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话诺奖得主:中国跑得快,警惕易翻车

    诺奖得主中国行 > | Time Weekly - 2016-09-26 10:42:38
  • [摘要] “中国不像其他国家,所以我们必须要小心推断其他国家的经验。”在到访中国之前,他接受时代财经记者采访,分享了自己新近的思考。

     
    时代财经记者 余思毅 黄汉城  翻译 吴思敏 发自广州
     
    9月26日下午,2015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被时代周报邀请到广东佛山罗浮宫星座广场,出席题为“消费蜕变下的悬念与机遇——备战未来,寻找中国企业发展新动能”论坛。迪顿与多位经济专家、企业代表,共同探讨在消费模式蜕变下,以创新驱动、以服务导向、以消费拉动的新型经济增长模式的秘密,解读消费蜕变下的悬念与机遇。
     
    “中国不像其他国家,所以我们必须要小心推断其他国家的经验。”在到访中国之前,他接受时代财经记者采访,分享了自己新近的思考。他认为,整体上来看中国有自己的特殊性,应该从自身出发寻找问题的答案。
     
    “得奖之后,我很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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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0月12日,美国经济学学会前任主席安格斯•迪顿荣获2015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富有开创性的研究揭示了哪些因素决定贫困,以及人们如何作出自己的消费决策。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不单单让他的银行账户多了800万瑞典克朗(奖金),也让他的生活发生了许多变数:迈进古稀之年,他反而更加忙碌起来。“生活产生巨大变化。有了许多机会去做一些有趣的事情,比如说去到我从未到过的地方”。安格斯•迪顿这样说到。
     
    在时代财经记者的眼里,这位出生于二战落幕之际的学术大咖,就像一位谦逊严谨的“老爷子”。当被问及“阶层”“负利率”这些社会、金融领域的问题时,研究微观经济学的他总会说,“我不确定这意味着什么”,“我无法提供有用的意见”。言下之意,好像是在向记者“抱怨”:年轻人,你的提问又超标了,这不是我耕耘的领域,恕我不能作答以免误伤群众。
     
    事实上,安格斯•迪顿在消费、贫穷与福利方面的研究,对于当下崛起的中国大有借鉴意义。
     
    经历数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工业、科技、城镇化等领域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绩,但亮丽的数据背后,同样是暗潮涌动:基尼系数超过警戒线,贫富差距悬殊,大量贫困人口挣扎在温饱线上;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有钱也不敢花;社会抚养比过高,中产阶级陷入集体焦虑……社会撕裂,犹如一条莫比乌斯带,人们行走其中,似乎永远走不到问题的终点。可以说,历史上发达国家有过的教训,我们在经历,发达国家没有发生过的难题,我们也在承受。
     
    安格斯•迪顿还向时代财经记者透露,最近他和同事(也是妻子)Anne Case正在专研美国死亡模式的分析,和近来酗酒、自杀、药物成瘾这些致死因素的盛行,这似乎在告诉我们,经济的发展,终究还是要落到人的发展上。
     
    淡定看中国经济转型
     
    次贷危机之后,全球经济陷入下行通道。为提振经济,中国过度依赖投资刺激,导致产能过剩、库存过多。当下,中国面临调结构转方式的考验,并着力于推进供给侧改革。安格斯•迪顿说,这种结构性调整会给中国带来机遇和挑战,比如绿色环保领域的消费和投资,这不仅有利于中国,对整个世界都有好处。
     
    时代财经:当下中国面临经济转型,新的经济增长点仍在探索。对中国经济的未来,你的看法是什么?
     
    安格斯•迪顿: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表现出了非凡的弹性。全球史上,还没有其它的经济体能够实现如此长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强有力的决策使得中国开创了许多国家不曾有过的机会。就像你问的,总有一天当中国向前沿经济体进一步转变时,经济增长的速度会放缓下来,高速增长带来的红利会变少,不过那也是多年以后了。
     
    时代财经:供给侧改革是目前中国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你注意这个话题了吗?
     
    安格斯•迪顿:我没有研究过这个。不过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的产业结构也在变化。这里边就包含着机遇,比如进入绿色环保领域的消费和投资,这将不仅有利于中国,而且对整个世界有利。
     
    时代财经:中国许多领域出现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关于去产能,你有什么建议吗?
     
    安格斯•迪顿:在这个话题上我没有什么好点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需求模式自然会转变,并且当这些转变发生时,还会伴随如下情况:在某些地方会有过剩的产能,而另一边则会出现短缺的问题。显然,中国企业将不得不继续适应满足中国消费者的需求。随着人们变得越来越富裕,消费者不再只能购买企业生产的东西而没得挑选,生产者必须关注消费者想要的东西。
     
    中国跑得快,要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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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地位愈发举足轻重,海内外的交流也在广度和深度上得到进一步拓展。这头苏醒的东方雄狮,早已摆脱当年只会来料加工的境况,向世界各个角落输出“中国制造”。
     
    不过,交流中也有隔阂,隔阂中又有对抗。长久以来,国际社会上的“中国威胁论”就一直阴霾不散。此外,所谓向外倾销,龙象之争,中等收入陷阱等质疑,也让中国身处舆论漩涡之中。安格斯•迪顿认为,国外的经验不能盲目地参照对比。不过他也承认,中国这辆火车确实跑的很快,要小心翻车事故。
     
    时代财经:中国加入世贸十多年了,但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仍未得到各国的普遍认同,反倾销调查频率过高,影响了中国企业的产品走出去,你认为根源在哪里?如何解决?
     
    安格斯•迪顿:我认为其他国家是非常了解中国是一个成功的出口大国。中国的成功使得全世界包括美国的消费者受益,不过同时也损害了一些生产者的利益。相比消费者,生产单元更有凝聚力,更有政治力量,能够去煽动反倾销或者推动其他措施来保护自己。我认为这也反衬出了中国的成功,俗话说不打破鸡蛋就摊不成蛋饼。
     
    时代财经:有声音认为,美国人民消费太多,中国人储蓄太多,这是造成全球经济不平衡的原因之一。由于这种不平衡,经济学家提出,中国的经济增长应该从投资和出口转移到消费。您有什么看法?
     
    安格斯•迪顿:我无法断言是“太多”还是“太少”。但有一点确定的是,经过研究得知,美国的高消费需求与中国高储蓄率是有关联的。有些学者觉得,提高消费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有效方式。但这些应该由中国人民和政策制定者来决定,而不是由英美学者来决定。
     
    时代财经:去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约8016美元,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数据显示,自1950年以来,有35个中等收入国家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有学者认为中国也很难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你同意吗?
     
    安格斯•迪顿:我理解不了这个的逻辑,也不认为这些国际比较是令人信服的。正如我上面所说的,中国的经济增长最终将放缓,但这是两回事。中国不像其他国家,所以我们必须要小心推断其他国家的经验。
     
    时代财经:你花了很长时间研究印度。在一些统计当中,印度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已经超越了中国,在你看来,中国和印度的发展模式存在哪些差异?
     
    安格斯•迪顿:我不了解你引用了哪组数据。中国比印度发展快得多,很长一段时间比印度更富裕。印度比中国更民主,但在印度很难改变既有政策。双方都有优点和缺点。印度的发展相对慢一点,但相当稳定。中国跑得快,但容易发生翻车事故。
     
    “中国制造”值得期待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人远赴海外买马桶、买保温杯、买陶瓷刀,开启买买买模式,这种几乎将商场都承包了的“土豪”气概,令人咂舌。而国内部分快消产品,却出现卖不动的情况。
     
    问题的根结,就出现在产品的“质量”上。中国正在酝酿消费方式变革,号召提升“中国制造”品位,这些在安格斯•迪顿看来都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他认为尤其是教育、医疗保健领域,中国有很大提升的空间。
     
    时代财经: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高,中国人的海外购买力也增加不少。2015年中国游客在海外消费约2.5万亿元人民币。你对此怎么看?
     
    安格斯•迪顿:这听起来很不错。随着人们收入的提高,旅游的发展越发迅猛。就像外国需要了解发展中的中国一样,中国人借此了解国外的制度和文化也很重要。
     
    时代财经:中国政府力图推动消费品标准和质量提升,号召商家们要增加“中国制造”有效供给,满足人民消费升级需求。您对“中国制造”的升级有何建议? 
     
    安格斯•迪顿:中国在量产上非常成功,下一步的方向应该是提升商品质量,以质量取代数量。这个转变正发生了很多领域,不仅仅在汽车、相机这类耐用消费品上,还有教育、医疗保健这类行业,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比如说旅游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国外旅游享受到的服务就比国内更有品质。
     
    时代财经:网络购物在中国方兴未艾,阿里巴巴也在美股上市。您对中国乃至全球的网购火爆,有何观察?
     
    安格斯•迪顿:网购的出现非常了不起。我自己也上网买东西,就像许多人一样,已经讨厌外出费心挑选了。这个技术改进使得中产阶级和富裕阶层收益,并让它越来越受欢迎。
     
    时代财经:现在不少实体店面临销售额大幅下滑的困境。您认为,未来网络购物会如何发展,商家是不是都要把生意从实体店搬到网上呢?
     
    安格斯•迪顿:对于传统行为方式来说,改变是困难的,有些人在这方面就一直做得不好。但网购的进步性会让我们更加兴旺,你不能固步自封。
     
    进入老龄化社会,怎么办?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人口结构的变化蕴藏着经济走势的秘密,而人口素质的强弱,很大程度上也牵制着经济命脉的跳动。如果我们总是强调数据的增长, 而忽视人的感受,经济的发展其实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提出的脱贫计划,无疑是一场伟大的战役。安格斯•迪顿就认为,无论基于伦理还是政治的理由,共享繁荣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问题来了,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的理论,我们的下一个整体标的会是“幸福指数”吗?
     
    时代财经:近年来,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它如何影响消费模式?
     
    安格斯•迪顿:中国人口老龄化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将面临许多挑战,例如医疗保健和养老金,但它也开辟了机会。传统上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减少储蓄,但我不确定在中国是否会发生。
     
    时代财经:养老成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在欧洲,德国政府计划在2029之前,把退休年龄从65岁到67岁的。中国政府也在考虑推迟退休年龄,你对此有何看法?
     
    安格斯•迪顿:现代人寿命变长了,所以调整一些东西是有道理的,比如说提高退休年龄。但是,这必须有良好的医疗保健措施支撑。对一个大学教授而言,工作到70岁甚至更老是没有问题。但对于做繁重的体力劳动,他可能就无法持续这么久了。体力劳动者的比专业人员衰老得要快,所以这要仔细考虑。
     
    时代财经:你特别注意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和福利问题。你知道中国政府在5年内帮助了数千万人摆脱贫困的计划吗? 
     
    安格斯•迪顿:我了解到,在减少贫困人口这方面,中国政府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成效,取得令人惊讶的成就。所以我不想揣度决策者。共享繁荣是非常重要的,无论基于伦理还是政治的理由。
     
    时代财经:你是一个研究“幸福感”的经济学家,在中国,尽管中产阶级在逐年增加,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往往被形容为“焦虑而不安”。就你的研究,你觉得该如何提升人们的“幸福感”?
     
    安格斯•迪顿:我不认为中国的幸福数值很乐观,特别是在我目睹的近些年。幸福感及其计算方式是个复杂话题,而且在这短暂的采访里,我给不了有用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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