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与稳增长并不矛盾

2016-03-01 05:28:49

来源: 时代周报

供给侧调整和短期经济增长的目标，有时是需要权衡的。比如，在去产能中，要不要允许中小企业破产？企业大量破产后工人就业怎么办？所以有时这两个目标需要兼顾。

专访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

供给侧改革与稳增长并不矛盾

中国经济不会出现硬着陆

时代周报：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GDP增速为6.9%，2016年经济增速会如何？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硬着陆风险，你怎么看？

海闻：似乎不少人都认为，目前中国经济状况非常糟糕，不过我认为，中国经济虽然仍在下行，但比较稳定。

中国经济会否会硬着陆？对于“硬着陆”，通常的理解是，经济增速急剧下降，企业大量倒闭，工人失业严重等，这叫硬着陆。硬着陆的发生一般有两个原因。一方面，硬着陆通常都是由危机导致的。这种危机可能是金融危机或者泡沫破灭，也可能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政治、社会、军事危机。

比如，目前俄罗斯所遭受的经济急剧下降，是由于乌克兰问题和它带来的制裁等政治因素导致的；另一方面，硬着陆也是政府政策失效的结果。政府对经济下跌无法干预——干预能力不足，或者干预失误，比如俄罗斯政府，它确实没有足够实力去干预经济。

中国目前不存在造成硬着陆的这两种条件。到目前为止，经济也没有出现严重问题。虽然已经连续下行五年了，但降速是平稳的，逐渐减弱的。中国政府既具有对经济调控的实力，到目前也没有出现重大失误。之所以没有出台较强的刺激政策，主要是为了尽快完成转型，必要时还是有能力控制的。因此，我认为中国经济不会出现硬着陆。

时代周报：有观点认为，中国未来数年的经济增长率会下降到4%，你怎么看？

海闻：我认为近几年不可能下降到4%。这种预测只是一种统计预测，也就是根据前面几年的数据来推算未来。比如，连续几年同比下降了1%，统计就预测下个年度也下降1%。但是，经济发展从来不是线性的。这种预测只能作为一个参考。

实际上，影响经济增速的因素非常多。除了经济规律本身，还有政治因素、社会因素、国际因素等。同样面临经济下滑，短期内经济增长的速度，将部分地取决于政府的目标。如果经济下行影响到了社会稳定，那么政府一定会出台更强烈的刺激政策。如果经济下行的状况还能忍受，政府可能会继续强调改革和转型。

我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已经处于这次周期的低谷或低谷区间了，也就是说中国经济不会再继续大幅下行了。最迟明年应该可以复苏，可能会回到7%以上。

可以肯定的是，至少5年之内，中国经济增速不会跌到4%。但是5年以后或者10年之后，中国经济总量很大了，起飞基本完成了，经济也很成熟的时期，GDP增速降到4%是有可能的—美国等发达国家现在的增速都达不到4%。

服务业将成为新的增长动力

时代周报：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从何而来？你认为，中国经济继续增长的动力是什么？

海闻：从大趋势上看，一个国家最快、最长的经济增长周期就是经济起飞阶段。经济起飞，是一个国家在整个历史中最重要的一个经济增长周期，像人体发育中的青春期一样。所以在青春期还没有结束的时候，经济增长基本动力就仍然存在，经济起飞阶段的主要动力是工业化和城市化。

第一，“工业化”。经济起飞首先靠的是制造业的发展，从低端到高端，然后服务业发展，直到服务业占到了经济的70%左右，产业结构就基本“发育”完成了。

经济结构是与个人消费结构相匹配的。随着收入的增长，人们用于物质消费的比重逐渐下降。在发达国家，用在食品和制造品方面的，会占到百分之二三十，剩下的则都是文化、艺术、教育、体育、医疗、健康、居住、休闲、法律等方面的消费。

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还并没有完全发展成熟，服务业的比重仍然较低。作为消费者，我们现在仍然缺乏医疗、教育、文化、法律等方面的服务。同时，我国的制造业也在进一步地改良和提升。这些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仍然会产生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第二，“城镇化”。工业化过程中，大批的农民进城务工并在城镇安家落户，这一过程中的基础设施建设、住房建设以及城镇新居民带来的消费，都会拉动经济增长。同时，城镇化过程当中，又会使农业从目前的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发展，农业劳动生产率也会提高。中国的城镇化还远未结束，所以起飞阶段的经济增长动力仍在。

时代周报：有学者称，亚非拉美不少新兴经济体，因为急于向服务业转型，导致低效率服务业大量发展，而服务业人均产值增长的低下恰恰成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那么，如何判断正在高速增长的是高端、中端服务业，还是低端服务业？从政府的角度看，应当如何促进服务业的持续增长？

海闻：首先，我国与拉美国家有一个明显区别：他们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我国还有一个改革过程。我国有很多产业，经历了从原来的计划经济，即政府“管得太多”的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目前，我国的服务业，特别是高端服务业，高端服务供给不足，无法满足消费者需求。比如，老百姓看病难，大城市医院人满为患，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教育也是严重不足。但中国高端服务业短缺不是能力问题，也不是资源问题，而是政策问题，需要改革开放。

所以，中国服务业的发展不需要政府去投资，而是政策上的放松，尤其对高端服务业的改革开放，这非常重要。政策放开后，很多资源会自发流入高端服务业，带来高端服务业的蓬勃发展。同时，中端和低端的服务业，也会得到相应发展的空间。

时代周报：有人认为，需要制造业的继续繁荣才能支撑服务业的持续增长，你怎么看？

海闻：我不太同意这个观点，恰恰相反，我认为制造业的转型提升和再发展需要依靠服务业。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服务业的发展。

首先是发展教育。教育本身是服务业，但它同时又能够使其他产业顺利提升。有没有大量的科学的人才培养，是决定服务业发展的一个根本条件。目前，我国大学生占人口比例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所以，若想让中国的制造业能够更好地提升，恰恰要注重发展教育。

同时，服务业的发展可以促进社会对制造业发展的需求。比如，作为服务业的医疗行业发展了，才会对医疗器械的制造、药品的研发和生产等有更多的需求。

另外，产品的提升，即制造业的附加值很多来自于服务业，设计、营销、包装等。一件衣服，制造环节属于制造业，它本身非常简单，但要把它做成品牌，就是服务业在起作用了。所以，只有服务业，特别是高端服务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才能使制造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总的来说，从推动力和需求两方面，服务业都可以带动制造业的发展。现在到了一个服务业增长速度比较快速的时期，我国在这方面仍然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因此，如果能够加快改革开放，服务业每年增长超过8%是没有问题的。

宏观调控更趋精准

时代周报：2016年1月份贷款数据显示，1月人民币贷款增加2.51万亿元，同比多增1.04万亿元，为历史新高，这被广泛理解为刺激政策、“政府加杠杆”，你如何看待贷款的快速增加？

海闻：我在2015年的确曾经表示过，“要能够接受经济的起伏，不能GDP增速低于7%就马上出台刺激政策，将来经济的波动是一种常态，要适应这种常态”，但在具体的时间点上是否需要采用刺激政策，政府有它的综合考虑。

毫无疑问，中国政府目前在加大刺激力度。

政府对于GDP增速6.9%能不能忍受？应该说，可以忍受，但是现在可能有一些地方不能忍受了，政府就会听大家的反应进行调整。现在大家呼声大了，政府就要多刺激一下，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

政府就跟医生一样，每天根据病人的病情发展，决定增加药量还是减少药量。原来觉得问题不大，不刺激也不会太严重，但从目前的情况看，尽管去年进行了五次降准降息，经济仍然在下滑，政府发现“用药量”不够，可能得加大“药量”了。

我认为，目前政府希望今年经济降速到达谷底，不再下滑。今年1月份央行进行逆回购等操作，规模共1万亿元左右，实际上就反映了中央的这种态度。

时代周报：此轮的政策与2009年的刺激措施有何不同？

海闻：2009年的刺激措施，恢复了大家的信心。

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与2009年不同，当时主要是外部引发的，现在主要是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当时的问题虽然看上去很严重，但实际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并非那么大。2008年发生的是全球金融危机，而中国的金融跟国际金融系统的联系并不紧密。

实际上，我认为2009年初的主要问题是恐慌，一看全球股市暴跌，百年不遇，大家都恐慌，本能地收缩，经济下滑就更厉害。

目前的情况与2009年有两点不同。首先，国内的经济情况，要比2009年更糟糕一些。它已经连续五年下滑。其次，目前的经济总量也比2009年大多了，同规模的刺激措施，影响力也会相对变小。所以，在影响力方面，1月份增加的2.5万亿元贷款与当年的“4万亿”还是不能类比。

时代周报：在“稳增长”的思路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会不会受到影响？刺激政策与供给侧改革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海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理解为调整供给的相关改革，供给侧改革不仅仅是消除过剩产能，增加有效供给、降低企业成本等都属于供给侧方面的改革。削减一些低端制造业的过剩产能是必要的，但同时还得增加服务业方面和高端制造业的产能。

供给侧调整和短期经济增长的目标，有时是需要权衡的。比如，在去产能中，要不要允许中小企业破产？企业大量破产后工人就业怎么办？所以有时这两个目标需要兼顾。

但“稳增长”和“供给侧改革”这并不是相互矛盾的两个政策。供给侧改革不光是去产能，应该还包括降成本和增加产能，这些方面也起到推动增长的作用。

为什么进行供给侧改革呢？这是因为中国目前既有反周期的问题，又有调结构的问题。

造成经济周期性衰退的原因，既有总需求不足，也有总供给不足，而总供给不足的原因之一是企业成本太高。上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造成企业成本大大提高，宏观经济出现了“滞胀”。所以上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就采用供给学派的政策，进行减税，增加有效供给，促进了经济增长。

另外，中国经济目前也存在结构问题，这是微观问题。供给侧改革要对某些产业，其中很多是国家控制的企业，使用具体政策进行调整。比如产能过剩的，想办法关停并转；而产能不足的产业，要进行改革开放。

所以，供给侧改革既有微观的产业调整，又有宏观的刺激作用，它与稳增长其实并不矛盾。

时代周报：刺激政策是否会影响去产能？

海闻：不一定，要看贷款去向，即银行的具体操作。很重要的一点是，银行有没有独立的决策权，是不是真正的商业银行。

政府应当做的是规定银行贷款坏账率不能过高，把金融风险控制好。银行本身应该是一个自我控制、追求利润的行业。它觉得这个企业不错，现在缺钱，就投放贷款；如果这个企业前景不好，银行就不会再给贷款。

但如果政府干预银行贷款，就麻烦了。主要是地方政府会参与，地方政府有它的积极性，比如招商引资、地方保护，政府一旦干预，过剩行业和低效企业可能又会得到贷款。所以，当货币政策扩张的时候，金融改革一定要进一步落实，给银行更多的以市场为基础的自主决策权。

在金融改革配套跟上的情况下，两万亿、三万亿的刺激，都不会有问题。因此，还是要加快金融改革。

时代周报：日前，周小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中国2009年、2010年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但这个贡献率不是常态，而现在中国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率在25%左右，是比较接近常态的。你如何看待周小川这一判断？
海闻：周小川认为25%“比较接近常态”，但是我认为它仍然是非常态。将来所谓“常态”，就是应该跟我国在全
球的经济比重相匹配。比如，我国的经济总量在全球里面占15%，那么我国的贡献率在15%-20%区间，这属于常态。

不过，目前我们的贡献率超过我们本身的经济比例也是正常的，因为中国经济还处于上升阶段。

时代周报：你认为中国的中高速增长还能保持多少年？

海闻：我认为中国至少还有10年会属于中高速增长，这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需要。中间几年的经济增速可能会低一点，但是还会升高。经济增长不是线性的，是在波动中发展的，现在虽然不到7%了，但我相信未来几年里，中国的GDP增速一定还会有重回8%的年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