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彻底治愈抑郁症需要内心的力量

    生活 > | Time Weekly - 2015-11-10 04:25:30
  • [摘要] 2012年春天,张进被诊断为“中度抑郁偏重”,由此开始了他的抑郁症治疗之路。

    时代周报记者 陈舒扬 发自北京

    2012年春天,张进被诊断为“中度抑郁偏重”,由此开始了他的抑郁症治疗之路。

    彼时,张进为人所知的身份,是业界知名媒体“财新传媒”的常务副主编。作为国内享誉度颇高的财经媒体,张进是该团队的核心成员之一。

    大概半年后,张进在博客中写下《地狱归来》,首次记述了自己患病和求医的经历,并由此展开了有关抑郁症的研究、思考和写作。今年9月,文章结集出版成书,取名《渡过》。

    抑郁症患者和资深媒体人的身份,给了张进了解、传播抑郁症知识的有利条件,但张进所做的,更多源自一份求知和助人的热忱:抑郁症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会得抑郁症?患者和普通人该如何去对待它?

    围绕抑郁症,纵然已有很多专业或非专业的文章和出版物,却很少有像张进这样坦诚而不失客观、深入却不晦涩的记录。对此,张进的主治大夫、安定医院的姜涛给予了很高评价,称《渡过》弥补了精神科医生在语言文字方面的欠缺,“朴实、精确地”展现了抑郁症。

    无法单靠心理治疗

    准确地说,张进是一名“双相情感障碍抑郁发作”的患者,而非单纯的抑郁症。

    求医后的两三个月里,张进的病情一直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在朋友的建议下,他换成了现在的主治医生姜涛,开始服用新的药物。

    姜涛告诉张进,他得的是“双相障碍”中的“软双相”—抑郁症分单相和双相,前者是典型的抑郁症,后者则不但有抑郁症状,也有兴奋症状。双相的表现又千差万别,医学界将其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表现出明显的兴奋和狂躁,另一种即“软双相”,大意是以重度抑郁为表征,躁狂迹象不显著。

    这一次,在挨过药物的副作用后,张进的病情突然有了好转。

    药物的突然见效让张进对抑郁症的治疗产生了极大好奇,他“把用过的11种药,它们的化学结构、适应症、不良反应、毒理药理,挨个研究了一遍,并由此延伸到抑郁症的病理知识……”在系统学习了精神科教材,并观察、采访了许多病例之后,张进开始撰写一系列文章,其中既有《抑郁症是心理病变还是器质性病变》《谁最容易得抑郁症》这类对抑郁症发病原因的探讨,也有《为何抑郁症患者容易自杀》《双相是怎么回事》这类知识普及性的文章,还有《如何干预抑郁症患者自杀》这样实用而具体的建议。这些直中要点且平白易懂的文章在网上获得了很高的阅读量。

    作为受过良好教育、文字功底深厚的媒体人,在吸收了大量专业知识后,张进在文章中既有对抑郁症及其诊疗的深刻思考,也有更为开放的态度。比如,他提出“抑郁症”的名称不科学,称为“脑功能失调症”更好;比如,在讨论治疗方法时,他指出人们对“治标治本”问题的误解;他力劝患者求医,强调抑郁症是一种器质性疾病,不能单靠心理治疗的方法应对。

    张进本人对心理咨询持怀疑态度,他用诙谐的笔调讲述了自己面对各式各样心理咨询师的经历—但这并非否认心理治疗,张进也认为,彻底治愈抑郁症需要内心的力量,只是中国目前的心理咨询师往往良莠不齐,特别对中度到重度抑郁症患者来说,心理治疗更是难以起效。

    张进更青睐的是“做自己的心理医生”,《渡过》因此“从大脑科学原理和心理学层面,探讨患者如何理解自我、观照自我,完成精神世界的重建”。

    遗传和贫困,抑郁症的两大起因

    根据中国最近的一次抑郁症流行病学调查—由加拿大学者费立鹏在2001-2005年间的调研数据显示:中国抑郁症的患病率为6.1%,其中得到治疗的比率,被广泛引用的两个数字是5%到10%;而患上抑郁症后不予治疗的结果,医学界大致认同的数据是:三分之一可以自愈,三分之一发展成慢性,三分之一自杀。

    事实上,单相抑郁药物治疗的有效性接近70%,双相情感障碍则低一些。比起其他方法,药物治疗可以给抑郁症患者的康复机会大得多,用张进的话说,是“最不坏的选择”。

    《渡过》中记录了不少陷入抑郁症的普通人,通过这些文字,可窥抑郁症患者万象。其中有患病五年拒绝吃药而坚持心理治疗的媒体人,有研究机构的博士,有表面阳光的女大学生……

    抑郁症的诊断和治疗都呈现出复杂和不确定的因素,这源于其发病机理依然未得到足够的认识。本书中,姜涛的一句话概括了人们对抑郁症的认识程度:“如果说当代医学对糖尿病的认识达到近代的话,对大脑疾病的认识恐怕还停留在公元前。”

    2014年2月,由英国牛津大学乔纳森·弗林特( Jonathan Flint )教授领导的研究团队,在人类基因组中首次找到了两个与抑郁症有强相关证据的基因位点,这一开创性的发现发表在7月15日的《自然》杂志上。

    抑郁症和遗传的关系很大。尽管许多病都有遗传特性,但根据姜涛给出的数据,抑郁症的遗传度高达80%,也就是说,一旦携带致病基因,发病的可能性是80%。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乔纳森·弗林特的研究建立在中国汉族女性抑郁症患者的样本上。由于人口众多,国内更容易招到大量遗传背景比较接近的志愿者,而且,正因为抑郁症诊断不发达,所以患者中重症的比例较高(招募到的抑郁症患者中,有85%所患的是无法感受到快乐的忧郁型抑郁障碍)。乔纳森·弗林特在研究中还发现,由于受教育程度不同,中国抑郁症患者的症状呈现出比较显著的差异:低学历患者出现的往往是躯体症状,比如某些身体部位疼痛;高学历患者则多出现活动降低、工作能力丧失等。

    “文化人”才得抑郁症,也是中国对抑郁症的误解之一。在安定医院诊室旁听过医生看病的张进明白,穷人才是抑郁症的最大群体,研究也显示:贫困是抑郁症的一大诱因—在此之前,张进和许多人一样,以为抑郁症是一种“高级病”。
     

    张进:外界的追问,是一种优越感的体现

    对张进本人来说,从患病到治愈,他完成了一次艰难的人生蜕变。在书的后记里,他写:“(患病的)两年半来,一直没有停止对自己的重新认识。完成这篇文章后,我的反思基本完成。人们穷其一生,都不会结束对生命的永恒追问,在奔向知天命之年时,我有此认识,并不算晚。”

    抑郁症在带给张进痛苦的同时亦让他有所收获:“一个人在病程中,会暂时失去很多社会功能,但大脑从未停止思考。既已陷入人生最低谷,就没有必要粉饰和虚夸,而可以直面内心,用手术刀解剖过去,梳理人生的成败得失。当再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时候,转机就将到来。”

    时代周报:书中提到,抑郁症更应该被视为“一组”病因和发病机制不同的病症,而不是“一种”病,而且,医学界对抑郁症包括其他神经症和精神疾病的诊断标准,本身也经历了变化,你甚至提出抑郁症应该叫“脑功能失调症”,是不是可以说,我们现在之所以认为存在一种叫抑郁症的疾病,其实是现象层面的归纳?但另一方面,如果只是从现象层面去判断,似乎标准也很模糊,医生也往往称抑郁症的表现个体差异很大。对此你怎么看?

    张进:是的。抑郁症的一大特点,是特异性。不同的人,症状会不一样;同一个人,在不同期的症状也不一样。同一种药,不同的人、同一人在不同情境下,服用后的效果也不完全一样。这增加了抑郁症治疗的难度。

    时代周报:你反对给抑郁症患者贴标签,但其实“‘抑郁’症患者”本身是一个可能会跟随人一辈子的标签,你认为人们对抑郁症的这种敏感从何而来?

    张进:因为这是一种精神疾病。精神上的不正常,比躯体上的不正常,更让人侧目。

    时代周报:抑郁症患者常不被理解,特别是病情严重的自杀者。不少自杀者留下过或多或少表达心境的文字,但这些文字也难以让正常人理解他们的痛苦。作为一个过来人,你认为普通人该以什么样的态度看待抑郁症患者的自述?

    张进:其实抑郁症患者自己也很难说清楚,普通人就更难理解了。说实话,我也不追求这种理解。这不重要。如果说我有希望,那就是希望局外人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就可以了,即不把自己的主观判断当成事实判断。

    时代周报:在关于翻译家孙仲旭自杀的文章中,你指责人们对患者患病原因的猜测、追问是为满足窥视欲,认为这种追问没有必要,但同时你也认可患者“自渡”、提倡“当自己的心理医生”。能不能说这种自我治疗的过程其实也是患者自己求得解释的过程?如何看待解释和治疗的关系?

    张进:外界对患者患病原因的猜测、追问和心理治疗无关,只是潜意识中优越感的体现;“当自己的心理医生”则是自己探寻自己的病因,当然有价值,无论这种探寻能否接近本质。如果找到了本质,我相信有助于辅助药物的治疗。

    时代周报:为了研究抑郁症,你曾在双休日去医院诊室旁“听”医生看病,病人对此有什么反应?这种旁听持续了多久?

    张进:断断续续持续了半年多吧。刚开始觉得很新鲜,后来渐渐觉得千篇一律,收获不那么大,就不去了。在姜涛的诊室里,人多得很,都在等待轮到自己,所以没有人注意到我。即使我去询问,也没有人注意,因为患者在等待的时候都在交流病况 。

    时代周报:能否讲讲你现在的情况,是否还在吃药?病情是否稳定?

    张进:稳定,但还在吃微量的药,也许可以停了,但是姜涛希望我再等两年,不要冒险。

    时代周报:因为你写的文章,许多人跟你联系、向你求助,这会不会打扰你的生活?

    张进:现在找我的人越来越多,逐渐觉得是个负担,但这也是自我肯定之源。我还是会尽最大努力去帮助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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