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善于加减 经济升级可待
时代周报记者 李光金 实习生张珂 发自广州
随着广东省两会的召开，广东经济向何处去、如何寻找新增长极成为热议话题。在2月9日上午举行的广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广东省省长朱小丹向大会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提出2015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之一是生产总值增长7.5%左右。
面对尚不明朗的国内外经济形势，该从哪些方面着手布局和突破，实现广东经济升级？时代周报记者就广东自贸区、珠三角与粤东西北区域平衡发展等问题专访了广东万国城市经济研究院院长王廉、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政税务系主任林江和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周林生。
广东自贸区要发挥地缘优势
时代周报：广东自贸区已经获批一段时间了，但是相应的落实机制还没有出炉。与上海、天津、福建相比，广东应该从哪里进行突破，在哪些方面发力？
王廉：相对于国际投资和外汇管理姿态更开放的上海，着重于培育产业的天津和福建，广东自贸区政策中最鲜明的莫过于其产业金融和国际金融相结合的色彩。将放开跨境银行融资措施的横琴也好，有着半国际半产业金融特色的南沙也罢，都有利于对经济轻型中的珠三角提供经济发展新平台。而前海金融特区则直接对接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是防止区域在国际金融方向上趋于被动的一步棋。
周林生：广东要利用好自贸区的契机，首先要避免各地各自为阵或被统得过死，同时抓紧建立一套专门针对自贸区片区管理委员会的全面考核评价指标体系。要进一步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社会咨询机构作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桥梁作用，大力削减行政审批事项数量。我们还可借鉴香港经验，实行政府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分离，减少行政层级，探索扁平化管理。
林江：我认为广东自贸区应该在以下四个优势上发力：一是充分利用广东自贸区背靠港澳的优势，力求同港澳地区的产业进行深度融合；二要充分利用背靠珠三角地区的地缘优势和制造业基地庞大、中小微企业众多的优势，把自贸区的金融创新、制度创新的产品和服务与中小微企业的需求紧密结合起来；三是将搞外向型经济和挖掘内源型经济的潜在需求相对接，发挥“双打冠军”的优势；四是发挥观念开放和对市场敏锐度高，善于创新的优势，并将这种优势融合于制度设计和创新之中。
鼓励资金、人才向粤东西北流动
时代周报：广东经济存在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区域发展极不平衡。虽然已经从产业转移和对口帮扶上出台了许多措施，但是总量差距仍然很大。如何进一步缩小差距？既有的机制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
周林生：我们当前仍需要区域合作发展战略，明确提出并全面实施“广东区域共同发展战略”。加强对口支援，还要鼓励珠三角的企业去粤东西北投资办厂，鼓励珠三角开发区与粤东西北开发区共建工业园区。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江苏实行“五方挂钩”帮扶的做法。我们要在实施大项目带动战略过程中，坚持以发展民营经济为主，鼓励多元化投资，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最后，要制定人才计划，鼓励、引导全国和省内的各类优秀人才向粤东西北地区流动。
林江：在国家大力推动新型城镇化战略之际，广东也在结合当地的实际在大力实现新型城镇化战略，并在东莞这样的地区取得了一些成效。广东的各地方政府不妨顺应这样的人口变动情况，大力打造一些卫星城市，并努力建设地铁等轨道交通设施，通过这些众多的卫星城市去带动周边欠发达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如此一来，就有可能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王廉：粤东西北和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经济差距的形成扩大是必然的，一个经济率先蓬勃的高经济增长中心区能够对方圆200-500公里产生辐射，使得这一片区域内难以再产生高经济增长带。但是，实行针对粤东西北的平衡战略也是必要的，具体而言，有必要采取财政转移支付手段，培育这些地区的山区、绿色生态产业，着眼于中端服务业的发展。
建立重大项目投资决策机制
时代周报：广东这两年非常注重大项目投资，目前的经济状况下，重大项目投资的作用何在，如何避免盲目引进大项目的倾向？
周林生：大项目投资容易挤压民间投资，占用了大量贷款资金，从而造成需要正常周转的企业周转不开。如今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和重点应该是压低投资规模、扩大消费比重。现在我们有必要出台重大项目管理办法及配套实施细则，规范政府投资行为。同时要建立健全民主化、科学化、社会化、透明化的重大项目投资决策机制，引入常规化的公共决策咨询机制和全程监管的问责机制。
林江：重大项目投资的作用是可以对稳增长起到重要的作用，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而影响当地的就业，同时保障地方税收。但经济效益底下的大项目也是地方的累赘。为避免这一效应，我们一方面必须从根本上消除以GDP作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做法；二是通过税制改革，例如消费税的改革，把消费税改为在最终零售或者批发环节征收，并将拉动消费，提高税收的激励提供在良好的居住和营商环境的创造上。
王廉：仅着眼于大项目、好项目的思路是有些问题的。就广东省而言，现阶段引入资本已经开始小于对外投资，广东整体而言已经出现了不可逆的产业结构变化。在这一阶段，要寻找经济发展的抓手，应该首先着眼于人才和创新要素，用项目承载人才的创新机能，而非陷入项目创新的误区。
健全创新机制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时代周报：最近几年，广东出台了很多关于制造业升级的措施，但是产业层次整体不高的局面仍未改变。这种状况，只是时间问题，还是相关机制没有调整到位？
王廉：就中国制造业经济规模来讲，我们已经在两年前超过美国的制造业经济规模。然而在同期，我国的服务业规模才相当于美国的1/3。我国在高技术和新技术的竞争方面还不及美国，我国制造业大多跻身于中低技术水准，因此可以说有很大转型空间。然而，转型阵痛期是最起码需要十年八年功夫的，对广东而言，完成这一转型期最起码要等到2020年。
周林生：这既有一个时间问题，也有一个相关机制还没有调整到位的问题。近年来，广东通过转型升级，传统行业的部分产能受到明显压抑，但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尚需要一个过程。同时相关机制还没有调整到位，科研投入机制和科技创新的质量、效率提高机制还需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产业与科技发展的联动机制还不够完善，对企业的创新激励机制也需要健全。
林江：在加工制造业升级破题难的情况下，广东必须做加法，即通过大力发展具有附加价值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并通过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值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来淡化加工制造业的比重。这就需要广东无论在政府治理的创新，还是在融资机制的创新、技术的创新等层面增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
时代周报：中央多次提创新驱动战略，广东也在提“完善区域创新体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但是从客观上看，广东与国内有的省市还有一定差距，特别是广东的基础研究实力相对薄弱，重大原始性创新能力不足。省委全会上也明确提到“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不足”。基于此，广东要如何走出创新困境？
王廉：实施创新驱动，最关键的是要建立一个创新机制。政府应该尤其重视最具备创新活力的、小规模的企业。同时，搞创新驱动，在产业层面上就需要促进创业。我国的人均企业数是1/80，而欧美发达国家则可以达到1/20。这固然和我国偏重劳动资源的资源禀赋相关，但也和我们不够到位的政策息息相关。我们要实现经济的转型，有必要向其（欧美国家）看齐。
林江：创新不足是广东普遍存在的现象。创新、创意和创业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广东存在的问题是，政府、企业经营者和收地租的本地人口缺乏创新的动力。我认为要改变这种现象，要创造实现通过创新和创意致富的良性循环的机制。这样包括风险投资基金等财富会积聚到广东，进一步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并且在此过程中实现完善区域创新体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目标。
周林生：我认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保护知识产权是一方面，还应该加大对公共技术平台的投入—这种重要公共服务往往被政府忽略了。毕竟奢求大多数处于制造业价值链的低端、产品的附加值极其有限、经营十分艰难的企业对技术创新和改造有很大的投入几乎是不现实的。
政府要帮民企融资减负
时代周报：广东的民营经济很发达，但是很多也面临空前的困难。除了受到目前的经济环境影响外，民营企业自身存在哪些问题？政府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
林江：我认为政府对民营企业所存在的认识误区必须改变，并要采取行之有效的办法来帮助民营企业改变融资难融资贵的现状，并且要从根本上为民营企业减税减负，同时为民营企业提供科技、人才等方面的信息和支持。
周林生：“多、小、散”是广东民营企业的重要特征。从民营企业组织模式看，广东民营企业普遍采用家族式管理模式。家族式管理模式随着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其专制集权化倾向会成为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障碍，不利于企业做大做强。面对普遍存在的家族化经营模式，政策制定者应该完善现代产权制度，鼓励产权流动，实现家族制企业向现代公司制企业演变。
王廉：珠三角这边的小企业在我国算是最活跃的，小微企业很多，以至于能够实现每30人一家企业。但现在的困难很多，也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就政府所能做的事情，我有三个建议：一是建立劳动者创业基金；二是利用创业基金对中小企业购买智力机构咨询服务的环节进行补贴；三是着眼于从中小企业中培育高科技企业，而硅谷就是一个可借鉴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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