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专题(3)：一条皮带勒出延安Style

2015-07-15 14:08:40

来源: 时代在线网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人民在衣、食、住、行方面展现了自己独有的生活特色。

齐春风刘志鹏

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物质生活相当匮乏，这种情况既源于大西北的自然条件，同时又受到战时环境的影响，一方面大量非生产性人员迁入陕甘宁边区，另一方面又有日伪的封锁及国民党的压力。如此，陕甘宁边区人民在衣、食、住、行方面展现了自己独有的生活特色。

边区民众的衣着简单朴素，更谈不上“品味”，有的仅仅是遮寒保暖的功用，军装成为公职人员及青年知识分子引领穿衣的“风尚”。饮食是战时边区最大的困难，广大民众经常食不果腹，公职人员则靠基本以小米为主“供给制”生活。不管是中共领导人还是普通民众，窑洞都是其挡风避雨的独特居所。在道路崎岖的黄土高原，边区民众出门基本“靠脚”，在中共的领导下，边区的交通设施得到一定修建与改善。

[衣]公职人员引风尚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以原始农业经济为主，边区民众的衣料主要取材于当地出产作物，式样传统，布料粗糙，但公职人员与一般民众的衣着区别较大—即便是普通民众，也因阶层的不同、家庭条件的差异，在衣着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变化。比较富有的家庭有能力买到好的衣料，边区北部的畜牧业特产的衣料能制成皮衣；普通民众只能以土布为主，广大贫困阶层甚至衣不蔽体。

陕甘宁边区民众中，因性别的不同、年龄的差异和富裕的程度，衣服的样式也有所不同，“男人穿满襟土布上衣，戴黑色圆顶瓜皮帽；女人穿自制土布浅色满襟宽袖上衣；乡绅、文人及富者穿黑色绫绸或土布长袍，外套蓝色绫布或绸缎褂子，戴礼帽”。陈学昭（陈学昭，浙江海宁人，1927年赴法国留学。1938年8月赴延安参观访问，写成22万字的《延安访问记》）曾专门描述当时民众的服饰，一个老婆婆，“上身穿着黑色的丝质夹衣，下面青灰色也是带一点罗质的夹裤，裤脚管用带子束住，一双小得无可再小的金莲”。冬天，“男人头上包了一块毛巾(我们平常用的洗脸巾)，在前面扎起两个结(与四川同胞用布扎头不同)，不是我说笑话，真的像生了两只角。他们身上穿着一件翻转绵羊皮，也不用布缝就是干干脆脆的一只皮，下身穿着棉裤，裤角管用带束住，腰里面束了一根带子”。

在《延安生活片断》一书中，延安大学的燕斌则这样描述：“陕北高原气候比较寒冷，冬、春风大沙土多，所以不论男女，都喜欢在腰间勒一根带子，这样既显得衣服更合身，又可防止风沙往里面灌。有些同志还设法弄根皮带勒上，女同志的皮带更窄一些，以显示女性的美。有些人勒根布袋就行了，还有勒麻绳子的。”

引领陕甘宁边区尤其是延安一带衣着“风尚”的，是一批公职人员。

陈学昭在《延安访问记》中回忆，“除了老百姓外，八路军与边区政府各机关工作人员都穿青布军装……那些学生，他们穿着军装，但姿势就及不上八路军里老干部的军人样，绑腿也打得不顶好，往往很随便，也很脏，有的学生自己说在外边穿惯了西装，穿起军装来再要讲究也弄不好，那么穿着军装也要经验的”。

苏联驻延安记者弗拉基米洛夫自述毛泽东接见苏联同志时，“穿着棉布上衣，棉布裤子，同所有其他中国同志穿的服装一样，还穿着一双粗布鞋”。延安的革命女青年也都一律身着军装，陈学昭在《野花与蔓草》一文中提及，“延安的街上，没有高跟皮鞋，没有花花绿绿的绸衣服，女子同男子一样，穿蓝布军装，有的还打起绑腿。穿军装的妇女，在别处是极难得见的，可是在这里，还有怀孕穿着军装的女同志。她们有的是边区的妇女工作人员，偶然也有抗大的女生”。

为了改善边区民众的穿衣问题，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号召大力推广植棉，以增加生产布匹的原料，并发动各机关单位和广大民众开展纺织运动。即便如此，据燕斌回忆，到了冬天，“有的人棉鞋破了还穿着，有的人冬天穿布鞋，有的在脚上裹层脚布穿上草鞋，在冰天雪地里跑来跑去。布鞋破了都是自己补，不能补时将破衣裤拧成布条打草鞋。春夏秋三季，我们基本上都不穿袜子，到了冬天才穿布袜或毛袜”。

[食]牛奶猪肉按级别

抗陕甘宁边区地处西北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农业生产传统落后，再加上战争的影响，食物成为边区的稀缺资源。陕甘宁边区民众的基本饮食以所生产的农作物如小麦、谷子、糜子为原料，主要为麦面、小米、黄米等。

张闻天在《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中发现，神府县（陕西省面积最大的县，地处秦晋蒙三省[区]接壤地带）民众的饭食种类主要有：黑豆糊糊、炒面、窝窝、散面、稀饭、捞饭、馍、豆面条等。不同阶层的民众，饮食结构差别也较大，“贫农吃得比中农差，黑豆糊糊要稀，捞饭更少吃，吃瓜菜、洋芋更多。到青黄不接时，还要挨饿。富裕中农则吃的比中农强些。黑豆糊糊要稠，散面、炒面吃得多，捞饭三四天吃一顿，瓜菜、洋芋吃得少，过年还能吃馍，平常还有炒‘菜’，吃些油”。根据家庭生活习惯及食物的有无、短缺情况，各家各基层的饮食程度也不一样。如延安川口区四乡赵家窑村，“每天吃饭二顿或三顿，吃得早，吃三顿，迟只两顿。有面时三五天吃一次，没面时十几天吃一次”。

大人们勉强吃饱，孩子们则“每星期只能吃一两次大米、白面和肉”。据1939年11月11日的《新华日报》报道，陕甘宁边区的儿童保育院，“小学部因年龄较大，购买大米白面既困难，又昂贵，所以食物主要是小米、青菜、菠菜、洋芋等，每星期只能吃一两次大米、白面和肉”。

尽管生活困难，但爱吃也会吃的中国人还是会抓住一切机会，因时、因地、因事改善饭食。

过节时一定比平时吃得好。据张闻天调查，神府县中农家庭“从正月初一到十五，和二十三日，能够吃些米窝窝、糕、捞饭、高粱饺子，间或吃一两顿面条，几斤羊肉或猪肉。其余，除二月初二吃一顿捞饭或高粱饺子外，直到清明早晚都是黑豆糊糊和酸菜，隔上七八天才能吃一顿捞饭”。据1942年1月13日《解放日报》的《延安川口区四乡赵家窑农村调查记》记载，延安县川口区赵家窑村“一年吃肉的次数不一定，吃三五次，过年一定吃”。

农忙时比农闲时吃得好。神府县的中农家庭，“惊蛰后，农业劳动开始，早晚黑豆糊糊里放些炒面，或带些炒面做点心吃。清明后开始吃三顿，早饭吃些散面谷垒，糠窝窝；午饭黑豆糊糊里加些炒面；晚饭吃黑豆糊糊，菜仍是酸菜和蔓菁”。

农民靠天吃饭，公职人员则靠“供给制”生活，主食基本以小米为主。

舒湮（原名冒效庸，江苏如皋人，冒辟疆之后，1938年春以记者身份至延安采访）在《边区实录》一书中提到，当时，公职人员“供给制”的标准为：“一般工作人员的粮食是每人日发小米一斤四两，每天菜钱分派方法是：（一）机关普通是三分钱；（二）延安边区政府是四分钱；（三）武装队伍是五分钱；（四）陕公、抗大是七分钱；（五）医院是一角。”这充分反映了延安时期中共及所属军队“小米加步枪”的鲜明时代特征。

陈学昭在《延安访问记》中的描述是，“说到吃，一般人都吃小米，那是外边大家都知道了。在冬天，蔬菜只有白菜、豆腐、豆芽菜、红萝卜、白萝卜、洋芋、粉条，荤菜只有猪肉及猪身上的一切，羊肉与鸡肉、牛肉呢，难得有出售，那是死了的牛的肉。鸡蛋绝对没有，因为天太冷，鸡不下蛋”；“吃菜是无法变化的，吃来吃去只有那几种菜，而且烧法与一般的家常菜或南方馆子里的完全不同，往往放许多胡椒、茴香、葱……很辣或很酸，有的人对我说这样的菜就是军队里的特色。如果不到延安来，那我一辈子也不会知道什么是军队里菜的特色”。

公职人员职务有高低，身份有不同，据此，另有小灶、中灶和大灶之分。而且，按照级别、资历、重要性，大灶、中灶、小灶中又细分出“二级差别”，“严格到一把小米或几片菜叶。至于很稀有的新鲜牛奶，就明确规定只有高级首长、个别婴幼儿和特殊伤病员方可喝到。”

除了牛奶，猪肉的分配也需根据行政人员的不同政级。据1943年9月2日《西北局保健委员会关于增加保健费的决定》，依照当时物价，不同行政级别人员的吃肉标准为：“1.西北局党委同志每人每月五斤猪肉，特别保健者经常委批准每月八斤猪肉。2.政府厅长、西北局处长、科长以及各分区书记、专员每人每月两至三斤猪肉。3.县委书记、县长以及分区一级的科长每人每月一至一斤半猪肉。”

[住]冬暖夏凉属窑洞

陕甘宁边区天然的环境资源决定了民居的材料构成，形成了独特的地域风格。生活在这一地区的民众自古以来就有住窑洞的习惯。窑洞是一种特殊的“建筑”，沿着土壁挖掘出与地面平行的洞穴。

许多农民家徒四壁，“一家人住在一个窑洞里，睡在一个炕上，全部家具财产有两个毛驴可以载完，有了病只能听天由命，一遇天灾人祸则流离饥饿”。张闻天在《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中提到中等农民的住房，“船底里都是石窑洞，比较结实。山地里亦有土窑洞。每家普通住一至两个窑洞。有部队住的村子，全家不分男女老幼，有四五口的，有七八口的，均挤在一个窑洞里，是住房又是厨房。有牲畜的农家，窑洞的对面或侧面有牛棚、羊圈、猪圈，还有粪土堆，还有毛厕，清洁卫生是讲不上的”。

一般公职人员可以分配到相应的窑洞。1942年2月8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关于边区一级机关使用勤务、窑洞、马屁及专署县市政府使用马匹的规定》，针对窑洞的分配，规定“正副厅长、科长及同科长级者（处院部同）均一人住一孔，科员级者两人住一孔，如遇大窑洞时，三人可住一孔”。

住房设施方面，陈学昭在《延安访问记》中提到，“说到延安的厕所，或许有很多人会皱眉头，其实，越往西北走，厕所就是这样的，并不是这里的特色。厕所是我日常生活上感到最不惯的事情”；“延安的一般厕所，毛坑打得不是很深，有时用泥墙围起，那是已算好的，没有门，男女不分开。陕北的老百姓，就无所谓厕所不厕所，他们干脆就来个满地黄金，到处都是天然肥料”。

抗战中后期，由于大生产运动及边区工商业的发展，部分边区民众的住宅条件得到了改善。1943年6月18日《解放日报》发表《各阶层人民生活蒸蒸日上》，文中提到：“包工的米明亮，家住在市府的背后，那两幢崭新的房子就是他的财产之一。他屋内的摆设，两床新被新毯，以及他妻子的穿着，与商人实无差异。” 1943年6月16日《解放日报》刊发通讯《延市农家丰衣足食》中，提及农民康树德“合家大小十余口，……去年又新打住窑三孔，现共有八个土窑。”

1938年11月，日军对延安实施轰炸，中共中央机关由凤凰山麓的吴家大院搬到城外的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在杨家岭沟北麓的一片长条形阳光充足的缓坡上，依次修建了五六个用土墙围起来的院落，这就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主要领导的住所”。毛泽东的住所“由三孔普通的接口石窑组成”。

延安还有少量的石头建筑，如194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办公楼，“造型奇特、形状类似飞机，被人们戏称‘飞机楼’。‘飞机楼’共三层，一层的北端为中央图书馆，南端为餐厅；二层为办公厅负责人李富春、杨尚昆、王若飞、王首道等人的办公室；三层是中央政治局会议室。主楼的二层和三层分别有一石拱桥和一木桥可以连到北面坡上的窑洞”。

[行]出门基本“靠脚”

陕甘宁边区位于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道路崎岖，交通十分不便，边区民众出门基本“靠脚”。

抗战初期，边区的交通运输主要依靠长脚户（靠运输获利为生）、短脚户（以运输为主要副业）、农脚户（利用放青的机会驮盐）和边区外的长脚（把必需品运进边区再把边区特产运出去）等四种个体脚户。

边区的高级干部一般都有相应畜力代步。1942年2月8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关于边区一级机关使用勤务、窑洞、马屁及专署县市政府使用马匹的规定》，针对马夫、炊事员、马匹的分配，规定“正副厅长各得用马1匹（处院部长同）按编制名额每25人得用公马1匹，马夫1人，每20人得用炊事员1人。如不足25人或超过25人，要求增加马匹时，得呈请政府批准”。“专署马2匹驴1头，县市政府马1匹，驴1头（包括保安科司法处）”。

陕甘宁边区的道路设施落后，交通非常不便，加之战事的发展，边区原始的运输方式面临越来越多的考验。这一时期作为陕甘宁边区运输骨干力量的民众个体，主要利用畜力驮运，崎岖不平的山道和其他人为因素成了运输的巨大障碍。大车运输则倚重于边区不甚发达的道路建设，只在川道和地势平缓地区才能起到作用。据1941年9月14、15日《解放日报》上的《鲁忠才长征记》记载，“张村驿至烂泥坡，五站中有一、二站有蚱蜢咬，最好晚上走”，“三里庙、梁庄至定边两站，没水，人与牲口容易受渴”。“定边城小偷多，常有把牲口、钱、衣服、用具偷去的”。“乱石头川以上，因各县驮盐牲口容易会合，常有数千百牲口一起走，因之店、草、水—尤其放牲口—有困难，容易走失出乱子”。

为了完成边区交通运输的重要任务，陕甘宁边区积极建设各种补充措施，如在交通要道设立运输站、兽医院、客店等，以利交通运输。根据《三十一年度交通运输工作计划》，边区建设厅决定，“在志丹、环县等处设立兽医院，并使其逐渐扩大，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孙克崾崄及陇东等处，开凿水井或挖蓄水窖，积存人畜之饮料”。同时，1941年9月18日《解放日报》的《建设厅派员视察驮道》提到，“建设厅倾派专人分赴三边、陇东、甘泉、志丹一带，视察各县现有驮道及沿途客店情况，并决定在华池、志丹、定边等地建立运输站多处，扩大现有民营客店，以利运盐工作及商旅来往”。1944年1月物资局的《骡马店调查》则显示，1942-1943年，边区物资局、盐业公司、粮食局、各驻边部队以及私人在各主要交通干线、支线上建立了数百处骡马店，如盐业公司有30处，物资局40处，兵站9处，359旅34处。

修路是改善边区交通的重要手段。据1941年10月4日的《关于边区经济建设之报告》，边区“于1937年首先修筑延安窑店子至延川王家屯一段40公里的汽车路，于年底全部完成，使咸榆公路全线可以通车，不仅军运加强，对于经济特别是商业的发展，也起了很大的作用”。紧接着，“至1938年开始注意大车路的修筑，修通了延安至安塞的大车路，长32公里。1939年，又扩展至龙石头及茶房川。这是发展大车路的开始，使军事交通经济发展更趋便利”。同时，“1940年，又动员民工4200人，修通了延安至沟槽渠的大车路，长50公里。……又修通了定庆路及去西华池的支线，计长330公里”。1941年，“配合着政府运盐工作计划，完成了定庆，庆临、延临、延志、延靖及清涧等1000公里大车路的交通网”。

7年间，陕甘宁边区公路发展迅速，“革命以前，仅有一条咸榆公路横贯境内”，自1937年有公路221公里，1938年增加到241公里，1939年261公里，1940年775.5公里，1941年增加到1484公里，1942年扩大到1612.5公里，1943年已经达到1680公里，计主要干线9条，支线5条。

（作者齐春风系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刘志鹏系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讲师。系列文章总顾问为张宪文，联合主办方系季我努学社、中信数字出版）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专题(3)

陕北锣鼓中的秧歌、舞会与篮球赛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乡风习俗变革:"这是妇女出了头的世界"

饶家驹神父，“上海的拉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