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巍青：吐槽型证明与改革的内在动力

2015-08-13 10:06:32

来源: 时代周报

我尝试用三种理由解释为什么行政机关要人办那么多繁琐的证明。

郭巍青

最近，湖南某地派出所开出了“老年证丢失证明”，并另附一纸文字，批评民政部门不该要求老人家来开这种证明。附文很正式地加盖了公章，批评尖锐直白：“补办老年证也要打证明，有必要吗？……还是多为老百姓办点实事吧！”网民蜂拥点赞，称之为“自带吐槽功能的证明”。云南普洱、浙江温州也传出类似的“证明+批评”。有些网友开始想象，也许还有更多的“吐槽型证明”已在路上。

现代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的研究主张把信息的使用看做是“政策工具”，即通过利用和调控信息流动的时间、节点、流向等，助力于实现政策目标。能否善用信息类政策工具，是管理能力高低的一个指标。在中国，公安部门较早拥有网络技术和网络人才，较早地通过网络提供各种信息和便民服务。这次“吐槽型证明”事件，更显示出公安部门在营造传播效果方面的努力和进步。

不过，新闻并未告诉我们，被吐槽的民政等部门有什么反应，相关证明是不是从此不必办了。进一步地，我们更要思考：明显不近情理的、“有什么必要吗”那些证明和程序为什么会存在呢？对公共政策科学来说，研究决策过程与初衷都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是避免情绪化分析（否则，我们还会陷入吐槽很痛快，问题不解决的困境）。为此，我尝试用三种理由解释为什么行政机关要人办那么多繁琐的证明。

首先，人的流动性越来越大，但是管理部门却是按条条、块块、层级来设置的，产生所谓行政壁垒。个人经历会留下很多“信息痕迹”，分散存储在不同部门中，完全的联网还需要很多配套条件；其次，政府事无巨细，需要证明之处相应增多。压缩管理事项与权限，清楚划分管与不管的界限，历来是老大难问题。有些领域甚至朝三暮四，看似减掉了一些，新冒出来的管理事项反而更多；再次，管理太宽而又信息不足，便将窗口部门置于风险情境中。一旦疏于把关而出现错误，必须追究经办人员的责任。从这里产生了行政人员的普遍的行为机制，即风险规避。它表现为，第一是按章办事，而所有的规章制度都会保护整个部门规避风险。第二是举证责任转移，完成举证所要花费的成本，自然转移到公众身上。

综合来说，技术、体制、风险三个因素相互交织，导致繁琐程序越来越多，弄不好还越反越多。从某个角度看，可以说整个体制的逻辑运行几乎必然导致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机械决定论和无所作为。所谓改革，就是要发现或者建构相反相成的体制运行逻辑。

首先一点是要有足够强的倒逼力量。很有趣的是，当繁琐证明的压力最终传导至派出所时，他们最明白事情的荒谬。基层单位既无义务、又无能力为一个离家已久的人证明什么。不如为当事人出头吐槽，倒是为推动改革大胆运用了强势部门的力量。更根本性的是打破壁垒，加快信息联网，如此才能优化行政流程，突出服务功能、便利功能、权利保障功能，将监管、审查和把关寓于其中。显然，公安部门负有更大的责任，公众期望不止于吐槽。

归根结底，所有的基层公务员包括民警，都需要减负，都需降低工作风险。它应当和公众的需求共振合拍，成为推动改革的内在动力。只有这样，身处服务民众最前沿的基层公务员，才可能如网友所期待的那样，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公里”，让中央决策层面的利好消息，切切实实地成为民众的福祉。

（作者系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中国政治学会理事，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理事，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