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加藤嘉一读了什么书？

2016-01-29 14:25:19

来源: 时代在线网

出场这份年度书单的三位阅读者中，加藤嘉一无疑是受关注度最高的一位。离开中国3年后，加藤回来了。应他的要求，加藤自己写下了他读过的好书。无论是身处舆论的风口浪尖还是隐身匿迹于美国波士顿，加藤始终还是一个“心系中国”的日本友人。相比之下，人类学家刘绍华和财经作家王千马的年度书单，无疑更具个人趣味一些。刘绍华喜欢的张赞波和姜淑梅，都在凭借人生直觉写作，作品因此呈现出一种朴素的美感；王千马最后推荐的《给孩子的散文》，则是一本比现行语文课本更具质感的好书。“读散文就像穿越田野，无边无际，遍地花开。合上书打开书，我们眼前会展开更广阔的世界。”这是北岛、李陀选编此书的目的，也是所有人类阅读的最后归宿。

本版撰文加藤嘉一时代周报记者李兮言

加藤嘉一：关注福山、村上和阿伦特

现在，我身在北京的书房，一边望着书架里的那些书，一边写下最近与阅读相关的所思所想。

过去3年，我在美国访学，所以，读英文的书籍比较多。其中，读后感比较深并直接影响了我的写作的，还是日裔美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最近的两本著作：一本叫《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另一本叫《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中文简体版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两本书是连在一起的，曾以在苏联解体前后提出“历史的终结”闻名的福山，当看到历史的进程与他观察的有所不同，就把学术努力投放在研究政治秩序的起源上，并从中探究政治发展的来龙去脉—始终不搁置的底线是福山始终最关注的民主问题。

我在美国访学，最大的目的是为了思考一个问题，并把它写下来。去年，我在日本出版了《中国民主化研究》（钻石出版社），在写作的过程中，有机会跟福山先生交流。他对我说：“中国构成了对‘历史的终结’ 这个观念的最重要的挑战。”我由衷地建议中国读者们细心阅读他的上述两本著作，从中思考中国何去何从。我对此的判断则与福山先生截然相反，他坚持历史还是会终结这一原有的观点，我则认为中国会走自己的道路。

如今，我的三年访美计划告一段落，写完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书，接下来，我将从研究与写作的角度出发，除了在中国的不同地方好好调研之外，还想多花点时间阅读中国本土学者或作家撰写的关于中国人民族性的作品，从民族性的角度挖掘中国元素。我手里有一本书叫《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增修版，山西人民出版社）。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文学所的作者王学泰先生，在该书绪论中这样指出：“游民是导致社会无序性激增的恶性肿瘤，是社会无序化和社会制度腐败的产物；反过来它又进一步加速社会的腐化与无序，两者是互动的。”新的一年，我想首先认真阅读这本书，作为一个好的开头。

在这里，还是不得不提及我（唯一）的偶像—村上春树（Haruki Murakami）。村上先生把“写作、跑步、人生”视为三位一体，但愿我也能这样。2012年8月至2014年8月，我在波士顿度过，沿着美丽的查尔斯河跑步是最令人感到愉悦的时光。每当跑步时，我都默默祈祷能够偶遇村上先生。坚持了两年，无果。

去年9月，村上在日本出版了《作为职业的小说家》(Switch library)。这是一本围绕他个人经历，谈及如何看待自己作为小说家的方方面面—生活、思维、价值观、人际关系等的自传式随笔。我尤其喜欢的部分，是他写自己不怎么好好上学，上大学期间就结了婚，毕业后开了爵士吧勉强维持生计，在东京神宫前的棒球场看比赛时“突然”想到了要写小说，《挪威的森林》等作品面世之后又怎么“打进”美国文学市场的。

我知道，许多同行很羡慕村上，羡慕他的书卖得很好，还“自然”地被许多种语言翻译出版（我去年年底去冰岛，走进的书店没有一家不使劲推广村上小说）。不过，看完这本书之后，或许能了解到，村上先生在几乎所有人（应该是除了他妻子）不知道的情况下默默、踏实、长期作出了努力。这是一个自律、勤奋的小说家，是一个明白自己要什么的社会人。但愿这本书能早日被翻译成中文，让中国读者有机会品味。

从2015年到2016年，我跨越年份地阅读却还没读完的，是被称之为“现代最优秀的女性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代表性作品《人的条件》（The Human Condition）。我读的是日文版。

1906年，阿伦特女士出生在德国犹太人的家，1933年担心遭遇纳粹的迫害而逃到法国，后来流亡到美国。“被条件”的人向环境行使的内发型能力叫“人的条件”，而这一条件的最基本要素—劳动、工作、活动，则是阿伦特女士展开讨论现代世界危机的三大视角与框架。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社会的发展，人的条件内涵与面貌也发生了变化。对于公领域的消失与私领域的膨胀，她发出了严厉的警告。在阅读《人的条件》的过程中，我时刻在思考：到底什么才是我们人类应有的劳动生活？在日常生活中，工作应该占有的位置是什么？活动又能给一个人的人生带来什么…… 我深信，对于身处复杂、特殊、转型中时代环境的中国读者来说，阿伦特女士的这本著作，意味重要而深远。我上网查了一下，此书有中文简体版，被译为《人的境况》。

刘绍华：一本书要有“对人的关注”

2015年，台湾人类学家刘绍华在大陆的《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名列深圳读书月2015年度十大好书之一。刘绍华有很强的学术背景。《我的凉山兄弟》是刘绍华横跨10年、累计20个月田野调查的成果，考察了毒品和艾滋在中国彝族地区肆虐的情形。

在刘绍华自己的2015年度阅读书单上，她推荐的第一本书是张赞波的《大路：高速中国里的工地纪事》。这让人感觉有些意外：和刘绍华相比，张赞波作为一名内地纪录片导演，完全没有经过系统的调查方法学术训练。但刘绍华评价《大路》时却称赞说：“张赞波的文字很好，他的调查做得也很好，真的很有天分。我一看就觉得，他可能比大部分的人类学者的研究做得还要到位。”张赞波的书写得极为用心。刘绍华认为，这是《大路》最可贵的部分。“他很有概念，也很有想法。最重要的是，他的态度决定了他的成功。这么诚意十足的书，现在并不多见。”

刘绍华推荐的另一本书，是姜淑梅的《穷时候，乱时候》。这本书曾获多项业内大奖。全书分为《乱时候》《穷时候》《家里人》三部分，讲述了作者亲身与闻的民国时期、抗战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乱穷时代”。作者姜淑梅从60岁才开始识字、摆脱文盲身份，60岁开始学习写作。在刘绍华眼里，她是一个天生就“很会说故事的人”。当她掌握了文字这个工具时，“我手写我口”，“真是一发不可收拾”。

刘绍华与姜淑梅相识于2015年的一次好书颁奖典礼。刘绍华回忆说，姜淑梅一上台领奖，她说的故事以及说故事的能力，就吸引了自己。这本书现在成了刘绍华的床头书。“现在的人在讲以前的故事，常常会用比较政治的时间段架构，比如民国时期、大跃进时期、‘文革’时期等叙事方式，但姜淑梅不是，她完全不用那种政治化的方式去讨论什么，她就用她自己的生命经验来当时间架构。可是只要你有一点点基本的历史观，你就知道她在讲什么时期。对她来讲，那种政治时期的分歧，其实真的是天高皇帝远。”

新年伊始，刘绍华眼下正在看的一本书，叫做《档案：一部个人史》。《档案》建构在个人回忆与历史探索之上。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作者蒂莫西·加顿艾什为了研究希特勒统治之下的德国，分别在东、西柏林停留数年搜集资料，但没想到，他在东德的行踪被认为是间谍活动，被秘密警察和线民盯梢，留下了厚达325页的秘密档案。两德统一后，东德的秘密警察档案开放，作者重访东德，根据东德国安部为他建立的档案和自己的日记，一一寻访当年那些监视他的人，重建青年时期的一段记忆。

刘绍华说，看这本书，除了看德国是一个怎么面对自己历史的国家之外，其实也在看作者对历史的态度。“这个作者很有趣，他去找曾经报告他日常生活的那些人，但他追整个事情的目的不是报复，也不是寻求情绪的解放，他只是要拿他自己的档案当作一个案例，去了解在某个特定时代下的社会制度。这本书所透露出的，是对历史坚定反省的态度。”在刘绍华看来，在这本书中呈现的德国人，是很坚持把事情挖清楚，而且很想让整个社会去面对这件事情。“它肯定对人类造成了伤害，但面对自己的历史，他们非常有决心。”

作为人类学者，刘绍华选书时注重作品“对人的关注”，这与她自己的作品一脉相承。“我们活在什么样的社会里，我们希望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如果这本书告诉我们这个，就是对人有基本关注。”

王千马：好书如好菜，不厌精细

因为一直从事写作以及文化出版方面的工作，近水楼台，王千马常常能搜罗到一堆好书。他说自己“不厌精不厌细”，也无所谓历史、文化还是社科，“只要是好菜，总喜欢扒拉上几口”。“而且，对写作人来说，任何一种营养都是美好的，它会丰富你的内心，但却不会让你发胖。”

王千马近年来一直在做城市文化和商帮研究。2015年，王千马的《宁波帮：天下第一商帮如何搅动近代中国》上册出版了。宁波帮是中国近代最大的商帮，回视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时刻，宁波帮的身影或登至台前或藏于幕后，从不缺席。王千马说，他想通过宁波帮的发展，窥视中国是如何从近代一步步走到了今天的。2016年，王千马还要继续《宁波帮》的中下册写作，所以，他将这一年的专项阅读集中于中国近代史及经济史方面。

王千马推荐的是两本历史学书籍，分别是杨联陞的《国史探微：宏观视野下的微观考察》以及孙隆基的《新世界史》。杨联陞曾以“开杂货铺”的汉学家自居，却被费正清誉为当代海外汉学界“第一人”。对王千马而言，《国史探微》收录的十四篇史论，既有对宏大史学命题的洞见，更有细致入微的字词考据，“尤其行文贯通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翻转自如的笔力，多学科融合的前沿趋势与先生深厚的学养可见一斑”。

对孙隆基的《新世界史》，王千马认为此书摒弃了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基本研究单位的历史观，批驳了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的时髦话语；同样地，也对“西方中心论”和“四大文明古国”等定见阐述了不同观察，“可以说，历史的概念化和史学研究的视域在本书的论说系统中得到了迥异于主流认知的深度扩展”，不失为一种力求挣脱当前世界史话语局限的突破性尝试。

在王千马的年度书单中，唯一的一本译作，是供职NASA的兰道尔·门罗（Randall Munroe）的《那些古怪又让人忧心的问题what if？》。这本书无关历史，关乎趣味。王千马自称“年纪一把，但好奇心却从来不曾退却”。他的案头，之前摆着一本《疯狂科学家大本营》，讲述的是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的独特创新模式及技术的前沿应用。翻阅之后，王千马不免感慨脑洞大开。而门罗创作的这本书同样以一种幽默的姿态普及科学：牛排从什么高度掉下来正好烤熟？女性用自身干细胞中的精细胞与卵子结合会怎样？假如全人类在同一个地方同时起跳会发生什么……“或许，正是每一个由好奇心驱使的、似非而是的大胆想象，孕育了科技一次又一次新的征程。”王千马总结道。

夏丏尊、张恨水、丰子恺、沈从文等一代大师，都曾深刻地影响了王千马的创作生涯。因此，王千马最后推荐李陀和北岛选编的《给孩子的散文》。这本书所选的文章中不乏文学大师的作品，“无论是流露的笔法、思致，还是其涵盖的视野、情怀，都堪为不可多得的上品”。王千马认可李陀和北岛的文学理念和审美标准，也希望大师们的作品可以启迪童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