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议题]浙商无密码

2019-08-18 12:53:26

来源: 时代周报

因为马云，浙商群体在中国商业生态格局中的地位再次引发舆论聚焦。

随着马云及其家族成为新晋中国首富，9月24日上午，胡润研究院随即发布《2014胡润百富榜》。榜单显示，从企业家出生地来看，浙商排名第一。而从企业总部所在地来看，广东省则排名第一，有230位企业家，比去年增加60位。

因为马云，浙商群体在中国商业生态格局中的地位再次引发舆论聚焦。而考察一下自改革开放以来浙商群体的演化历程，我们会发现浙商在演进历史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发展史息息相关，几乎可以视为风向标。

正如有论者所言：蔚为大观的浙江中小微企业积淀成为最丰腴的土壤，在这片丰腴的土地上，生长了全世界最大的义乌小商品市场，也生长了互联网版的义乌小商品市场—阿里巴巴。虽然，义乌小商品市场充满泥土芬芳的基因在阿里巴巴的肌体里早已发生颠覆性的革命与嬗变。义乌小商品市场与阿里巴巴，带来的是产供销交易成本的最小化，这正是浙江中小微企业起飞最强劲的一双翅膀。

索贝尔·西西利亚在《企业家》一书的结尾描述：“企业家是这样的人：他们想像着以一种新的方式把已存在的或潜在的因素结合起来，使机会成为现实；他们甘冒风险并竭尽全力去实现这一理想。”事实上，根本不存在什么“浙商密码”、事后的讨论总是结论先行，一定会带来“倒果为因”的质疑。当我们试图探讨的是一个时代，以及时代潮流当中人如何屹立潮头，成为潮流的领导者时，我们看到的只是企业家必须拥有的是野心、梦想、远见和创新能力，付出的是勇气、感知力和承受力，以及成长的合适土壤。

【开篇】
鲁冠球宗庆后马云：浙商标杆演进中的变与不变

温羽之

之所以将鲁冠球、宗庆后、马云他们三人选为代表，除了“首富”这一因素，更重要的是其标杆意义：鲁冠球在改革开放初期即被邓小平亲自点为乡镇企业的样板，直至今日屹立不倒。马云则被定义为通过商业改变中国社会生态者。而夹在中间的宗庆后，则因为在中国的顶级富豪当中具有象征意义：他是为数不多草根出身、艰难创业，通过自己的努力，挣扎着崛起的一员。他没有一个掌握资源的父亲，也没有一个能开着跑车为其做账的母亲，更没有身居高位的岳父。在浙江，他和鲁冠球、马云一样，是个“神级”人物。

鲁冠球与宗庆后都出生于1945年，从年龄上看，属同代人。但是从两人的创业历程看，却属两代人。鲁冠球的创业元年在1969年，宗庆后是1987年，而马云则是1999年。

鲁冠球和宗庆后虽分属两个创业年代，但却有着许多共同点。两人的学历水平都不高，但有着中国农民的大智慧。特别是鲁冠球，他就像一株深深地扎根于土地的野草，不满足于土地，努力向上攀援，使万向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他这种既能扎根于农村，又具有全球化的国际视野，对今天的中国商人极具启发性。

鲁冠球有一股钱塘江抢潮头的精神，是真正意义上的时代弄潮儿。当我们试图探寻的是一个时代，以及时代潮流当中人如何屹立潮头，成为潮流的领导者时，我们看到的只是他所拥有的是野心、梦想和远见，看不到的是他所付出的是勇气、感知力和承受力。

宗庆后尽管号称城里人，但是直到20多岁才进城。所以，宗骨子里是个农民。他一开始卖产品时，不进地级市，回避与可口可乐、百事可乐两大高端产品的正面竞争，坚持走乡村包围城市之路。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宗对农村市场更有把握，他对农民的心理更了解。他所从事的，是传统工业中最传统的部分。他没有倒卖地皮，也没有建设所谓的地标建筑。他只是卖水。他只是依靠自己，依靠员工，一瓶水一瓶水地卖出了“中国首富”。

鲁冠球和宗庆后的区别在于，鲁的成功靠的是强大的学习能力，而宗靠的是天赋。鲁能够在让万向继续巩固其在汽车配件领域的领导地位的同时，又在金融领域深度拓展，除了学习还是学习。而宗是个天生的营销家，他对如何把产品卖出去，即便在企业家群体中也是极其罕见的天赋。

当然，鲁和宗之所以走上自主创业的道路，若非为生活所迫，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创业时所依靠的，是本能的冲动与找回失去时间的紧迫。譬如宗庆后，他创业时既有生活的压力，也有内心的驱动。两种力量综合起来，辅以他的天赋、勇气和努力，再加上那么一点点儿幸运，就成就了今日的“中国首富”。

而马云与鲁冠球、宗庆后最明显的区别，除了年龄，就是文化程度的差异。在浙商群体中有一个现象，就是凡第一学历是大学学历的企业家，往往极富头脑，极富理性，特别是70年代末、80年代读大学的企业家，他们在读书时期就是天之骄子。这其中以宋城集团的宋卫平、贝因美的谢宏为代表，这两位算得上是当代企业界“儒商”、“哲商”的代表。相对而言，马云读书成绩并不好，考了三次才考上当地的一所师范院校。即便如此，马云依然接受了严格的学院教育。学院派出身的企业家与农民企业家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天然地具有国际化的视野。

更何况马云学的是外语，这本身就是一种技能、一种工具。假设他大学念的不是外语，就不可能那么早地接触外面的世界，也就不可能知道和掌握互联网这另一门的工具。所以，马云能如此强悍地借用当代社会的新工具，能从工具（外语）到工具（互联网），都与他所受的学院教育有关。当然，马云成功最关键的因素可能还是在于其自身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功利主义思想。知识之于马云，只是单纯的工具，未必构成价值观。

年龄、成长背景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各自进入世界的角度不同，同时文化程度的差异，又决定了他们商业习惯和价值观的巨大差异。

2000年以后，鲁冠球基本淡出公众视野，他就像一头巨大的鲸鱼潜伏在水底，深不可测。不可否认的是，鲁是一个有政治情怀的企业家，他一度非常关心政治，深谙中国传统与现实。

最近几年，宗庆后极力为民生代言，各种场合不乏鼓与呼。总体而言，朴素有余，力量有限。宗是标准的企业家，首先关注的是他的企业和员工，对社会的关注是第二位的。宗不善言辞，无法在公开场合清晰地表达自己的价值立场。

而马云可能是迄今为止最喜欢在公开场合发表言论的企业家。他以创业者领袖、教主自居，走到哪里都是一副布道者的姿态。但他所说的未必是他内心真心主张的。毫无疑问，马云改造了中国的整个商业生态，颠覆了国人的购物习惯。但是，他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思想也连带着影响到了年轻一代。

毋庸置疑，过去三十多年，在中国境内出现的创业型经济是现代经济和社会史上所发生的最重要、最鼓舞人心的事件。而以鲁冠球、宗庆后、马云为代表的三代浙商正符合“彼得˙德鲁克极力倡导的创新与创业精神。他们与普通人的区别在于—他们能够有勇气往前再迈一步，并且承担风险；他们能够透过重雾，努力看清未来的方向。不要小瞧这种勇气—三十年前，他们努力张望的姿态，正是对“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证。

作者系新媒体人

【对话】
杨轶清：阿里最大的挑战来自于马云自身的局限性

时周特约记者翁一实习生施宇媛发自杭州

美国时间9月19日，阿里巴巴在纽交所正式挂牌交易，并创下美国史上融资规模最大的IPO。马云及其家族随之以1500亿的天量财富荣膺新晋中国首富。马云作为浙江新生代企业家，领军互联网江湖，在其身上有太多的东西可以解读与剖析。为此，时代周报特别专访了浙商博物馆馆长、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中心副主任杨轶清。

时代周报：阿里巴巴的成功与浙江的经济生态有着怎样的关系？

杨轶清：作为最具经济增长潜力的IT企业，阿里巴巴和马云在浙江绝不是孤例。网易的丁磊、盛大的陈天桥、金山的求伯君，都是在浙江出生长大的，另外华为的任正非和联想的杨元庆祖籍也都是浙江。此外，浙江还有一大批活跃的网站，一大批有实力的软件企业。有人因此称之为“IT浙商现象”。浙江之所以能够孕育出阿里巴巴和马云，与整个浙江的经济生态不无关系。

其一，浙江有庞大的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群体，金字塔塔基非常庞大。正如海里之所以会有鲸鱼，是因为有巨量的明虾。明虾多了，才能养活鲸鱼。民营经济的基础存量、中小企业群体庞大数量是催生阿里巴巴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其二，浙商创业的根基非常深厚。创业精神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生生不息、绵延不绝。创业、创新的氛围与传统非常浓郁。

其三，浙江的经济生态相对健康。不可否认，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政府和公权力是配置社会资源的核心力量，换句话，政府的态度和导向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应该说浙江各级地方政府对于市场和企业的干预比其他地方要少很多，更加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群众首创精神、企业家创新精神。浙江各级地方政府不但为创业者营造了一个比较好的创业环境，对于企业更是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权力介入，而是从智力、文化、情感等全方位给予企业支持。可以说，这是催生阿里巴巴这样的新经济发育的最重要的气候环境和土壤条件。

比如，马云创业起步的城市—杭州的经济产业结构。杭州产生了两代首富，老首富宗庆后专注于传统消费品制造，新首富马云则是驰骋于互联网电子商务。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将总部设在杭州的是最多的，这些企业大部分还是传统制造业。但是，杭州最近有一个经济结构调整新趋势，那就是创意产业或者说头脑产业（包括互联网、文创、动漫）所占比例越来越高。这一经济结构的调整趋势，说明杭州的经济增长点将会源源不断地出现。

时代周报：如何看待马云与浙商群体之间的关系？毕竟，马云代表的是互联网企业，地域色彩不算明显。

杨轶清：我认为，支持阿里巴巴一路走来的最重要的精神力量，是马云那股草根精神。阿里巴巴是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网站，而义乌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在我看来，马云和义乌小商贩最初的草根精神是一样的。从内涵上说，叱咤风云的互联网江湖英雄和义乌的小商人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以耕地种田的吃苦精神做生意，造就了义乌奇迹；同样，以摆摊做生意的务实精神做网络新经济，造就了阿里巴巴的财富神话。

而且，互联网的商业特质与浙商精神在本质上非常接近：平等、进入门槛不高、不依赖特定资源、不相信特权和垄断、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需要梦想、具备敏锐的眼光和一定的冒险的魄力。因此，马云在互联网领域的成功是最符合逻辑的必然结果。或者说，以阿里为代表的互联网行业是浙商文化体现得最彻底的领域之一。

其次，是马云的专注精神。马云在上市后接受CNBC采访时表示，阿里的生态系统将致力于小企业的成长，任何有利于小企业成长的事情阿里巴巴都会做。事实上，过去15年，阿里巴巴正是这么做的。

还有，马云与政府关系的灵活处理为阿里巴巴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马云在创业的第一年，便与时任杭州市委书记有过良好的接触。阿里巴巴走到今天，作为一个全球化企业，与政府打交道更是意味着巨大的际遇。无怪乎，马云会对CNBC说，倾听政府的问题，解决政府的问题，告诉政府企业的问题，这也是过去15年阿里一路走来的生存法则。阿里对于处理政府关系有自己的哲学理念，那就是和政府谈恋爱，但不和政府结婚，要确认你所解决的问题正是政府希望解决的。

时代周报：未来阿里巴巴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杨轶清：我认为未来阿里巴巴最大的挑战可能还是来自于马云自身的局限性。没有马云，阿里巴巴走不到今天。也可能正是马云，让阿里巴巴走向衰亡。

马云是浙商中的另类，在他身上很容易找到与典型浙商的不同之处。他颠覆了传统行业的商业模式和标准，甚至他的身形样貌，也不是标准的老板造型。他很可能是本土浙商中唯一外语比中国话说得还溜的老板，当然他同时拥有超一流的汉语表达能力。

马云一向敢说大话，在崇尚说话留余地的中国人听起来很有几分轻狂。但敢放卫星的马云就是有本事把每一颗卫星都送入预定轨道。然而，卫星上天之后，马云已经注定无法低调，更无法不被人看到或听到。一个人的成败毁誉并不是自己能够控制的，佛经上说人有不虞之誉，亦有求全之毁。马云已经得到了空前无双的褒奖，亦经受了来自舌剑辞刀的拷问。但是，在未来的岁月里，马云将面对的荣誉，会像八月钱江大潮一样更加汹涌澎湃，而他将遭遇的非难，也可能会像暴风雨一样的迅疾，而这一切无法事先预知。

不管是被捧杀还是被棒杀，首先是因为自己。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人，被棒杀和捧杀的风险都很小。马云应坚持做一个普通人，尽量将身上的光环删去。可事实上，马云已经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他已经被神化。现在，马云只能退而求其次，将光环淡化。

马云曾说，鲁冠球的万向历经45年，事实证明已经成为常青树。对企业而言，做大难，做强更难；做强难，做久更难。而阿里巴巴只有15年，只有万向的1/3，这是鲁冠球比他了不起的地方。尽管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创造了美国最大的上市规模，但是真正的考验，无论是对于阿里巴巴，还是对于马云的个人形象，真正的挑战才刚开始，现在是真正到了风口浪尖之上。

【延伸】
胡润：财富阳光化必然伴随着舆论毁誉

时周特约记者翁一发自杭州

2014年9月23日胡润研究院发布《2014胡润百富榜》。时代周报特约记者就浙商财富话题采访了胡润。

胡润首先对新晋首富马云做了如下描述：50岁的马云及其家族以1,500亿财富首次问鼎中国首富，财富比去年增长5倍多，主要得益于阿里巴巴刚在美国成功上市，其已经相当于腾讯和百度的市值之和。马云成为胡润百富榜创立16年来第11位中国首富。马云的财富主要分为三部分：阿里巴巴6%的股份、支付宝及其个人投资。阿里巴巴目前市值14,000亿人民币。今年，马云和蔡崇信共同成立个人公益信托基金。马云和其他上榜企业家的合作包括入股优酷土豆、恒大（旗下足球俱乐部）。马云现在的财富能够排到胡润全球富豪榜前25名。来自阿里巴巴的另一富豪谢世煌，则以财富95亿元新上榜位列第177位。

胡润告诉时代周报记者，马云是胡润百富榜创立16年来的第11位中国首富。马云是继宗庆后、丁磊之后，又一位籍贯地为浙江的首富。浙江与广东并列成为产生首富最多的籍贯地。同时，浙江也是历年胡润百富榜上榜人数最多的籍贯地。胡润对浙商充满了兴趣，他认为在过去的30多年，浙商群体是引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最主要的群体之一。

胡润向记者提供了胡润百富榜2003年-2014年浙商人数（出生地在浙江）的统计数据。。根据此项数据，可以发现，2003、2004年，胡润百富榜上榜人数只有100人，上榜财富门槛为10亿元，浙商所占比例保持在15%左右；2005、2006年，上榜人数扩大至400–500人之间，上榜财富门槛比2005、2006年略低，但浙商所占比例均保持在21%左右；2008年-2013年，上榜人数维持在1000人左右，上榜财富门槛在10亿-20亿元之间，浙商所占比例保持在15%左右。2014年，上榜财富为20亿元，上榜人数扩大至1271人，人数仅少于2010年的1363人，但浙商人数仅为164人，所占比例仅为12.9%，为历年最低，由此可见，在整体经济形势趋于下行的趋势下，浙商首当其冲，浙江的民营企业和传统制造业正经历痛苦的转型升级。

胡润对记者提出的鲁冠球、宗庆后、马云三位浙商比较的话题，用“good topic”表示意义重大，并表示创业代际之间的比较研究将是未来百富榜的方向之一。他认为，以鲁冠球、宗庆后、马云为代表的浙商，不但改变了自身的财富形象，也改变了民众对于财富的态度。鲁冠球改变了他的出身地—萧山，宗庆后改造了中国的饮料行业，马云则重建了整个中国的商业生态，三人的财富透明度、阳光化可谓是一代比一代好，但在财富阳光化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舆论的毁誉，这是企业家必须学会面对和适应的。对于坊间盛传马云深厚的政府背景，胡润表示，在中国做企业，必须与政府搞好关系，但这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还是要把企业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