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总局自我革命 商事改革成为管理转型突破口
张茅介绍，在各部门协调配合之外，工商总局还要面对一些社会中介组织“被夺利”的意见。他在深圳调研期间，曾收到注册会计师提出的不满意见。
时代周报记者 杨凯奇 发自广州
2016年7月29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局长张茅出现在凤凰卫视主持人吴小莉主持的电视节目中，并接受专访。这场专访有它的前奏—由工商总局主导的商事制度改革，成为5月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关注的事项。会议表示，继续把商事制度改革作为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重要抓手。
张茅坦言，2013年“商事制度改革”概念提出的时候，他认为只是“一个具体的、微观的操作”，而没有料到，这将会大幅增加市场活力，成为工商总局未来数年最重要的工作。
事实上，商事制度改革在工商总局内部也有反对的声音。“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同志，对这个有一些认识不清的、甚至思想抵触的情绪，因为我们失去了过去的权力。企业过去都要找我们，求我们来办事儿，那么现在呢，我们是要主动地去为企业服务，甚至有的同事当时讲过这样的话，就说你这个改革，把我们过去的传统思维和工作方法都颠覆了。”张茅称，改革不仅激发市场活力，同时也是一次工商总局的“自我革命”。
CEI中国企业研究所秘书长唐大杰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评价道，商事制度改革和国家总理李克强提出的创新创业理念，是在“同一个逻辑轨道”上，“还有上市制度改革，都是在为‘双创’创造条件”。
公司法研究者、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重庆分所田贵江向时代周报记者评价道：“改革将会进一步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营商环境，在当前经济下行的态势下，会有利于刺激创新创业，特别是对促进小微企业的发展，能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与简政放权相对应的是监管的强化。2015年1月30日，工商总局迎来一位特殊的客人。张茅为接待他，特意穿了一双布鞋；而这位以穿布鞋闻名的客人却穿了一双皮鞋，显示出二者微妙的心态。“我说你为什么穿布鞋的马云不穿了？他说我今天见你来，我有点紧张。”张茅在访谈中透露当时与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会面时的细节。
去年年初，工商总局和马云被推上风口浪尖：2015年1月，工商总局公布的一份网络交易商品定向监测结果显示，2014年下半年网络交易的正品率为58.7%, 其中阿里巴巴旗下的购物网站的样本数量分布最多，正品率却最低，仅为37.25%。
这份监测结果随后引发了淘宝网方面的强烈抗议。工商总局针对此事发布了《关于对阿里巴巴集团进行行政指导工作情况的白皮书》，《白皮书》引发在美上市的阿里股票大跌，继2015年1月28日股价下跌逾4%后，29日阿里巴巴股价再次重挫近9%，两天市值蒸发逾300亿美元。
《白皮书》发布的当天下午，淘宝网官方微博发布声明，认为工商总局监管失当，向其发出正式投诉。这也就有了2015年1月30日马云和张茅的会面。那是工商总局的多事之秋。
从审批到监管
2013年4月，一个月前刚刚履新工商总局局长的张茅即前往深圳、珠海、东莞、顺德四地，调研商事制度改革（当时叫做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只对企业登记与监管作出规定）情况。张茅在与凤凰卫视的访谈中透露，当时“听到最多的就是企业迫切地希望加快改革”。呼声很快得到回应。当年年底，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决定对商事登记制度进行改革，由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改为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取消了原有对公司注册资本、出资方式、出资额、出资时间等硬性规定，取消了经营范围的登记和审批，从以往的“重审批轻监管”转变为“轻审批重监管”。
商事制度改革的背景，是国务院对各部门“简政放权、转变职能”的要求。张茅坦言，在从卫生部刚到工商总局时，对商事制度改革所能带来的影响估计不足。
“（改革就是）对于一个企业注册登记，哪些手续，然后还有一些改变，还有一些其他的改变，觉得就是一个企业方便了。”但随后带来的改变是全局性的：市场主体大量增加。据工商总局统计，2015年平均每天新登记企业1.2万户，比2014年提升了20%，更远高于改革之前的6900家。而截至2016年7月份，这个数据则成了每一天1.4万户。上述顺德公务员亦佐证，改革后，全区新设立公司数月均增长了28.4%，体现出审批手续简单对企业主的吸引力。
“全国的商事制度改革基本是按深圳、顺德的模式做的。”佛山市顺德区一位不愿具名的公务员称，顺德目前实行“宽进严管”，降低准入门槛，调低冠名条件，比如在顺德冠“广东顺德”名称，只需注册资本50万元。
除了审批，改革还为简化企业程序做了一些措施，如将企业年检改革成年报备案，每年企业在网上就可以提交相关资料，免去了往来窗口之苦，而且增加了公开性，实行全社会监督。
时代周报记者目前向工商总局发函询问商事制度改革的最新进展，截至发稿尚未得到回复。
“商事制度改革的实质，是工商总局退出对审批的监管，把精力集中到事后的市场监管上去。”唐大杰评价道，“我接触到的企业都是欢迎的，这也是跟国际的普遍做法接轨。”
正在深圳创业的陈思（化名）直接感受到改革带来的便捷。为了给新注册的公司办证，他一直关注着深圳“多证合一”的实验。从7月1日开始，以前要分别办理的执照税务和机构代码证都可以集中在一张执照上办理，而从前办两项证明要分别跑税务局和发改委。所有的业务将在网上办理，企业只需到窗口领取新的证照而不需要到窗口提交纸质资料。
外界对商事制度改革的理解往往停留在“三证合一”、“五证合一”等简化企业注册手续的措施。而这些措施，需要得到多个部门的协作；改革的影响，也将遍及中国经济的角角落落。张茅透露，由于改革刺激市场主体数量增加，也带动了就业。“去产能、去库存，就业不减反增。2014年商事制度改革带动了就业就是1200万人。到2015年，大概就有1400万人。也是我们过去没有预料到的。”
张茅在接受访谈时感慨：“这种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
消除分歧
“‘三证合一’是最难啃的骨头，”张茅在接受访谈时坦言。这也是最能体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措施。
张茅介绍，在三证合一之前，改革的主动权完全在工商总局手中，而三证合一后，工作则要牵涉发改委、税务总局、质检总局。“这三个部门各有各的难处。你比如说这个税务总局，就觉得我们刚开始改革以后，这个信息内部的沟通，你登记多少企业，企业的信息能不能到税务总局去，税收怎么来跟进，这套信息系统就需要改进。质检总局那套组织机构代码，它需要给你预拨。而且过去这个组织机构代码是收费的，那么现在呢，国务院领导要求不能收费，所以这给质检总局的工作也带来很大的难度。”
但国务院“简政放权”的总体要求是尚方宝剑，各个部门态度非常积极。“我觉得我们的体制优势就是这样，只要是中央定的、国务院定的，那大家都会努力地实行。”张茅强调。
为协调各个部门，国务院成立职能转变协调小组，由张高丽副总理当组长，杨晶、王勇做副组长；下设了六个小组，其中就包括了商事改革小组，由张茅任组长，由发改委及其他十几个部门共同组成，以便于协调、听取各部门的意见。“重要的决策，可能还有一些分歧，那需要国务院的协调小组定，最后有些问题就是在国务院常务会议，总理拍板决定。”
张茅介绍，在各部门协调配合之外，工商总局还要面对一些社会中介组织“被夺利”的意见。他在深圳调研期间，曾收到注册会计师提出的不满意见。“实缴制变成认缴制，过去实缴制的时候要到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去验资，那么验资呢就要收钱。我们认缴制以后就不需要验资了，会计事务所就没有这份收入了。”因为取消了许多审批环节，而一些中介组织赖以牟利，因此改革面临一定阻力。
工商登记从实缴登记制转为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被认为是改革的基础。唐大杰认为，注册资本认缴制还能够推动刑法中对于虚假出资罪和注册资本抽逃罪的再商榷。“如果注册资本可以认缴登记，那么虚假出资罪可能就不复存在了。这对于企业家注册新公司来进行资本运作会更加便利。”
田贵江认为，工商登记从实缴登记制转为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后，无疑显著降低了创业者的资金门槛，解决了相当部分创业者筹资难的实际问题，同时又避免了资金的闲置，使公司能够迅速地成立起来。但这种方便，也可能带来隐患。
“企业之所以能够拥有独立于股东的法律人格，成为其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最终还是因为企业拥有独立的资金与财产。注册资本随意填写、实际到位率低等问题，如果不引起重视，将会为企业发展埋下隐患。”田贵江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称。
唐大杰向时代周报记者介绍，商事制度改革中，对于注册地规定的改革还没有开始涉及。目前，企业的注册用地须是商业用房地产，“一些小微企业没有资金去租商业用地，只能去法定的虚拟注册地注册。这给虚拟注册地这个行业带来了很大的空间。而事实上，注册必须用商业地产这个规定在国外并不多见，这带来了一定的不公平”。
唐大杰认为，这项规定没有改动，可能是考虑到一定程度维护商业地产本身的利益，“靠这项规定，地产商就能拿商业地产抬价。但实际上这项规定并不合理，它额外增加了企业的成本” 。
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
商事制度改革放松了事先审批和年检，张茅认为，这降低了工商总局的监管成本，同时，不定期检查增多，“每个企业头上吊着一把宝剑，不知道明天来不来，有震慑力”。反而能加强监管的效果。
对于这柄“达摩克利斯之剑”，互联网企业曾是它的盲点。从去年开始，工商总局开始在互联网企业监管上发力。首当其冲的，是争议颇多的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网，被消费者戏称为“A货批发市场”。
在与凤凰卫视的访谈中，张茅大度承认了“白皮书”有瑕疵。据他在访谈中透露，《白皮书》是工商总局派去的一个调研组到阿里巴巴督促打假时，与阿里巴巴工作会谈的内容集结。“（马云）说怎么原来一次内部谈话的记录，你们怎么变成《白皮书》了？就这个意思，这一点我觉得确实我们工作有瑕疵。”之后，工商总局与阿里巴巴握手言和：工商总局称针此前公布的《白皮书》只是工作会谈记录，并无法律效力；马云则说要配合工商总局，全力以赴地解决假货难题。《白皮书》被工商总局从官网上撤下。
面对争议，张茅显得坦然：工商总局负有监管责任，“你不能说我们不能监管你”。“ 我也承认，客观上说他在打假上也做了很大的努力。但还有大量的问题没有解决。第三方平台，我跟马云一再强调，你不是法外之地，首要责任是你。”
今年，互联网巨头、BAT之一的百度连出两起负面事件：卖出百度贴吧“血友吧”及魏泽西事件，掀开百度搜索“竞价排名”利益链条。今年3月，张茅前往百度调研，他对百度CEO李彦宏说：“你们都离医疗卫生远一点，因为这个东西不是虚拟的，这种要靠大夫直接给人看病的。”
工商总局制定的《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将于9月1日生效。在《办法》中明确规定：付费搜索属于互联网商业广告。按规定，搜索引擎服务商要对广告的内容负有审查的义务，否则将可能遭受到相应的处罚。从而结束了这一沸沸扬扬的舆论事件。
据新华网报道，2014年，工商总局和工信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境内网络交易网站监管工作协作 积极促进电子商务发展的意见》，宣告这两大部门将联手加强对境内网络交易的监管。《意见》中指出，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电信主管部门应实现市场主体工商登记注册信息和网站备案信息等数据共享，对相互提出的涉网经营主体信息、网站主办者主体信息的查询、比对、核实等予以配合。《意见》并要求，工商总局和工信部要建立部际工作协作机制，设立常规工作沟通渠道和流程。
与工商总局类似，工信部的监管方式，也将重心从事前监管转为事中事后监管，健全企业退出机制和企业信用体系建设。这两家握有实际监管权力的部门，正在将简政放权与职能转变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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