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波：跟美国人比科学素养不科学

2015-07-28 04:12:15

来源: 时代周报

宋金波

因为“名人与‘大师’合影”的新闻—至少在一部分网友看来，两者的关系是不正常也不“科学”的—中国公众包括精英人群的科学素养问题，又一次被摆上桌面。比较不可少，自然，最佳的攀比对象，还在大洋彼岸的美国。

中国公众科学素养如何，美国公众科学素养又如何……若出于“见贤思齐”，攀比原本很可肯定，跟法国人比浪漫，跟“战斗民族”（俄国人）比勇气，跟日本人比精细，大国民当如是也。

但在公众科学素养这个问题上，与美国人的攀比又似乎不那么“科学”。

对美国公众科学素养水准，说不好的主要是这种：“想不到吧，牛哄哄的美国人科学素养也这么差，以后注意点。”说好的也有，意思大致是，“看人家就知道咱家精英们‘鬼迷心窍’啥啥不行的病根在哪里了”。

调和主义者，就这么讲：“其实美国人的科学素养没你们说的那么差，也没你们想的那么好，更重要的是，我们跟他们首先比科学素养，并不很科学。”辩证法总是正确的。

先解释“没那么差”……这还用解释吗？美国不是世界上最大的科技强国吗？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人数不是世界最多吗？美国人的科学素养怎么可能差呢？

但拿诺贝尔奖的毕竟是科学家，科学不是踢足球，俱乐部厉害就能看出街头足球的水平。除了科学家这个职业群体，那些做生意、演戏、唱歌、打篮球甚至从政的呢？

确实“也没那么好”。关于美国名人缺乏科学素养，有几个著名的段子：比如电视节目主持人比尔·奥赖利说海上的潮起潮落是难以解释的现象，电视明星妮科尔·波利齐说，海水味咸是因为其中有大量鲸鱼的精液，而演员格温妮丝·帕尔特罗曾宣传一种“排毒”方法的有效性……最长盛不衰的“恶搞”则是，从iPhone 4开始，就不断有“用微波炉加热苹果手机可以防水或省电或充电”这类的谣言，据说，在美国，还真有不少人中招。

中招也不奇怪。根据美国《时代》周刊网站2014年公布的一则消息说，美国“科学责任中心”的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美国人无法回答小学五年级水平的科学问题。另外一个所谓“美国科学促进会”表示，约四分之一的美国人不知道地球绕着太阳转，还有约半数的美国人不知道人类源于动物的进化论知识。

美剧《好友记》中，身为古生物学家的罗斯得知幼年失学的菲比根本不相信进化论，便找来化石材料向其证明进化论的正确性。不料菲比表示，不接受科学知识也是自己的权利。与菲比同样想法的还有数十万美国“阿米什人”。他们认为，初中教育已足够应付农业生产，为了抵挡知识带来的“诱惑”，他们拒绝继续上学。

还有在中国民众眼中看来更不像话的。在上世纪20年代，在美国公立学校教授进化论是有罪的。直到1968年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学校教育应该在宗教问题上保持中立，这才让进化论进入课堂。时至今日，仍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相信神创论，私立学校也经常用神创论课程替代进化论课程。

但站在美国社会的角度，上述现象并不出奇。在美国根深蒂固的精英主义表述中，正像“阿米什人”所争取的那样，相当多的普通人是否有必要接受高等教育，都是非常值得讨论的事。那么，如果科学素养的内涵，指的是能就相对论说出个一二三四这种知识，一个水管工为什么一定要了解这些知识呢？为什么一个能围绕量子力学说几句的人，就应该比一个会应用牛顿力学精确计算出球落点的高尔夫选手，在科学素养上高几个档次？

这不是“知识越多越反动”，但这种心态，显然对反向的“知识越多越革命”充满忌惮，这样的社会，不会轻易接受“知识越多的人越进步，就有资格指导他人乃至规划社会进程”的结论。

如进化论问题所显示的，科学问题与信仰问题，在任何社会都很容易纠结在一起。这不仅仅体现在神创论与进化论对立，也在更广泛的范畴发挥作用。

一个社会是否具有普遍的科学素养，与一个社会是否具有抗拒“邪教”、“神棍”，是两个局部相关、但又无法彼此代替的命题，就像一个吸烟的人可能长寿，而一个从不吸烟却生活不检点的人却可能得艾滋病一样。想象一个社会能通过极端的手段（比如对“不及格者”加以驱逐或肉体消灭）让所有人都具备足够高科学素养，这个社会能因此变得更健康、更高尚，甚至从现实的意义上，更富有、更具备创造力和生产力吗？显然不是。

另一方面，抵御“邪教”、“神棍”侵扰，公众的科学素养固然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因素，但也有其他很多因素，比如公众健全的人格、充分自由的思想市场、健康的舆论监督、公正独立的司法、坚定虔诚的信仰……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大众与精英，常常会犯许多缺乏科学常识的笑话，美国各地“邪教”导致的犯罪事件也不算少见。但是，很难设想美国社会可以让一个“神棍”不仅行走江湖，还能出入庙堂，把衮衮诸公玩弄于股掌之间。

相反，在一个缺乏其他“健康”要素的社会里，一位理工科教授可以被“神棍”忽悠得相信“末日来临”，一位科学家可以支持“气功大师”“发功治病”，这还是一个单纯的“科学素养”问题么？还能够靠科学普及来缓解症状么？当然不能。

所以，对美国社会来说，公众的科学素养是否重要？当然重要。公众相信市场与社会有能力调节这一切，具体的行动就包括著名的“2061计划”。但是，这些研究通常只是民间研究，花销不大，绝少政府买单。美国政府更不会亲自出手，为了“国家科学技术的未来”而实施大规模的直接干预，让民众的科学素养迅速提高。

根据“2061计划”的统计，美国人的科学素养合格率已经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10％提高到了前几年的28％。这已经不错了，与美国相比，大部分国家的科学素养合格率只在一位数。美国人对此似乎也挺知足。大声疾呼的人不是没有，多数是为了吸引眼球，给课题多争取点经费。

由于制度、历史、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差异，在科学素养这个单一命题上，中国与美国社会的敏感点是不一样的。在中国，对精英与“大师”们暗通款曲的现象无可奈何，这无法看做是单纯的科学素养问题。

尽管如此，我们不能转而鼓吹“科学知识无用”。一个先天免疫力缺陷的病人，也不能因此认为自己可以肆无忌惮吸烟。无论从绝对还是相对的角度看，科学素养在中国仍然是一种稀缺品。只不过，科学虽然有用，终究不能包治百病。何况，那些心灵中邪者的病根，不在知识匮乏，不在方法论谬误，而在信仰破败、世界观空洞之下，无法不孱弱的灵魂。

（作者系芝加哥制度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更多相关评论见《时代议题：亲近“大师”是非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