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制度僵局，实现“真实繁荣”

2016-08-09 03:54:32

来源: 时代在线网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潘向东举了一个反面的例子：有些看上去健硕的“肌肉男”，体检指标也都显示“健康”，突然之间却传出病倒的消息。

时代周报记者李兮言发自广州

什么样的社会才是真正繁荣的社会？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潘向东举了一个反面的例子：有些看上去健硕的“肌肉男”，体检指标也都显示“健康”，突然之间却传出病倒的消息。

人如此，经济亦如是。

在潘向东看来，无法持续的繁荣和虚假繁荣都不属于“真实繁荣”。在其所著的《真实繁荣》一书中，潘向东提出了“真实繁荣”这一概念，并从基于制度的视角，探讨了当下中国经济、金融面临的诸多问题。潘向东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也是《经济研究》和《世界经济》审稿专家。

“实现‘真实繁荣’的精髓，在于建立可以实现‘真实繁荣’的制度体系。在此制度体系内，制度安排能更加柔性地根据发展环境的变化实现动态调整，能有效避免利益集团的固化和制度安排的僵化。”潘向东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金融监管改革，照搬英国模式阻力大

时代周报：你在书中提到，金融改革是对原有制度安排的打破，本身会带来风险。中国金融改革最可能面临哪些具体风险？应当重点推进的领域又在哪？

潘向东：中国的金融资本已经渗透到经济的各个领域，金融改革成为打破制度安排僵局和改变利益格局的关键，金融资本的兴衰决定了经济转型的成败。

当前中国金融形势已经出现了“自己的痛点和难点”：2011年中国经济出现下行，但“民间高利贷”却风生水起，一时间，不合理的金融结构似乎成了经济糟糕的“罪魁祸首”。为了改变这种格局，2011年下半年，中国启动金融改革。但改革结果似乎并没有有效解决实体经济“融资贵、融资难”的问题，反而衍生出了2013年6月份的“钱荒”、2015年资本市场的“非理性繁荣和下跌”、2016年一季度一线城市房地产价格的再次“泡沫化”，信用违约的风险也随之暴露。

进一步探析中国特色金融的逻辑就会发现，种种问题的根源，在于已有的金融制度安排与经济的转型持续发展不相匹配。金融改革也就是打破已有的制度僵局，改变已有的利益格局，但是由于金融改革自带金融风险，假若风险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很可能会演化为不仅制度僵局没有被打破，反而导致利益格局进一步固化，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台湾地区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就对其银行体系造成了很大冲击。所以金融改革要有全局观念，必须关注配套改革，包括国企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等，还要注意各项改革之间的关联和相互影响。

金融改革需要审慎推进，重点领域有：通过利率市场化，破除金融垄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打破国际利益格局；强化“三公”，打破“权贵资本”垄断；普惠制金融改革，化解社会矛盾。

中国长期以来依赖于高投资、重资本的经济增长模式，融资结构以间接融资为主，这导致了结构性的金融资源错配，国有控股企业凭借高金融资源可得性的优势，整体投资增速迅速攀升，民间投资增速却低于固定资产的投资增速。效率较低下的众多国有企业成为当前投资增长的主要贡献力量，进一步对民间投资形成挤出效应。

时代周报：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再次推迟至9月以后。本届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因为被视为正式推动监管机构改革而受到市场广泛关注，现在会议一再推迟，普遍认为是因改革难度过大。你怎么看金融监管改革？另外，对于“一行三会”将合并的改革方案，你是否赞成？

潘向东：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都在重新评估过往的金融监管体系，提出并推行了各种改革方案。我国的“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要求进一步改革金融监管体系，这些改革理念与全球主要经济体金融监管改革的方向有一致的内涵。但是，在金融监管框架改革的具体模式选择方面，还有待形成共识。

所谓“一行三会合并”这一方案的国际参照模板，是英国现行的金融监管模式，即央行下设货币政策委员会、金融稳定委员会和审慎监管局，分别负责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和微观审慎监管。同时，央行负责统筹监管重要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业综合统计。行为监管局则独立于央行，以体现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的适度分离。

客观来说，在中国特定国情下，应该考虑将金融机构和业务统一在央行这个综合监管机构之内，以避免监管竞争和监管套利。因此，英国模式（“央行+行为监管局”）在理论上的确相对于其他备选方案有一定优势。但如果完全参照英国模式，需要将现行监管体系打散、全面重构，这将面临各方面阻力，也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执行层面有一定困难，更加需要中央高层的强力决断与大力推动。

房产税改革，收入难抵征管成本？

时代周报：6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6》，指出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入新阶段。你认为利率市场化改革亮点和难点在哪？下一阶段重点应是什么？

潘向东：2015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在降低利率的过程中，逐步放开存款利率浮动区间，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上线达到1.5倍，在这之前，贷款利率已经完全市场化。自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利率市场化改革基本设想，到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形式上的最后一只靴子落地，已经过去了22年。存贷款利率的放开，意味着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万里长征，终于有望看到终点。

但这并不意味着利率市场化已经完成，中国离真正的市场利率还有一段路要走，还有很多难点需要突破。目前最大的挑战是银行牌照的放开，这也是打破刚性兑付最重要的一环。刚性兑付意味着在计划体制和国有经济主导下，政府自然成为隐性的担保方。一旦金融业拥有刚性兑付，那么金融企业的理性选择就是在进行业务扩张时，往往把获取效益作为其第一选择，对风险的防范意识相对较低。存贷款利率管制放开之后，随之而来就需要放开金融牌照的管制，打破刚性兑付，建立统一、权威、高效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和金融业法律体系，有效使用各种宏观调控和监管工具，建立退出机制。

世界上的其他经济体，不管是发达的还是发展中的，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都经历过不同程度的阵痛险情，这从另外一个角度对我们进行了提醒：在利率市场化改革时，需要对改革的方案进行全面系统的论证，有效化解改革冲击带来的风险。

时代周报：个税房地产税改革是近期极受关注的问题。你怎么看中国的房产税改革？

潘向东：房地产税的征收对象既包括房产又包括土地。按照现行的土地管理法，购房人脚下的土地属于国有，只有使用权，并无财产权。

当前，房地产税仍在起草过程之中，操作上还有一定难度。房地产税想要真正实施，需要先由全国人大立法，其中涉及一些税费项目，制定过程是非常复杂和困难的。另外，由于房地产税是典型的地方税，应由地方税务部门进行征管，而征收的过程则对地方政府的能力和实力构成了极大考验。作为直接税种，地方在征管房产税时难度大、成本高，绝大部分地方即便开征，获得的收入也难以抵消征管成本。最后，税率的合理制定也是难题，由于涉及社会公平层面，按照怎样的标准来制定怎样的税率是征收房地产税的难题。

时代周报：地方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还有多少发展空间？

潘向东：客观来说，这种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过去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但不可否认，此种模式已经面临明显的瓶颈。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之下中央与地方的工作关系需要尽快理顺。中央与地方，应该是分工合作的关系，而如何实现更加优化的央地事权、财权划分，是一个纵向治理结构的问题，必须尽快严肃面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里，有很重要的一部分论述了中央必须与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要达到这个目标，首先要调整财权，同时也要调整转移支付权，更要调整支出责任、调整事权。

不改变当前国家治理重心过多下移的问题，国家治理的风险就会扩大，也不符合建立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要求。从财政支出来看，目前85%的全国财政支出是地方实现的，中央财政支出仅占15%。支出责任的过分下移，其实就是行政治理过度下移的体现。下一步改革，应该尽快明确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划分，明确不同层级的决策责任，这是改善中国治理结构，形成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要求，也是简政放权的核心内涵。

事实上，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搭建新的国家治理框架，只有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其他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反周期政策”是麻药，结构性改革是“手术”

时代周报：你怎么看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趋势？

潘向东：我的态度是不要过于悲观。总体而言，上半年通过一些反周期政策的推出，经济得到了暂时性的企稳，但这种企稳并不牢固，潜在的风险并没有消除。经济的企稳回升形成新的一轮经济增长周期，需要依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释放改革红利。如果反周期政策推出的同时，结构性改革并没有完全配套，也就是“麻药”在不断地打，但“手术”迟迟没有做，这会让市场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期不乐观，一旦不乐观，投资和消费自然都会偏谨慎，这就是当前中国经济之“困”。

时代周报：未来人类社会的“真实繁荣”凭借什么实现？

潘向东：人类总是在不断地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历史。我深信只要建立相应的制度体系，在这样的体系内，制度安排能根据社会发展需要灵活调整，人类社会可以实现“真实繁荣”。

对当前的中国而言，除了推进促进经济体短期发展的政治制度安排、经济制度安排和司法制度安排等方面的改革，更应该着力通过顶层设计打破当前僵局，建设“真实繁荣”的制度体系。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极大地提高，有强大的内在动力去思考繁荣的持续性问题，同时，既得利益人群并没有强大到可以阻扰改革，更谈不上完全固化。这些相对优越的条件，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能够走出一条创造人类历史的“真实繁荣”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