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一个繁荣而平庸的时代吗?

2014-09-24 11:23:26

来源: 时代在线网

两位美国学者为此提供了细化到数字的精确答案，并在他们的著作中描绘了东西方文明的发展曲线，这便是《文明的度量》和《文明的解析》。

田方萌

今天这个时代是否物质繁荣而精神平庸？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各个时代的文明程度，才能进行纵向比较。两位美国学者为此提供了细化到数字的精确答案，并在他们的著作中描绘了东西方文明的发展曲线，这便是《文明的度量》和《文明的解析》。两本书的中译本均已问世。

几年前，斯坦福大学的考古学家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出版了《西方为何统治世界至今（Why the West Rules for Now）》一书，旨在回答西方兴起这一史学上的大谜题。为了在事实层面提供对比依据，莫里斯构造了一项“社会发展指数”。该指数涵盖人类在四大领域的文明程度，包括能量获取、社会组织、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作者随后又出版了解释社会发展指数的技术手册《文明的度量》。

《文明的度量》花了较大篇幅讨论能量获取这一单项指标，人均能源消耗量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界的开发程度，另外三项指标则体现了能源的利用效率。莫里斯用最大城市规模估测社会组织的复杂程度，依据杀伤力和武器性能设计战争能力的指标，并以文化程度和传播手段共同决定信息技术的发达程度。

社会发展指数曲线看上去就像一个向左躺倒的字母“L”。莫里斯发现，在过去一万五千年的绝大部分时期，人类社会都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其综合指数得分不超过50。只是在工业革命后，人类才迈过文明曲线上的最大拐点，发展指数在过去两百年间节节攀升，从50分跃升至900分。总体来看，东西两条线紧密交织，齐头并进。虽然东方在最近两百年落后于西方，但据莫里斯的预测，东方将在2103年赶上西方。

如果说《文明的度量》关注物质文明，《文明的解析》则关注聚焦精神文明。作者默里（Charles Murray）就职于美国企业研究所，是美国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该书副标题为“人类的艺术与科学成就（公元前800－1950年）”，研究对象自然是人类过去近三千年的精神文明成果。
在默里看来，人类取得物质文明，只是服务于自身；因其成就精神文明，才堪称万物之灵。

那么，《文明的解析》如何度量科学与艺术成果呢？默里使用的方法也是极值比较，即关注那些在各领域取得了最高成就的杰出人物数量及其成就。这不仅出于作者的英雄史观，也因为这些人才创造了大部分重要的文明成果。举例来说，西方交响乐团演奏的常备曲目是由历史上250位作曲家创作的，而其中一半曲目仅仅由他们中的16 位作曲家谱写。

默里测量这些人才成就大小的方法非常直接—就是拿尺子比画。早在1903年，美国心理学家坎特尔（James Cattell）就将每位创造者在人物辞典中占据的篇幅，作为衡量其职业成就的指标。乍听上去，这种“量身裁体”的做法很荒谬，它却显示了高度的准确性。在图书馆随便抽出一本中国古典文学辞曲，你会发现“李白”这一条目所占的篇幅多于较不知名的“李贺”，而“李贺”又多于更不知名的“李华”，这同三者在文学史上的贡献大小高度相关。

一个世纪后，默里利用这一历史计量方法，精确度量了各大文明在每一历史时期的创造性人才分布状况，并依地域和门类编制了历史人才排行榜。结果显示，从公元前800年到15世纪中叶，尽管江山代有才人出，但每个时代的伟人总数都很有限。从15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杰出人物的数量忽然大幅增长，每个世纪新生产的伟人从几十人跃升到上千人。在历史上所有顶尖科学家和艺术家中，有一半人在1800年后诞生在地球上。你也认为这主要是靠17世纪后的科学革命推动的，然而仅包括艺术家的历时曲线也显示出相同趋势。

在人才分布曲线图中，默里将样本中的人物分为欧洲、西方其他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读者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欧洲为15世纪后的曲线上扬贡献了绝大部分人才。默里甚至作出如下论断—历史上的杰出科学家有97%源于欧洲和北美地区。他的人才历时曲线很大程度上与莫里斯的社会发展指数曲线相重合，区别在于前者的拐点出现更早，这似乎意味着欧洲近现代的精神文明发展早于物质文明，是前者推动了后者，而不是相反。

回到开篇提出的问题，今天的人们是否在经历物质繁荣？答案是绝对肯定的，根据社会发展指数，我们比以往任何时代的人们消耗着更多的能量，生活在更复杂的社会组织中，享用着更发达的技术成果。我们是否面对着一个精神平庸的世界？这个问题却较难回答，因为默里的曲线只画到1950年。可他的确指出了一些趋向，答案既是也不是。在20世纪后半叶，科学和艺术领域又取得了许多重大进步。重要科学家和艺术家的数量想必也随之进一步攀升。然而，考虑到人口基数也在成倍增长，杰出人物的人口比率反而下降了。

这里默里使用了成就率的概念，即每千万人口中杰出人物的数量。今天研究领域和创意产业的工作条件比以往改善了不少，更多有潜力的创造性人才似应脱颖而出，默里却发现很多领域的成就率自19世纪以来呈下降趋势。他为此列举了几项原因，其中之一是科学和艺术市场的饱和—在一个赢家通吃的世界上，发现者和创造者的供给增长受到消费者注意力的硬性约束。对大部分人来说，他们只能记住三五位著名歌手或作家的名字，也只有时间欣赏他们的歌曲或小说。

让默里更忧心的是，世俗化和大众化导致潜在的杰出人物将他们的才能用于生产寿命短暂的流行文化产品。“欣赏流行剧本、书籍和音乐的人数急剧增加。新出现的这一日益扩展的市场必然吸走了部分优秀人才。而在另一个时代，喜爱高雅音乐艺术的贵族囊括了所有的艺术人才。”莫扎特如果生在今天，恐怕会成为有名的摇滚作曲家，最后因吸毒致死吧。对于当代的艺术界能留下多少传世之作，默里深表信心不足。
如果今天的地球人未能创作出匹敌前世的伟大作品，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自己生活在文化意义上的平庸时代。当然，伟大作品需要时间检验，也许要到两百年后我们才能确信这一点。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师,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