹄的“复三代(即中国的夏商周)之规”“步泰西之法”,另一方面,他对两个传统又深致不满。孙中山批评中国数千年没有落实过民权、指出中国人只有家庭和宗族观念而欠缺国家和民族思想,类似论述人们知之甚悉,兹不具引。而对于西方近代以来法律制度的演进,孙中山也抱有相当疑虑。

    1924年,孙中山在一次关于五权宪法的演讲中说:“兄弟亦尝研究美国宪法。而在美国的人民自从宪法颁行之后,几众口一词,说美国宪法是世界最好的宪法。即英国政治家,也说自有世界以来,只有美国的三权宪法是一种好宪法。兄弟曾将美国宪法仔细研究,又从宪法史乘及政治各方面比较观察,美国的三权宪法到底如何呢?研究的结果,觉得他那不完备的地方很多,而且流弊亦不少……”

    认为西方的三权宪法不够周密,遂有五权宪法的设计;同样,产业革命以来西方经济的飞跃发展让人叹羡,但市场之手难抑贫富不均,又有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思想的酝酿;因为西方的现代政府在行使权力过程中颇多掣肘而难免影响效率,遂有将政权、治权分割而分别赋予民众和政府的架构……如是种种,就其初衷而言,都是因为看到了中西政治、经济、社会中的弊端,力图吸收二者的优长而又规避二者之失,从而融合中西乃至超越中西,蹚出一条唯我独善的新路。

    人类总是在不断试错中进步,所以创获一种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而且还不会滋生任何流弊的学说几无可能,即使是在当年,也有人困惑五权之于三权是否近于叠床架屋,担忧把政权和治权分割或有民权虚悬的可能,但无论如何,思想家为救国、救世的热忱所鼓荡,其追求至善的努力永远值得尊敬。

    尽管引来各种争议,但孙中山信念之坚世所罕见。以土地问题为例,由于相关问题在中国绵延已数千年,牵涉极为深广,任何解决方案均不免“按下葫芦浮起瓢”,故从同盟会到后来的国民党,对孙中山的土地政策持疑议者均不乏人。如胡汉民当初入同盟会,因为认定“平均地权”口号不合时宜而犹豫不决,孙与胡反复争辩到深夜三时,最终说服胡汉民入盟。于右任也回忆称:“总理提示同盟会会纲,余独于平均地权一项,意谓非当务之急,因以所疑请质,总理则云:子未深究社会问题,故有此惑,斯时第须听受我语,以后从事研究,即可知我置重此点之故,或子等以为不急者,将来中华民国建立后,即成为最急之事。”

    从胡汉民和于右任的故事中,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执著的思想家,这份执著自然缘于其对自己理论的自信。就此而言,孙中山的确是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不过看到孙中山的理想主义,也不能忽视其在现实政治运作中的实用主义,纵观孙中山的一生,成为其合作者的名单可以从洪门、袁世凯、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等人一直拉到日本和苏俄,其中缘由,固如宋庆龄所言,“孙先生生平但知目的,不问手段”,实则也是传统哲学“经”与“权”二字的结合。

    《民权初步》的光芒

    众所周知,孙中山的当年论敌们曾给过他一个绰号曰“孙大炮”,讥其理论徒务宏大也。

    孙中山理论诚然宏大,其主张“知难行易”,强调思想的力量,也势非宏大不可。纵观孙氏著作,其著书立说之际显然都有着通盘的考虑,如《三民主义》《实业计划》等,已经形成体系,而与这种理论著作相比,其中有一本稍显特别,即专门讲述如何开会的《民权初步》,当年就有舆论诋之为“不切近事”“繁琐哲学”。

    但越到后来,这本《民权初步》越为后人所看重。唐德刚称赞孙中山“是真能摆脱中国封建帝王和官僚传统而笃信‘民权’的民主政治家”,主要论据就是从《民权初步》中,可以看出“孙中山先生头脑里的现代化程度远非他人所能企及”,他“了解搞‘民权’的第一步就是要知道如何开会,会中如何表决,决议后如何执行。这一点点如果办不到则假民主便远不如真独裁之能福国利民”。

    唐德刚之推崇不是没有道理。稍知著书甘苦的肯定能够明白,一般理论著作,只要不追求体大思精,不妨天马行空,而分析如何开会最为合理最有效率,则非有切身体会不可,其载笔之难应该还在理论著作之上。但困惑也跟着来了,孙中山不过于青年时代在香港西医书院接受了初步的西学教育,后来奔走于日本与西方,则以革命为职业。如此背景,何能著《民权初步》?

    老同盟会员邓家彦“口述自传”(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提供了答案。邓氏自述:“民国六年,总理所著‘会议通则’(后改“民权初步”),乃依Robert(今译为罗伯特)著作,编译而成者。总理嘱余校对,并持书稿与上海各书局交涉刊印。且嘱余不必说明为翻译作品”。

    《罗伯特议事规则》初版于1876年,现在已有中译本,有心人不妨把《民权初步》拿来对照一下。尽管《民权初步》或系编译而来,但当年能够认识一本初版于1876年的异域出版物的价值,也并不容易了。

    不过唐德刚的论断仍待商榷。孙中山对“民权”究竟有着怎样的理解,其头脑里的现代化程度是否真的“远非他人所能企及”,《民权初步》似乎还无法提供强大的证明力。

    不妨再看孙中山对“民权”的最后表述。那是在1924年1月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大会通过的宣言中说:“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盖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

    显然,由于“民国”的概念空泛,所谓“反对民国之人”,其实际操作必然指向“反对国民党政权之人”。这样一个人群,宣言已经宣布其不配享有公民权利。熟悉史实者皆知,这一点在国民党政权那里,远不是说说而已,它对中国人的影响堪称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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