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力•中国”秋季峰会:中国经济破茧成蝶要靠"原创新"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走向何方?2014“影响力•中国”秋季峰会上,两位诺奖得主和中国专家对此进行了交锋。
2014年9月11日下午,由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时代周报、中山大学管理学院联合主办的2014“影响力•中国”秋季峰会在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国际会议厅成功举办,来自互联网、房地产、银行、高校等各界社会精英,让能容纳400人的国际会议厅座无虚席。“影响力•中国”是广东时代传媒有限公司2014年全新推出的系列品牌活动。
峰会上,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埃德蒙德•菲尔普斯(Edmund S.Phelps),与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 A.Pissarides),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兼副所长向松祚、 广东省社科院竞争力评估研究中心主任丁力一起,面对中国经济在全面深化改革下出现的种种问题和情况,展开了讨论。
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金炳亮对“微刺激”和“新常态”两个核心关键词进行了阐释,并强调十八届三中全会不仅影响当下,更影响未来。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执行院长、长江学者李仲飞介绍了中大近年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在国内、国际影响力的逐步提升,表示中大将以自己的方式影响更多有影响力的人。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中国经济机遇在高科技产业
时代周报记者 董萍 发自广州
“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主要在高科技以及高端制造业。中国政府鼓励更多学生接受国外名校教育再回到国内,同时在研发和创新上进一步投入,中国的企业,未来有望打破三星这样高科技公司的垄断。而不再是简单模仿和抄袭西方。”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在本次峰会的主题演讲中如此鼓励中国。
中国企业要致力于发明创造
“中国以往的经济依赖廉价劳动力和高科技实现了高速发展,在我看来,这很难持续。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主要在高科技以及高端制造业。”
在皮萨里德斯的预测中,后工业时代的中国经济,服务业将会占主导,制造业所占比重不会很大,大概25%。
如何保证中国经济的成功转型?皮萨里德斯认为:“未来随着就业大量向服务业的转移,政府要通过立法来提供必要的培训,让专业人员和个人服务都得到相关的培训,我相信大学的教育也是朝着工业化经济来教育。”
“政府要给企业研发有效的支持,最好能把大学研发和公司研发结合在一起,打造一个产学研一体化的环境,让那些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发挥他们的作用。国外这样的成功案例很多,比如加州硅谷和斯坦福大学的合作,英国剑桥大学和当地企业的合作。”他补充说。
此外,皮萨里德斯认为,政府还要给企业提供税收优惠等方面的支持,减少对经济的干预,探索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这些都非常重要。“如果中国要在贸易、金融等领域崭露头角甚至进入顶尖领域,就需要有一个很好的法律框架和资本流入的自由环境。”
“中国企业在未来有能力超过日本三菱和韩国三星!”皮萨里德斯对中国企业充满希望,但他也告诫中国企业:“不要只是简单效仿其他公司的做法,用便宜的劳动力学别人做什么。要致力于发明创造,确保在未来有更强的竞争力。”
政府要用福利体制来保护工人
与未来规模庞大的服务业相匹配,中国政府应该有什么福利政策?皮萨里德斯以国外的医疗保证制度为例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无论是英国的全民免费还是美国的私人保险,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走出一条完全令人满意的道路。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提供部分的支持,但是也是非常困难的。
对于西方社会已经出现的高失业率问题,皮萨里德斯认为,这是经济转型中必然会出现的现象。中国政府要谨防一种倾向,即为了保护工人不失业,就给企业提出种种限制和管制、立法和法规。结果就是打击了企业的积极性,在提供新职位的时候就更加慎之又慎了。政府要保护失业工人,应该提供一种体制来支持失业人群。
埃德蒙德•菲尔普斯:中国要让本土创新无处不在
时代周报记者 董萍 发自广州
“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发展过于僵硬了。”本届峰会上,埃德蒙德•菲尔普斯教授在做题为《创新和中国的新常态经济》(《Innovation and China's New Normal Economy》)的演讲时,对中国经济发展直言不讳,“中国经济从‘坏常态’转变为 ‘新常态’,关键就在于中国什么时候能以一种大规模的、覆盖面很广的方式来开展本土创新。”
这位82岁高龄的学者近年来多次访华,他热衷于对中国进行观察,且观察十分敏锐,批评亦毫不留情:“中国人是保守式的、遵守规约,而非彰显个性的;喜欢抄别人的东西,而不是发明创造。他们更多看中的是挣钱、工作的稳定性,而不是发挥想像力,为世界创造一些新的东西。”
但他同时又对中国充满希望:“我觉得中国沿着创新的方向发展会有很大的空间。我确定的是,中国的劳动大军能够参与创新活动,发展的过程会更加有意思。”
当代创新要多听商界人士观点
“如果用绩效标准来衡量新常态经济,关键就是本土创新。”演讲中,菲尔普斯首先从学术角度分析了“创新”概念,称创新不是简单创造,而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他表示,当下的创新已完全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意义上的创新,现在的创新要听商界人士的观点,创造出厂家以前从未生产过的产品。
他认为,一个国家经济内部发生的创新,总是首先来自于本国人们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创新活动会给社会带来一些必然的好处,比如更多、更广的就业满意度、消除不平等。
回顾过去100年,世界范围内的创新势头逐渐减缓。而中国当前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本土创新动力不足。对如何确保未来高度创新的发展,菲尔普斯认为,现有一些关于本土创新的理念,它们的效果、影响,对于工资和就业机会、非物质奖励,包括其他一些不平等的因素,都是需要考虑的。
“未来是未知的和不确定的,抓住其中的机会就是创新。一个经济体,如果不断追求本土创新,就能拥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菲尔普斯如此描述本土创新的核心特征。
一个国家的创新必然带来不确定性,创新越广泛,不确定性也就越多。这个国家也会给其他国家带来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创新经济的一种标志,而这种不确定性也会让创新经济体陷入一切皆有可能、大幅变化的不确定之中。
激发每个企业家和工人的想像力
积极创新能够带来丰厚的回报,但必须同时意识到,创新并非易事。任何国家的创新,都面临着同样的障碍、陷阱和困难。
本土创新需要国家拥有强大的动力,这种动力存在于创新者、发明者、投资者、借贷人甚至是使用者当中。创新动力需要文化基础,需要国家能够容忍并且鼓励各种想象、冒险和探索。
菲尔普斯提到,一个国家的创新动力有三种文化力量:一是创新的范围,即社会允许有多大的范围来进行创新;二是商界的创新能力;三是创新欲望的强烈程度。
按照菲尔普斯的总结,要实现比较广泛的创新,首先必须从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更多创新的机会,公司创新必须和国家层面的创新结合起来;其次,要打通行业内外的创新流动机制,观念上要打破传统的思维,确保创新自由的流动;最后,要拥有创新的强烈意愿和欲望。
在菲尔普斯看来,创新最大的推动力就是能够进入和探索带来的兴奋感和征服未知世界带来的快感。
谈到广东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时,菲尔普斯认为,广东需要在逆境中调整,更快地走出来。他敏锐地观察到了广东一些经济停滞的现象,建议政府采取无处不在的创新,发动每个企业家和工人思考如何把产品做得更加出色,有更好的效果,以让他们可以赚得更多,生活得更加充实。
向松祚:能否重塑国际货币体系
时代周报记者 胡秀 发自广州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和主持人宣告的题目不太一样”,在本次峰会现场,演讲嘉宾向松祚临时改了主意。
按照原计划,对于“为什么全球生产力增速持续放缓”,向松祚将阐述他研究得出的四大难题和两个可能的答案。但是他临时决定四个难题照旧,但答案减至一个。
经济放缓背后是生产力下降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在持续放缓?或者说,为什么在过去几十年,尤其是1970年以来,生产力增长或实际GDP增长持续放缓?
向松祚引用了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客座教授罗伯特•索罗的一句名言—“到处是电脑,可是劳动生产力在哪里呢?”这是一个矛盾的问题,被称为“生产力增长之谜”。向松祚认为,这也是中国目前面临的巨大问题。“其实中国经济速度的放缓并不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所能解决的,背后的根本原因是全要素的劳动生产力在下降。”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向松祚认为,全世界特别是发达经济体,金融资产日益庞大,但实际上真实的资本形成却长期放缓。以投机炒作为核心目的和唯一目的的金融资产所占GDP的比例,从以前的3倍上升到现在的12倍。
除了上述两个问题,在真实利率方面,为什么全球特别是发达经济体的真实利率一直在下降?在向松祚看来,人们越来越将兴趣转向炒房地产、炒股票、炒红木。中国现在也存在这个现象。
而“群众性的自发式的创造力,为什么在每一个国家几乎都在下降?有助于劳动群众,有助于每个个体都有创造力的环境、政策,为什么不能持续?”向松祚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并将其命名为“埃德蒙德•菲尔普斯难题”。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
四个问题提出之后,最关键的答案是什么?
“我认为,整个全球经济,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脱节。”这是向松祚给出的答案。他认为,过去几十年来,全球经济最重要的现象就是在金融行业、货币行业等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变化:实体经济持续放缓,虚拟经济却快速发展。
事实上,在向松祚前不久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就提出,“美国之外,其他发达经济体亦出现类似现象,虚拟经济恶性膨胀,货币信贷规模快速增长,实体经济增速却萎靡不振,劳动生产力增速持续放缓,这就是全球经济的新常态”。
“这就是我们今天面对的大麻烦。”他表示,“这个大麻烦与央行的货币政策,与全球所有央行包括美联储、中国人民银行等的货币政策都有极大的关系。而这个货币政策又与国际货币系统有关。1960年代特别是19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全球的货币发行再没有任何的约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此后全球为什么会有如此的货币供应量的增加,这完全扰乱了全球的价值体系,扰乱了资源配置。”
那么,有没有办法解决?向松祚认为,有一个答案,那就是能否重新创造国际货币体系,能否解决全球货币无限宽松的问题。
丁力:政府要从“企业型”转向“服务型”
时代周报记者 刘巍 发自广州
作为本次峰会的嘉宾之一,广东省社科院教授丁力甫一上台就调侃来自北京的何松祚是“天上飞的”,而身处广东的自己是“地上爬的”,是“以虫的心态来琢磨鸟的问题”。
相比何松祚倾向于“与马克思PK”的态度,作为政府智库的丁力,则引用马克思的《资本论》作为他对“国企改革路径”之回答的理论源头。
在丁力看来,目前中国进入了第三个“30年 ”,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3.0版本”。
从“以地为本”到“以人为本”
对于“新常态经济”,目前各界的共识仅仅在数据上:当下中国的GDP增长速度尚可,太低就不行。但在丁力看来,新常态的关键是,中国过去快速的、特别是财富分配不均衡的模式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因此,“今天所谓的7%-8%(经济增速)的发展常态应该是一种现实的选择”。
我国以往的发展模式可以叫做以地为本—谁取得土地,谁就取得了财富。新常态下,发展模式将改变,从以地为本,到以人为本。
在研究以色列犹太民族的过程中,丁力发现,他们的创新能力超强,做生意也是极精明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犹太民族是没有土地的民族,无法“炒地”,只能“炒人”,所以他们的智慧全部集中在创造性劳动力上。
中国已意识到这一点,正在远离以地为本的发展模式,转向以人为本。
中国过去的两个30年中,“效率”与“公平”一直存在矛盾。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要正确对待前后两个30年”。丁力将此解读为“效率和公平统一”,而决不是兼顾。在生产制公有制前提下,能够实现两者统一。
这需要两步,一是财政体制改革,二是国企改革。
丁力看到,北欧政府是从纳税人处收钱,然后为纳税人服务。但我国政府却是企业型政府,公权力自身介入市场,与民争利。因而财政体制的转变,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
最近公布的预算法,要求地方财政上缴国库,收支两条线。这就将改变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财政支出差距巨大的格局,通过财政体制、执政理念的改变来让企业型政府变成服务型政府。即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的,财权和事权统一,而不是与地方财政收入统一。
让国企“有偿使用”国有资产
“不牺牲效率的公平”,这是丁力在整场演讲中提到的最有吸引力的观点,并以此概括国企改革的意义。
在中国权力配置资源的背景下,国企很像政府:谁的行政级别高,谁拥有的资源就更多。目前正在实施的“混合所有制”,有些人将其理解为“公有混合归公有”,民营企业家在这一格局中是弱势群体,因此这种模式空间不大。
丁力说,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对解决这一问题早有答案,“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实现形式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重建劳动者个人所有制,但是我们对此、对‘股份制’的理解,现在看起来都不正确”。
而东莞的农民在这一点上贡献了很好的模式。东莞有一批很精明的农民,外来资本到来后,他们一开始卖地,后来变为入股。然而他们发现,农民虽然有股份10%,但是到年底分红等于零。这一点,与国企现状相同。
我国的国企规模非常庞大,去年中国科学院发布的数据显示,国企的净资产共有300万亿元,但上缴的利润非常少,去年中央、地方的财政收入总和仅为12万亿元。
东莞的农民后来发现了一种模式:租赁—把资产和企业剥离,这样无论企业是否盈利,土地租赁的收入都一样可以获得。“这是今天国企改革实现效率和公平统一的唯一选项。”丁力说。
国企本来是发展经济的优势,但现实中一直是一种劣势,因为把全民的资产无偿占有—发展民生和服务社会都需要资金和财政收入。但如果学习东莞的农民,放弃股份制,将国企300万亿元的资产租赁给国企,所有者、经营者关系就理顺了,国家的利益格局将因此发生巨大改变。有了这一笔新增的利益和财政收入,教育、医疗、养老等难题,都将迎刃而解,有翻天覆地的改变,国企也将真正回归到与民营企业同等的地位,平等竞争。
“这种改变,无需损失效率,但公平有了很好的物质基础。我认为这就是此轮国企改革的历史使命。”丁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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