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议题]实业兴邦

2019-08-18 17:44:09
来源: 时代周报
伴随着“全面深化改革”和经济转型的固有规律,中国实体经济到了再升级的关键时刻。

伴随着“全面深化改革”和经济转型的固有规律,中国实体经济到了再升级的关键时刻。相对国企占主体的金融业,谈及实体经济,我们更多关注民营企业的崛起、作为中流砥柱和领袖的民营企业家阶层。基于历史之积累,这个群体已有能力决定中国实体经济的基本面。

如果说柳传志是第一代民营企业家,雷军是第二代民营企业家,第三代民营企业家正在开始成长。当中国发展进入第三阶段,民营实体经济可以树立开放和创新的自由精神,选择合适的产业和产品结构,树立正常政商关系,建立能够持守底线的公司文化和家庭伦理体系,在社会分工合作体系中发展和壮大自己,而不是随波逐流。若能如此,中国民企前景可待。


[头条]
柳传志式谦卑:一代民营企业家的成功之道

时代周报评论员 沈阳

一般意义上,如果将钱生钱的金融手段作为“虚拟经济”,国民经济中的其他产业可以粗略地认定为“实体经济”。由于金融领域主要是国有企业在主导,谈及实体经济,我们将更多面对民营企业的发展和崛起这个事实。由于企业家在企业发展中的中流砥柱和领袖作用,谈及实体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和转型,就会更多谈及民营企业家的发展。

可以粗线条地将1979-1992年中国确定建立市场经济这段时间作为民营企业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民营实体企业开始恢复与初步发展。第二个阶段是1992-2011年上半年,民营实体企业及其企业家队伍崛起,并因全球性金融危机遭遇挫折。第二阶段大浪淘沙后,民营企业进入第三个阶段,代表事件是中国全面进入信息时代和电商时代,很多民营企业站稳了脚跟,崛起的民营“新经济”表现出“完胜”国有同行的某种态势。

民营实体企业艰难转型

我们暂且搁置对民营实体企业发展第一阶段的讨论。民营企业发展第二阶段的典范事件是温州的金融风波。本来温州就是中国地缘政治格局中比较边缘的一个地方,直到1997年才因为金温铁路的开通而与外界有相对方便的联络。

这样,在文化相对落后的局面下,当房地产作为中国的支柱产业开始崛起之后,温州企业家纷纷卷入“炒房团”,企业资金被抽走,企业仅仅是作为融资平台在运转。这是后来地方性金融危机在温州发生的制度经济上的根本原因。内蒙古的鄂尔多斯也是如此。

或许是中国的社会结构决定了无论温州企业家多么机智灵活,无论温州的地方性改革如何创新,第一流的民营企业不会在温州产生,而是在杭州、北京和深圳等地毅然崛起。

杭州的典范是淘宝和阿里巴巴的崛起。作为新科技的代言人,马云被很多温州民营企业主作为“公敌”来对待。北京的代表人物是柳传志。柳传志的优势是温州那些初中高中毕业就下海的企业家绝对具备不了的。这位1966年毕业于西北电讯工程学院、业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十院四所和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是他能将联想培育成国内一流企业重要的科学文化基础。在深圳等地的代表人物是马化腾。对比在浙江的马云,马化腾的性格要“内敛”很多。这种内敛多少是广东和苏南等地的企业家的典型特征。

另一方面,由于相对温州等地更居于中国的经济中心地带,广东和苏南的企业家队伍,整体上比温州企业家更加富有大都市气息。对比之,温州等地的企业家是草根社群性的。

草根社群亦有其优势。最近几年来,温州企业家非常重视下一代的教育。在第一代人的产业得到大体保存的局面下,温州人鼓励自己的孩子学习哲学、数学等基础学科。从这种格局中,或许我们能看到虽然温州日益回归中国作为一个三四线城市的本质属性,这块对比其他非省级政治中心城市更多具备思想和艺术个性的城市正在培育他们未来的“柳传志”。民营企业家的这种分化和转型还会继续发生,注定对中国未来产生缓慢却重大的影响。

客观评估民营企业家的作用

中国社会对民营实体企业家一直有两种看似截然相反的评价。一种是奠基于某种社会批判理论的,认为民营企业家不仅人品有问题,而且因其社会角色实际上所从事的就是“剥削”和“压迫”的活动。我们在东南沿海很多城市考察,若不是理性的社会科学制衡,这个感觉会更强烈。在这些地方,工人常常被安排一周从事超过八九十个小时的工作。

另外一种评价是将民营企业家作为中国未来政治文明的开路者来对待。在北京等地,一些高校和社会科学院系统的学者对民营企业家的道德榜样极力吹捧,譬如他们认为中国社会的进步靠的就是柳传志这样的“社会立法者”,而不是靠一些有金融学、经济学背景的专业型官员。甚而,在一些从事房地产业等更加倾向依赖私人性政商关系的民营企业家那里,政治领域的不合适张扬也一度影响他们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无论是贬低或是抬高民营企业家对中国的影响,都不对。在这方面,柳传志本人对自己的评价反而是中肯的。这位老人指出,“在商言商是说作为企业家,我们更多的是要做实事,比如把企业做得更大、招收更多雇员为社会解决就业、让雇员享受更好的待遇、将社会风气带动得更好,不是逃避社会责任”。

温州和潮汕等地的民营企业家多少也具备这种“谦卑”的品质。我们和他们交往的过程中发现,甚至对自己企业的工人被迫加班加点,他们会因为特定的价值观表达某种或多或少的内疚。在温州等地,他们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公司这样做是迫不得已;更何况,这些工人如果回到家乡,连这种接近小康的生活都很难达到。真正让很多企业家在行业竞争中遭遇挫折的是企业的家族化管理和个人对先进文化的知之不多。转型可能超出了这一代人的能力。

在社会分工合作中壮大民企

由全国工商联评选的“2014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中,苏宁控股集团以营收总额2798.13亿元排名第一,联想控股、山东魏桥以2440.31亿元、2413.87亿元分列其后,华为、正威国际、江苏沙钢、华信能源、大连万达、吉利控股、万科,分列四至十位。2014年民企500强入围门槛为91.22亿元,较上年增加了13.5亿元,增速为17.38%。共有16家企业营收总额超1000亿元,27家企业营收总额在500亿-1000亿元之间。即便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些民营实体集团仍然可以说是大财团。如果我们相信“食利阶层”有一天终究会因为其固有局限而面临困境,那么中国民企实体经济的强大似乎已经指日可待。

仅仅是在20多年前,中国民营实体企业没有这个地位。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20世纪80年代,民营企业不仅在法律上定位不够清晰,而且自身定位也颇为模糊。这个局面直到1997年私有财产权“入宪”之后才得以开始改变。换而言之,民营实体企业的成长,有赖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伴随着经济自由的拓展所带来的社会分工合作体系的形成。

坚持实体经济初心不动摇,是多么重要。例如清晰的产权、专业性的法治化保障、高等教育体系对实体经济的强大支持(以高科技民企的教科研产一体化为典范),公司内部对职业经理人岗位的合理安排与再教育提升,如此等等,都是民企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岂止需要“在商言商”。如果将时空切换到40多年前,我们会承认,因为计划经济,中国社会没有多少分工,也说不上有多么强大的合作体系。即便到了今天,在一个相对丛林法则化的市场里,分工不清楚、专业不精湛、合作无诚意仍然是中国比较严重的问题之一。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社会的学者不像学者、高校不像高校、官员不像官员、律师不像律师,“跨界折腾”的现象非常严重。有些参与者,看上去初衷不错,很快因为制衡和规范不足而陷入极深的被动,以至于多少宝贵时间和可贵资源无端地浪费于各种“折腾”之中。

如果说中国民营实体经济的第一代代表人物是柳传志,作为第二代民营创业者典范的雷军,根本上表现出了这种能够成全开放创新的务实主义风格。我们可以因为坚持社会批判理论的价值而不喜欢他们的“保守”,但我们最好承认谦卑是人类的美德。惟其谦卑,人才能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进而感恩于他所得到的,进而在公司内部营建积极向上的社会分工合作体系。在对人才的尊重方面,那些从知识分子群体转变过来的民营实体企业家,对多样性和自由创新的真正包容远远超过浙江沿海一些企业家。当浙江这几年实体经济进一步走向调整阶段,而其他地域的民营差不多完成了转型。其逻辑性奥秘,值得我们深入体会。

在转型时期,如果说第一代、第二代民营实体企业家因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政商关系等一系列问题的处理中显得有些被动,对目前正在萌芽状态中的第三代民营企业家来说,选择一个相对独立于外界的喧嚣与嘈杂而更多依赖真正智慧的行业,趁他们的企业还小、还没有被外界不健康力量盯上,可以争取在源头上清清白白,避免国家反腐伤及自身。


[观察]
中国商圈

朱凯

6月29日,联想控股登陆港交所,完成在港股上市。在7月7日晚间的联想控股上市庆功会上,柳传志说,民企不但铸就了中国今天的繁荣,而且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主力军。

作为企业界教父级人物,柳传志谦逊地将成功归因于“赶上了一个大时代”。但在这个“收官之作”的中间,柳传志始终还是没有抑制住想表达一下自己的感慨,在谈及其所在的三个朋友圈,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中关村企业家顾问委员会、泰山会时,柳传志说自己“能做的就是自己不装,在不装的圈子里快乐生活。做一个民营企业家,发自内心的快乐!”

看似轻描淡写,以笔者看来,实则是积压在这位“教父”内心的话语,终于可以放肆地说了,终于收官,终于功成身退。大有“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之势。这就是中国民企,这就是这位“教父”级企业家在民企的度的拿捏上最后的表述—“不装”。

民企要想不装是极难的。面对不断的震荡,民企想要做大一番自己的事业,是要扮演许许多多角色的。看似“软弱、动摇和摇摆”,实则是因为可选择的生存之道无非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或者迎合共舞、舍财求证,或者被动适应,最后实在不行,“走为上”,移财移民、海外发展。

在商言国、兼济天下的典型代表,以九二派居盛。1992年的邓小平南方谈话是改变当代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件大事。那一年中国正式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于是,有那么一批政府官员、知识分子等社会主流精英毅然选择投身市场。他们智商高、情商高、有胆识,他们成长的速度在其后20年被证明是最快。

具备了相当规模和运营效率的民营企业家,逐渐在脱离最基本的企业管理事务,开始用对宏观经济的判断和全球化的视野来规划企业的百年蓝图。他们中更具社会担当和人文关怀的民营企业家,甚至已经试图用个体的参与来体现我们国家对全球话语的参与意识。他们除了企业家这一“经济人”角色外,还扮演着公共生活的其他角色,如商业领袖、商业偶像和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尝试反哺体制、开始有了反哺社会的意愿、言辞和行为。他们开始尝试着学习柳传志,不装。不过,在大变局中,不装的结局,每个人也有可能各不相同。

不可否认的是,在我国GDP比重超过60%的民营经济,其社会地位并不是每一个都如柳传志们或者九二派那么幸运。命运给他们的选择并不多,哪怕许多地方在GDP和政府公司化的导向下,作出各种各样的优惠姿态,甚至不惜违反国家的法令:土地可以白给,税收可以减免,污染可以不问,只要你来投资。然而,民营企业家与地方政府的蜜月,却极少有维持长久的,道理也都是大家都懂的。于是,他们只好尝试依靠大树,寻找靠山,找不到的,干脆一走了之,或者做个裸商。他们,在度与装之间,早已迷失,如何不装?

然而,无论是意图济世的民营企业家还是想大赚一笔移民海外的裸商,他们首要面临的就是度的把握,为了更好地把握这个度,他们开始尝试寻求同类人给予的温暖,于是在中国有了多个神秘的圈子—华夏同学会、泰山会、长安俱乐部、阿拉善SEE生态协会、金鼎俱乐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江南会、接力中国青年精英协会、正和岛。以及通过商会、行业协会等维系的“地方商帮”。

这些圈子有明显的家族化、精英化特征,采取严格的实名制、会员制、收费制和邀请制,基本上囊括了国内民营企业家、经济学家中的活跃人物,部分香港富商和外企高层。

太阳底下无新事,天下恒有如“1+1=2”不变的原理。在一个政策多变的环境下,民营企业所谓空间仍然有限。然而,这些甚至被认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有了影响中国经济力量”的抱团取暖方式,哪怕是赶上民企发展的“黄金时期”,似乎也仍然有其深深的难言之隐。

(作者系中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广东企业风险管理中心主任)

 

[趋势]
2025,中国民营将成主角

宋清辉

我国经济在当前和今后较长一段时间里有两大发展引擎,一是这两年开始落地实施的“一带一路”战略,二是中国版“工业4.0”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的《中国制造2025》。从整体方向来看,《中国制造2025》是制造业在未来十年内转型升级的行动指南,这对国内制造业而言已经成为一大利好。

从近两年我国政府颁布的各种政策来看,各种看似只是针对于某一行业的政策,已经紧密相扣构建成一条较为完善链条。“全民创业、万众创新”的双创政策,是在鼓励民营企业积极发展并努力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力;“互联网+”的政策提出,是通过推动经济形态带动社会经济实体的生命力,为改革、发展、创新提供广阔的网络平台。

《中国制造2025》的工业4.0道路上,“互联网+”是重要的平台工具,而国内制造业占绝大多数的又是民营企业,这也意味着民营企业将成为中国制造2025的重要参与主体。在非国家垄断的行业中,民营企业通常存在着竞争优势,尽管这种竞争显得非常残酷,在市场发展的经济规律中优胜劣汰将不断洗牌民营企业,只有经过沉淀、竞争力强、产品优质、深得民心的企业最终将成为中国制造2025的底蕴。

民营企业成为中国制造2025的力量,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首先考虑到我国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资金、人才相对缺乏的民营企业生产能力与先进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尽管有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关键核心技术与高端装备对外依存度还是高。对此,民营企业首先要充分了解中国制造2025的意义和目标,从中把握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发展方向和广阔空间,着力突破制造装备提升、自动化技术、工业机器人应用等重点领域。

其次,民营企业不能在市场上单打独斗,在经济周期加速、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民营企业需要共同努力塑造新常态下的竞争优势,加快产品转型和制造过程技术创新,提升产品质量,优化产业流程,全力应对转型升级的挑战。

第三,工业4.0和传统制造业模式已经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介入热门行业、赚快钱的模式已经不可取,民营企业还需要沉下心来推动自身主营业务,在全球一体化的竞争下树立新的核心竞争力,形成新的生产方式、产业形态、商业模式和经济增长点,令企业长期处于不败地位,实现持续、稳定的企业收益。

随着我国工业增加值增速加快,降准降息在一定程度上引导资金流入实体经济,加上各种密集出台的稳增长政策,让经济下行的压力略有缓解,这也让民营企业获得更多的发展机遇。而就中国制造2025本身而言,强化工业基础能力,提高工艺水平和产品质量,推进智能制造、绿色制造,这也是工业革命4.0的要求。

实际上,前三次工业革命的发展是以环境换取经济利润,造成了巨大的能源、资源消耗,人与大自然之间的矛盾也不断产生。目前,我国主要处于工业2.0、3.0时代,不可避免地对空气、土地、水资源造成了极大的污染。在进入新常态经济后,领导人也提出不再追求数量而是要质量的观点,转型升级迫在眉睫。

对大多数中国的民营企业而言,企业还在工业2.0和工业3.0时代,尽管处于落后“时代”,但转型升级还是 有着极大的空间,尤其是在政策推动下将会有超出预期的变化。在进入新常态经济后,政府对质量的重视也是对制造业的严格要求,企业未来的工业生产过程中不仅要提高资源使用、生产率,还要让经济增长与不可再生资源要素全面脱钩,采用更清洁的能源,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使用以及使用比重,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在此背景下,民营企业更需要转变思维,不能够再成为世界各国的代工厂,不再是制造者而应该通过建立自己的知识产权、强化自主创新能力,成为世界制造业的重要创造者,通过自己的努力自主研发、设计、投产,覆盖整体供应链的上、中、下游,创造优质的生产设备、创造出质量优质的产品、创造出高效的生产力。

当然,承担这些重任的不仅仅是民营企业,政府还需要在其中给予各方面的支持,如向民营企业提供更为丰富的金融服务,缓解民营企业生产过程中融资难的问题;简政放权如优化各种跟不上时代的措施,解决民营企业行政方卖弄的难题;在大量民营企业法律意识依然薄弱的情况下,政府要为民营企业提供法律服务,提升民营企业的法律地位。在市场经济没有出现系统性问题时,政府要让民营企业在符合法律法规的背景下放开手脚,用心经营,打好中国制造2025的根基。

(作者系知名经济学家)


[区域]
一方水土育成一方企业家

刘剑

香港不像其他一些地区有自然资源可供开采,也不能依赖农作物的种植出口。战后香港经济主要靠劳动密集且带竞争性的小制造业及小服务业,用“3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200年的路程”。

香港形成了既吸纳西方现代主义、实用主义的文化,同时又蕴含中国家庭本位、重视纲常传统的商业理性。当时港英政府没有给市民提供生活保障,社会福利更是杯水车薪,香港遂形成一种全民工作观,社会大众视努力工作甚至辛苦创业为天经地义的事。中国人的刻苦勤劳、广东人敢为天下先的风气、上海人的管理经验、移民资本家的资金,在艰苦的20世纪50年代都被派上用场。李嘉诚可谓是香港这种实用主义创业型文化的典范代表。

老工业基地中国东北则是另外一个局面。2014年,辽宁、吉林、黑龙江的经济增速分别是5.8%、6.5%、5.6%,位列全国后五位。首先,东北地区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人们的生存压力不大。过去东北以农耕为主,气候决定了种植业要“半年闲”,“猫冬”成为东北农村生活的生动写照,逐渐形成了东北农民相对独特的自耕自作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积淀而成的区域文化表现出小富即安、求稳怕变、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小农意识。

其次,在计划经济时代,东北是中国重要的重化工业基地。“一五”时期的156 个重点建设项目超过1/3落户东北,计划经济体制发展充分,国有单位成为城市居民的主就业渠道。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使人们形成了对单位的依赖,个体的进取精神进一步被弱化。一些干部职工思想观念保守,创新意识不强,不愿承担风险,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自主性要求。

对东北民营企业家来说,勇敢走出东北,摆脱计划经济体制下对官商关系的过分依赖,异常重要。

与香港毗邻的、作为移民城市的深圳特区则体现了强烈的海洋型文化的特征。2010年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之际,数百万深圳市民和专家通过投票评出“深圳十大观念”。2012年,在邓小平南方讲话发表20周年之际,深圳大力推广“敢为天下先”、“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等十大观念,鼓励创新创业。

深圳近年来通过多种手段,大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涌现出了华为、腾讯、中兴、华大基因、比亚迪等一批具有国际影响的高科技创新型企业。以小米为代表,研发基地在北京、代工在深圳,可见其负责人雷军充分利用了中国不同区域的优势。正是这种对社会分工合作体系的充分重视,引导一代又一代民营企业家茁壮成长。

在区域型企业家的成长方面,长三角的民营企业家和珠三角的民营企业家风格颇为不同。

同为互联网型创新企业,我们能明显感觉到马化腾和马云的差别。同为优秀企业家,在首都北京和在浙江温州的民营企业家的差异会更大。例如,在柳传志的身上,我们能看到大北京的“老大哥”气息,这种气息的鲜明特点是,他愿意帮助自己的小弟茁壮成长。

人类文化是在生存环境中不断演化而形成自身特色的。“大传统”与“小传统”是理解文化复杂性的重要概念。如果说前者是民族学意义上的,后者则是地域性的。

同一个民族由不同地域组成。即便同一地域下,个性也会不一样。但常规来说,这种差异不至于大到能够轻易否定一般性命题的地步。中国企业家行事、为人的特征颇受两个传统影响。

特定行事风格对企业家有帮助,也会有一些伤害。企业家应该对自己的性格特点有清晰的认识。否则,轻者可能损害自身实业发展,重者则容易发生历史上沈万三的悲剧。

(作者系中山大学政治学博士,副教授)


[伦理]
中国企业家的“家”也要现代化

宋金波

企业家的家事通常得到更多关注。企业家身为公众人物,言行可能被奉为道德表率,夫妻和美或是出轨离婚,具有公共影响,但更重要的一面则是,企业家的家庭关系与企业的管理表现高度相关。企业即使私有,仍事关公众,企业家的“家”,不再纯属私事。

中国企业家的家庭关系,面临的是现代化难题。现代化之“难”,与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的难处同步。在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里,企业家家庭关系的重要性,体现在产权与交易成本。最核心的家庭关系,当然是夫妻关系。多数情况下,这关系到企业产权与公司治理。而在企业家面临离婚等情况时,则涉及产权分割。

企业家(主要是男企业家),花边新闻一向不少。中国人赞赏“家和万事兴”, 模范夫妻如潘石屹和张欣、马云和张瑛、李彦宏和马东敏、俞渝和李国庆,已属难能可贵。不过,反面例证也不少,如前几年山东日照钢铁董事长杜双华,与前妻因财产分割反目,一时沸沸扬扬。

中国企业家创业初期,多数是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夫妻档”,但一旦感情破裂,相对于其他关系而言,更难通过简单商业安排来解决矛盾。“夫妻档”模式往往会出现男女双方大股东比例持股都超过33%的状况,一旦公司治理上出现重大分歧,矛盾便难以调解,“夫妻店”可能因此变成最差的公司治理结构。

子女关系也很重要。福山比较多国家庭企业的管理特征后认为,“中国和日本的经济结构非常不同,而这种不同最终可以追溯到家庭结构的不同”。中日家庭结构不同导致经济差异,此前常被提及的,是日本嫡长子继承制对企业的长期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吊诡的是,计划生育下,当下中国企业家多数只有独生子女,财产继承导致资源分散几乎可以不再考虑。现有问题,主要是创业期间由于户籍制度等原因,导致家庭分居,造成子女失教,但这一问题不具有制度上的特异性。

最外一层,则是企业家的“大家庭关系”,即夫妻双方的远亲。这一关系主要在公司治理而非产权结构中起到作用。大部分中国民营企业,无论企业规模大小,企业家的亲戚仍然是人力资本的主要来源,员工很容易形成“核心亲属关系—外层亲属关系—拟亲属关系”三个层次。即使企业能从市场招聘优秀的管理人员,其重要岗位仍然由 “实在亲戚”把守。

国美黄光裕事件,对很多试图重用职业经理人的家族企业是一个警告。不过,在公司治理中,亲属具有种种现实弊端,成功企业家不会被单纯的亲情蒙蔽。事实上,是交易成本考量帮助了企业家的远房亲戚。据研究,中国企业家对大亲属群体的依赖,与自身的各种违法行为有关。中国企业家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往往难以避免采取两种互补策略:外部收买拉拢官员,内部任用亲属关系阻止其告密。亲属管理人员对保持企业秘密,比市场聘任的专业管理人员更可靠,前者如果背叛企业家,还会遭到亲属关系网络的集体惩罚。

与英美等国相比,中国企业家的家庭关系,显然尚未实现真正现代化。企业家在创业之初依赖大亲属群体的支持,是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但是美英企业家在扩大企业规模的过程中,逐渐淡化了亲属关系的影响。在1930年以前的美国,家庭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一,仍是普遍现象,经济学家只是勉强承认职业经理人的存在,而在“二战”以后,就连地区性市场上的小型工商业都必须聘请中、高层经理。

学术界将美英社会工业化过程中的亲属关系变迁概念化为“亲属关系现代化”,它包含相互联系的 “疏远化-孤立化”过程:个体孤立于大亲属群体,小家庭情感联系更加密切,个体和大亲属群体渐渐疏远。简单说,就是老婆孩子最贴心,七大姑八大姨免谈。与之相比,中国企业家的家庭关系虽然不是背道而驰,也相去甚远。

中国企业家目前的家庭关系,深刻影响了他们的企业形态与未来命运。基于现实的选择,可能为他们在眼前降低了交易成本,但终将以其他形式让企业付出代价。中国企业家的家庭关系必须走向真正的现代化,只不过,这种现代化进程,终究是中国经济社会全面现代化的一个子集,并在极大程度上受限于后者的推进速度。

(作者系芝加哥制度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他山之石]
西方企业家强大的奥秘

李松锋

从蒸汽机带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电力时代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再到今天以电脑、无线通信和互联网(+)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西方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涌现了一大批声名显赫的企业家。诸如钢铁大王卡内基,石油大亨洛克菲勒,世界债主J.P.摩根,报业巨子普利策,汽车帝王福特,饭店业巨头希尔顿……

这些企业家和他们所代表的行业成为时代的地标,与整个市场经济社会进程交相辉映。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何能带来西方企业家的崛起和持续强大,背后的奥秘一直是社会经济学津津乐道的话题。

首先,创新是企业家成功的核心动力,是企业发展壮大和持续繁荣的灵魂。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和组织(管理)方式的创新以及市场创新等。技术革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组织(管理)方式创新和市场创新改进了生产关系,二者构成市场经济发展的两大核心推动力。从大历史的角度考察,企业家的演进史就是一部技术和组织(管理)方式不断创新的历史。当今的企业竞争很大程度上也是创新力的竞争。创新能力的枯竭便意味着企业的没落。

其次,正确的财富观是企业家追求持续发展的精神力量。市场经济社会承认财富的价值。企业家创造财富的价值会得到社会承认,并因此享有荣誉,甚至得到人们的尊崇。诚如亚当·斯密所说,“教育的秘诀是把虚荣心引向恰当的目标”,而正确的财富观则是把虚荣心引向恰当的目标,调动企业家创造财富的积极性。

再次,信任文化和信用市场是企业家发展壮大的社会保障。早在100多年前,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熊彼特就曾作出富有洞察力的论断,“信用市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司令部”。经济根植于社会生活,不能脱离现代社会组织方式这样一个更大系统。因此,高信任的社会文化能够造就发达的社会中间组织,克服“马鞍形”社会形态(一边是强大的政府组织,另一边是原子化的个人和家庭,缺失中间组织。)进而有助于发展专业管理型的私营大企业。

最后,产权保护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并能激发企业家的冒险精神。西方保护私有财产的历史源远流长。800年前的英国《大宪章》就明确规定,国王征税必须取得贵族同意。亚当·斯密指出,只有让私人拥有和支配财富的权利,才能保障个人的充分发展,同时促进文明的进步。产权保护能够激发个人的创造力,同时让富有冒险精神的人勇于投入资本,追逐更大利润和财富积累。

当然,“专业化”也是企业家崛起的秘诀之一。现代商业中,以往一个人一天内做的工作可以分成很多工作,由很多人用他们整个职业生涯来完成,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制造了史无前例的财富。更重要的是,职业经理人的出现,为企业几乎是无限的扩展提供了可能,并通过多样性经营降低了企业家的风险,进一步推动了企业家财富的递增。

市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工业革命的进程,带来了企业家的复兴,企业家的强大也推动了市场经济的繁荣,并塑造着市场经济社会的伦理价值和社会规范,二者相得益彰,共同构成市场经济社会一道亮丽的风景。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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