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议题]读懂福山，理解中国

2015-05-19 03:39:24

来源: 时代在线

我们可以尝试透过福山的文化基因，判断其局限性。更重要的是，进而借着对他们的讨论，理解世界文明，洞察中国未来。

福山总是那么引人注目。在不久前流传的一次对话里面，人们看到他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了学术的范畴。

自从“历史终结论”走红，福山也一直在变化，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唯一不变的，则是其洞察政治世界的本质、过程以及人性深处最隐秘的细节之努力。

我们可以尝试透过福山的文化基因，判断其局限性。更重要的是，进而借着对他们的讨论，理解世界文明，洞察中国未来。

——头条——

走出福山盲区，更深理解中国

时代周报评论员沈阳

自《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在华出版后，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俨然开始成为国际政治学术界的大红人。无论是反对西方文明的人，还是赞成西方文明的人，俨然都可以借着提起福山来表达自己的价值观和方法论。

张爱玲有句名言，“出名要趁早”。的确，这位出生于1952年的美国作家及政治经济学人，就其履历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他30岁前后，在苏东剧变和冷战结束这个大背景下，借着《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这样一个意识形态宣告而成名了。福山成为美国政治学界罕见的日裔学者。

提及福山的血缘和民族出身，是借此谈起一个话题。熟悉政治学界的读者都知道，因为西方文明主要发轫于英美，而迄今美国仍然是世界的超级大国，国际政治学界的顶峰在英美（尤其是美国）。不仅仅因为日本的宪制是“派生”的，日本则是罕见有国际一流学者的国家。其父出生于芝加哥、为第二代日本后裔，并于芝加哥大学修得社会学博士学位、于哈佛大学获得政治博士，师从塞缪尔·P·亨廷顿，则让福山有了一举成名的客观条件。

自由主义+国家主义=福山？

提起福山的老师亨廷顿，这也是一位世界级知名学者。他的成名也几乎与冷战背景相关。这位学者不无深刻地指出：21世纪国际政治角力的核心单位不是国家，而是文明。作为文武关系研究（civil-military relations）的奠基者，从对文明的冲突的重视而引起对美国移民问题的看法，亨廷顿的观点深受美国白人政治学界的欣赏，同时亦被他的论敌严厉批评。

与他的老师一样，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宣誓者，福山认为人类历史的前进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正走向“终结”，西方文明实现了凯歌般的胜利。

作为现实主义的社会活动家（注意：这里是社会活动家，绝不是“政治家”），福山从1997年起活跃于“美国新世纪专案”智囊团，并曾签署文件建议当时美国总统克林顿推翻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但又坚决反对2003年的美伊战争，并认为新保守主义必将给西方文明带来深重的灾难。

当然，也不要小看弗朗西斯·福山。作为政治学科班出身的学者，福山把科学和政治理论等共冶一炉，并俨然发展出了其特色。例如，他在其最新著作《强国论》（State Building）中提出以建构国家体制来解决20世纪的新议题。

早在立宪建国时期，《联邦党人文集》作为经典立宪文献，就一再强调了一个共和的美国，如果要保护美国公民的权利，就必须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而事实上也很简单，后世的美国走的就是这条路。尤其是在19世纪60年代南北战争期间，美国人所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

暴力机器的介入，国家政权这一民权的“带刀护卫”，既可以成人之美，也会害人不浅。没必要否定这个事实。无论东西方文明，国家政权都有其客观局限性，都需要寻求应对机制。

福山真的读懂了人类文明？

最近福山在一次讲座中提到了美国建国的一个重大逻辑：在共同信奉一个上帝的前提下，美国各宗教流派达成了某种均衡。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这个判断非常符合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和伯尔曼在《法律与革命》等著作中的部分论述。

力量均衡、共同的信仰，就一定能实现宪制？这种特殊的信仰背后，究竟有何更深的奥秘？若行为规则成为“律法主义”，人们如何在一种死亡般的教条中拓展一种自由开放的生活？

这涉及对西方文明原生逻辑的思考，远远比西方文明的政治后果更重要。

与其师亨廷顿一样，福山仅仅是把这样的美国文化简化为自由、民主、法治这样一些意识形态宣告。就这样，福山把一种文明的政治后果当成了政治意识形态本身。出于冷战前后的“政治正确”，和他的老师一样，福山拒绝进入一个底层民众所组成的、而更是普通美国人根基的文明，例如小布什的家乡得克萨斯州的那些生活在传统宗教思维中的美国民众。

作为一个日裔美籍学者，福山所关心的东西，仍然发自他的血缘基因。他所关心的乃是日本人和美国人共同的美国。在坚信西方文明达到某种历史的终结之时，福山就借着对时代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掩盖了他挥之不去的知识盲点。

其一，究竟凭什么说西方政制的历史是那么璀璨，以至于真心相信过去的历史是在鲜花加掌声中度过的？美国的南北战争要解决的是奴隶制度。《联邦党人文集》没有提供这份解决方案。英国发起的鸦片战争，难道不是中国人的记忆吗？今天的学术界如何真实地面对那段历史，进而在人的贪婪、惧怕、忧伤、痛苦甚而在绝望中看待地上的政治？

其二，凭什么认为西方的历史已经终结？放眼全球，冷战结束之后20多年来，东欧国家的转型充满了各种“阵痛”。别忘记了南斯拉夫解体之后的内战。苏共垮台之后，人们很快发现，未必迎接来一个无限美好的俄罗斯。在中东，宗教极端主义纷纷兴起。美国试图向阿富汗和伊拉克这两个穆斯林人口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移植”民主，很快就失败了。至于泰国红衫军、乌克兰的闹剧，也证明了西方的政治诉求不会轻而易举在东方世界达成？

既然福山那么相信英美原生政制背后的那些宗教元素，为什么不在自己的著作中如伯尔曼那样坚持做学术传教士，而是执着于政治意识形态？

其三，对福山意识形态的最大的挑战来自于“中国模式”的崛起。在文明意义上，西方价值观的欣赏者不会欣赏中国模式。可是，这能否定这个模式在当前中国的客观存在性吗？

读懂中国，更需要走出偏见

2012年年底的中国，《旧制度与大革命》突然成为了畅销书。《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被推荐，由此在中国舆论界“炸开了锅”，因为这本书俨然得出的“托克维尔定律”回应了时下国人期待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以及维权与维稳等敏感话题。

这个定律，简单地说，指的是如下三个“论理”：第一，革命不是在民不聊生而是在社会繁荣或开始繁荣的时候发生的；第二，革命摧毁的是旧制度的外壳而不是旧制度中的专制性格；第三，可贵的平等很可能会给更加可贵的自由带来威胁。

对这个话题制度性思考的最重大成果实际上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改革话语的“第五个现代化”是以政治的现代化为诉求的。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体现世俗化时代色彩的“祛魅化”治理话语。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则试图实现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三结合三统一。

2015年提出的“四个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显然对福山式的狂妄有了进一步的回应。在体制看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更完整地展现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总体框架，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执政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关键环节、重点领域、主攻方向更加清晰，内在逻辑更加严密。

饶有意思的是，这种以国家建构为中心的价值观诉求，不就是福山和他的老师亨廷顿一直坚持的“自由主义+国家主义”的架构所要实现的政治效果吗？至少在各种场合，中国国家领导人一再强调自己不想输出价值观给西方世界，因为中国主张的是“和而不同”。那么在国际地缘政治格局中，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互不干涉内政就是“美德”。

中国执政党一些领导人的说法最能反映当前体制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2004年3月的一天，中共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说，他在考虑一个问题，韩剧为什么在中国有市场？为什么漂洋过海，影响了美国，甚至欧洲？前几年他们出了一个《江南style》风靡美国；“说真的，有时候我也有一段没一段看看韩剧，最后看半天明白了，韩剧就是走在咱们前面了，内核和灵魂是儒文化，恰恰是中华文化回归的升华”，“看出中华文化的希望。当年《渴望》也是万人空巷，讲的是家长里短的事，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升华，是用电视剧宣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所以相信自己，相信5000年不断的中华文明。”

正如反对西方价值观在西方的实践需要充分的理由，反对中国模式和支撑中国模式的“儒家价值观”在中国的实践也需要足够的依据。另一个道理是，无论你反对还是赞成，中国就在这里。即便它承载了多少不幸，愿意同甘共苦的是这块国土上的人们，因而认真面对这份“中国特色”的也是这群生于斯、死于斯的人。

福山不懂这些，因为他俨然没必要懂。作为日裔美籍学者，他以一个出生于美国的移民二代的眼光来看西方文明。

因为他的科班出身，有其洞见。又因为其既非美国原初价值观的立法者与实践者，又非东方式文明的热情承担者，我们应当警觉他骨子里究竟缺了什么。

——另一面——

理解一个真实的福山

李松锋

针对学术著作而言，论证的思路要比论证的结论更重要。对福山—对任何人都一样—的引用不能停留在只言片语，而是看其整体的论辩过程。这是基本的对话规则。遗憾的是，重申这一点竟然仍不多余。

20多年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弗朗西斯·福山以黑格尔式的语调宣告“历史的终结”，为西方民主制度“背书”。这让其声名鹊起，赞誉与质疑纷至沓来。1998年，《历史的终结》中译本问世（远方出版社）。中译本封面写着“自由与民主的理念已无可匹敌，历史的演进过程已走向完成”。

书名连同封面上的这句话在中国学界不胫而走。

今年4月，著名政治学者福山再次来到中国，既在顶尖学术机构—清华大学—作学术交流，也到中南海作改革建言，享尽学者所能有的最高礼遇。而去年夏天，他的成名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中译本再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同时出版的还有他的新作《政治秩序的起源》，由此在国内学术界掀起一股“福山热”。但真正的推手可能还不是中译本的问世，而是世界局势的发展是否超出了福山20多年的预言。

尤其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作为“大国”登上世界舞台之后，福山是否仍然坚守自己20多年前的观点。换句话说，“中国模式”的成功是否能成为福山批评者的杀手锏，中国的崛起是否意味着历史的演进过程还在延续。

早在五六年前，部分中国学者言之凿凿地指出，福山“转向”了。福山自我修正，甚或是自我否定了。福山在“中国经济令人惊异的快速发展”面前不得不反思自己20多年前的论断。中国稳步腾飞的“客观事实”让福山不得不承认“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但是，刘瑜为福山著作中译本撰写的导读已经告诉我们，福山被误读了。当然，持误读观的不乏其人。很大一部分学者仍然认为，福山还是原来的那个福山。因此，福山著作中译本在这个时节面世，可能恰恰是想用“客观事实”告诉中国学人，福山到底说了什么。

正当一部分学人欢呼福山的转向，借用这个“大牌”学者大打中国牌，而另一部分学者赞誉福山仍然坚守自由民主的政治理念时，福山来了。他似乎嗅到了中国学术界纷扰的味道，借助演讲、接受采访，甚至还寄希望于做“国际友人”来表达一个政治学者对中国的看法，或者还有建议。值此时节，我们需要反思看待福山的态度，认真对待福山。

首先，我们需要反思为什么需要福山。福山提供的是什么样的产品。作为一个研究政体的政治学者，福山提供的是基于历史经验的思考和对人性需求的判断。实际上，他的思考恰是从人类寻求“承认”的需要出发，在此前提下，纵观历史上的各种制度，才得出自由民主制度相对来说最能满足人类的这种需要。回到中国，倘若想要和福山对话，或是“引用”福山，我们需要正视中国人是否有对“承认”的追求，“中国模式”是否能够有效回应人民的这种需求。

因此，福山提供给我们的是智识，而非“名头”。我们需要从他这里观察世界政治制度的演变史，而不是借助这个知名的“洋教授”为中国改革背书。中国改革的成功并不是以“洋教授”的认可为标准。“洋教授”的肯定也不能成为中国崛起的标志。

其次，福山是立足于美国的政治学者。尽管他有全球视野和古今之辨，但他“吃美国饭”，“为美国人民服务”。他在《历史的终结》里肯定美国的自由民主，同样也在不断反思美国的自由民主。最近几年，他的著述更强调国家能力，同样是基于美国国情所作的思考。美国经济的衰退，失业的激增，军事力量的扩展，都是政治学者必须给予回应的社会现实。

因此，他是在自由民主“泛滥”的国家提醒人们国家能力的重要性。这个论述背景非常重要。福山反思并批评了美国的自由民主，指出了美国式自由民主的缺陷，但并不是否认自由民主本身。抛开自由民主谈论国家能力，至少不属于福山的观点。自由民主仍是他的底色。

最后，福山是一位政治学者，而非政治家。对学者的认知不仅看他表达了什么，更重要的是，看他如何论证自己的观点。诚如刘瑜所言，福山的代表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是一本论著，而不是一个宣言”。对福山的认识，不管是赞誉还是批评，都需要进入他的著作的内在理路，而不是只看其结论，更不能仅仅停留在文本标题上。这是对一个学者的基本态度。

针对学术著作而言，论证的思路要比论证的结论更重要。对福山—对任何人都一样—的引用不能停留在只言片语，而是要看其整体的论辩过程。这是基本的对话规则。遗憾的是，重申这一点竟然仍不多余。

福山连同新旧著作来到中国。有人作为忠诚的粉丝，直言“你说，我们听”，有人希冀向他传授“中国经验”，为名教授的政治学研究提供素材。当然，也有人在消费福山。借助福山的名头，兜售自己的“商品”。在自由民主的政治社会中，这些都是难免的，也是应予同情之理解。但真正与之对话的人，需要认真对待福山，从他的著作中来完整了解他的思想和观点。由此，才可能和他展开平等的学术对话。中国学术界期待这种气象。

无论如何探索中国文明向何处去是我们这一代知识人的责任。

——专访——

肖滨：寻求更优的国家治理

时代周报特约记者高扬发自广州

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出版之后，福山对民主的再思考经过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在新著《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中，福山指出，制度要素的发展顺序至关重要，在国家能力不足、法治尚未完善的条件下，民主可能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成为问题本身。而如美国这样的成熟民主国家也可能发生逆转，发生所谓的“政治衰败”。这些观点对正处于深化改革时期、追求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中国来说，无疑有着重要意义。

就如何理解福山观点的变化，如何理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问题，本报专访了著名政治学者、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肖滨。

国家治理能力处于基础性地位

时代周报：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之后的几部著作里，福山对民主的看法有比较大的调整，更加强调国家能力的概念，你如何评价福山近年来观点的变化？

肖滨：福山的观点前后仍是比较一致的，在苏东剧变之后，他其实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国家能力的问题，在《国家建构：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这本小书里他已经特别强调这个问题。如果说福山的观点确实有些调整，这实际上也是目睹世界政治变化所产生的观点，也就是强调民主之外，国家的法治、治理能力具有更基础性的意义。这跟晚近以来国际政治学界对民主的研究是相关的，就是亨廷顿所称的民主化的第三波浪潮的后期，这波浪潮开始于1974年的葡萄牙，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国际政治学界就已经意识到民主的两种顺序的问题：一种就是先有强大的国家建设，法治也好、国家能力也好，都要有坚实的基础，选举民主才能进来，这叫做正向民主。另一种就是国家能力比较孱弱、法治基础也很薄弱，特别是后来一些拉美国家，这个时候选举民主猛烈袭来，可能就会让选举民主效果不彰，学界把它称为反向民主。要在民主跟治理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的话，国家能力的建设确实处在一个基础性的位置，从这个角度来看，福山的观点不是孤立的，而是对第三波浪潮进行反思的一个结果。

时代周报：福山说，治理能力对发展和秩序十分重要，并将治理能力视为民主之外的另一个变量，抛开政体，我们如何理解“治理能力”的概念？

肖滨：不管福山也好，还是其他学者也好，都注意到一个政治秩序建构的顺序问题，哪个更具有优先性、基础性？这一拨学者对第三波的反思就是国家的治理能力可能具有更优先性、基础性的位置，民主的到来不能够越过国家能力的建设。国家能力的定义有很多种，但是我想一个国家征税的能力、对资源的控制能力、对基层的渗透能力都是基本的国家能力，也就是对一个国家的强制力。

法治建设关键在于对法律的敬畏

时代周报：中国的飞速崛起也很受福山的关注，你认为中国发展模式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肖滨：前两年关于中国模式的问题也有很多的讨论，中国这30多年来的发展是见证了这种模式的优势的，这种优势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方面是国家的宏观把控跟市场竞争机制的组合，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全能主义有所收缩，但并不是一个守夜人国家，一个既有限又积极作为的国家跟市场机制的组合，这是第一个优势。第二个优势就是统一而富有权威的中央政府与分权而竞争的地方政府的组合，中央的总体把控能力一直是很强的，政治集权，但是在行政上分权，同时因为增长的锦标赛，各个省份之间拼命地竞争，这就形成一个有趣的组合，也是一个蛮大的优势，这30多年来对央地关系的处理还是比较巧妙的。第三个优势就是执政党一方面坚持对对国家的领导，但另一方面党也不是没有调适的，比如说放弃阶级斗争，对政治精英的筛选、储备，所以适应能力很强，学习能力很强，这也是优势所在。边缘一直在调适，但是核心是不变的，这中间还有一个保护带，这就更为复杂了，这里就不讨论了。

第三个优势就是执政党一方面坚持对军队的领导、对国家政权的领导，但另一方面党也不是没有调适的，比如说放弃阶级斗争，对政治精英的筛选、储备，所以适应能力很强，学习能力很强，这也是优势所在。边缘一直在调适，但是核心是不变的，这中间还有一个保护带，这就更为复杂了，这里就不讨论了。

那么挑战是什么呢？我认为最简单的一点就是市场的逻辑跟政府对权力的掌控还是有非常大的紧张性，在行政层面上讲是这样，在法治层面上也一样，市场经济是要求法治的，而目前的政治体系离这一要求还有差距。这个紧张性在政治上还是比较深层的，新一代领导人对此的战略就是依法治国，使国家治理在法律框架下进行，进一步重塑法律的权威，这个布局还是清晰的。其次就是对效率、增长的看重客观上造成公平、平等问题，趋向公平意味着对利益结构的调整，所以也不是一个短期问题。另外目前的增长方式对资源的耗费、环境的破坏也是重要方面。

时代周报：怎么理解法治建设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关系？

肖滨：一般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不太支持法治建设的，中国的传统价值更偏好人治，比如说修身、德性、领袖的权威等，但我觉得也不是那么简单，中国传统文化里是有些有助于法治建设的东西，不是没有。如果我们把法治理解为规则的运行，其实中国的传统里还是非常讲规则的，也有很多有利于法治建设的资源，比如“信”，古代的商人之间对契约有着很好的理解，甚至不一定要用法律来约束。当然它不像西方文明或欧洲文明那样，对法治的支持非常直接和正面。比如《旧约》里，有问题神就与人立约，为什么翻译成一个“约”字，就是这个意思。中国传统里就没有这种资源，学者不要那么简单地去找，这个是可以挖出来的，那个也是可以挖出来的。即便有，也应该经过创造性地转化，使其跟现代的法治价值能够结合。

法治要作为一个高楼大山立起来，仍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外在的强制，触犯了法律就要受到惩罚，但更重要的仍是人们内心对法律的敬畏、认同，以及对相互之间遵守法律的信任，假如合约的双方都怕对方不守法，最后就可能导致撕毁合约，大家都不守法，这也可以看出诚信对法治的作用。

时代周报：法治建设，地方政府的空间在哪里？

肖滨：地方政府，尤其是省级政府和特区，是有一定立法权的，在不违背上一级法律的条件下，是有一定空间的，包括政府条例也是有一定空间的。其次，现在国家也在改革地方司法机构，对地方法院和检察院相对于地方政府的独立性、自主性是有好处的。另外地方政府会比中央政府遇到更多的实践中冒出来的问题，换句话说地方政府面临更大的立法压力，有理由回应实践中的法治需求，在这一点上地方政府比中央有优势。同时，地方的空间面积比较小，立法所面临的也不是非常全面性的问题，复杂程度不会那么高。

广东不领跑，吸引力就会下降

时代周报：行政体系改革的困难在哪里？为什么广东的行政服务比其他地方好一点？

肖滨：行政改革的着眼点就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它的困难是要约束行政权力的扩张，必定会涉及部门的利益，部门的权力、资源都会减少，所以说焦点还是在这个地方，也就是部门的权威优势问题。

广东的行政服务、公共服务之所以比其他地方好一点；一方面是因为广东的市场经济程度比较高，市场对政府的压力比较大，那么多企业家在这里，像深圳，有那么多创业者和优秀的企业家，他们对政府的服务是有要求的，你要是服务不好我就把总部搬走，你玩不玩？对不对？第二个是来自社会跟民众的压力，因为广东一方面社会组织很活跃，另一方面广东的公民权利意识相对比较觉醒，公民的维权行为也比较主动，这迫使政府提供更好的服务。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以前办港澳证很麻烦，现在的流程就简单很多，在办证大厅一刷身份证，填张表就可以了。第三个层面，就是广东一直不断地在进行行政权力的限定，汪洋时期就在推广东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他跟朱小丹联名向时任温家宝总理、李克强副总理写信，要求中央配合支持广东的行政审批改革，广东省政府有一个团，专门去中南海一个部一个部对着谈，教育厅跟教育部谈，广东省发改委跟国家发改委，你能把哪些权力下放下来，因为你下放下来我才能进行改革。当然舆论环境也很重要，广东的舆论环境是比较宽松的，批评的声音也很大。所以广东的行政服务比其他地方要做得好一点。

时代周报：在中国，繁荣社会组织的关键是什么？如何理解社会组织与商业发展的关系？

肖滨：社会组织繁荣的关键还是在政府，第一，政府要树立法治的意识，服从宪法，尊重公民的结社权。第二，繁荣社会组织对政府也是有一定好处的，有助于社会的活力。关键还是在于政府怎么利用手中的权力，怎么处理跟社会的关系。社会组织与商业发展并不矛盾，关键是对边界的界定，它们各有各的运行规律，通过逐步发展，包括政府的引导和规范，让它们有各自的运行轨道，这样也有利于各自的发展。

时代周报：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广东如何继续发挥其借鉴作用？

肖滨：习近平主席对广东提出了“三个定位，两个率先”的要求，广东要成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排头兵、深化改革开放的先行地、探索科学发展的实验区，如果说真的像定位的这样，广东模式对全国还是有吸引力的。关键是在新的形势下，中央不希望你抢跑，因为中央现在重视顶层设计，在这个条件下，广东能不能持续领跑？这个艺术很微妙，你可能没抢跑，但是不能不领跑。广东应该发挥它的优势，比如说现在强调创新，广东在创新上是有经验的，目前深圳做得不错，但是广东整体呢？如果你在新一轮改革的时代不能领跑，那你对全国的吸引力就会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