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皮萨里德斯谈中国应对金融危机新阶段举措

2014-09-10 10:42:15

来源: 时代周报

时代周报“影响力·中国”秋季峰会前奏，经济学诺奖得主为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发展把脉支招。

2014年9月11日，由时代周报在广州主办的“影响力·中国”秋季峰会活动上，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 A.Pissarides），与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埃德蒙·菲尔普斯（Edmund S.Phelps），以及部分中国学者一起，围绕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问题展开了讨论。峰会开始前，就当下中国经济发展遇到的诸多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社会热点事件，时代周报记者分别对两位经济学家进行了专访，希望他们能为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发展把脉支招。

时代周报记者张子宇实习生梁彦菲发自广州

由于在市场搜寻理论和宏观经济方面的突出贡献，2010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与另外两名经济学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彼得•戴蒙德（Peter Arthur Diamond）和美国西北大学的戴尔•莫滕森（Dale Thomas Mortensen，已逝）一起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获得诺奖以后，皮萨里德斯参与了一些欧洲的经济事务，包括担任塞浦路斯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他也是现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宏观研究中心主任。近来皮萨里德斯主要从事经济结构性调整和增长的研究。

皮萨里德斯算得上是时代周报的老朋友了。2011年，他就曾应时代周报的邀请，来中国参加过第二届“诺奖得主中国行”活动。是次活动在北、上、广、深四地同时举行。

在此次“影响力·中国”秋季峰会开始前，皮萨里德斯就中国如何应对金融危机、中国资本投资欧洲以及中国人口就业和福利等问题与时代周报记者进行了交流。

经济危机远未过去

时代周报：欧洲经济危机一直是过去多年国际经济事务的一大主题，今天来看，这场危机是否已经成为历史？如果我们已经解决了这场危机，那么应该如何评价欧盟，特别是欧盟在帮助那些处于严重困难的南欧国家所做的工作？

皮萨里德斯：经济运行有自己的规律，发展到一定程度，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修正一些错误和问题。仅从数据看，还不能认为欧洲经济危机已经过去。

过去爆发危机的希腊、葡萄牙、爱尔兰等国都是欧盟中的小经济体，体量不大，救援相对容易。但欧元区在2014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0.2%后，第二季度GDP却无增长。作为核心的三大经济体也表现一般：法国连续第二季停滞，德国在2014年第二季度GDP下跌0.2%，意大利连续两季负增长（第二季跌0.2%）。所以可以看出来，欧洲经济的前景仍然不明朗，甚至存在进入新困局的可能，特别是一旦某些大的经济体出现问题的时候。

时代周报：欧债危机以后，希腊政府曾向你提出过一些咨询，同时你对塞浦路斯政府的经济事务也有一定的参与，还是总统的经济顾问。对于解决这两个国家的经济问题，让它们重回增长，你有什么建议？

皮萨里德斯：我对希腊经济有所了解，但并不深入。2014年以来，塞浦路斯和希腊两国经济都出现了缓慢复苏的迹象。例如，希腊经济2014年第二季度实现了0.38%的增长幅度，这是自2008年以后首次实现正增长。两国政府都在试图发展更外向的经济，塞浦路斯2014年3月颁布了新的移民入籍政策，吸引投资者可购买房地产投资；希腊政府正在推动国有资产私有化，放开基础设施经营权等。要使得经济增长可持续，希腊和塞浦路斯都需要吸引更多的外部投资，都需要进一步改变经济的结构。

此前欧盟对希腊、塞浦路斯等国家实施的财政援助计划，使两国继续留在欧元区。但欧债危机前景并不明朗，民众质疑之声也很大。当前，欧元区国家的共识是：要走出债务危机的唯一出路是推进欧洲一体化。然而如何落实却困难重重。

时代周报：2008年的时候，我们在电视上看着雷曼兄弟公司的金融家们收拾东西离开富丽堂皇的写字楼。一晃6年过去了，金融危机似乎也慢慢地过去了。那么是不是到了该讨论下一次可能的经济危机的时候了？我们应该特别提防哪些领域的哪些隐疾呢？

皮萨里德斯：如何防范下一次经济危机，现在说这个话还是太早了些，因为这一次危机的影响都还没有完全过去。实际上，我不认为会有一场新的经济危机到来。但目前的许多困难会一直持续下去。

在过去几年里，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美国、欧盟、日本和中国纷纷采取了货币宽松政策。但目前的情况是，危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各国的政策转为终止量化宽松，并且要防止经济泡沫化。不同的国家关注的问题都不同，一些欧洲国家需要解决他们的社会福利负担不断加重的问题，而且还要增加公共投资；而美国呢，则把希望放到了新能源和创意产业上面；至于中国，恐怕最关键的还是就业问题和挤干房地产行业的泡沫。

欧洲经济复苏需要中国投资拉动

时代周报：最近英国退出欧盟的消息越来越多。你是否支持英国退出欧盟？如果英国真的退出欧盟，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皮萨里德斯：真正分手肯定对双方都不好。欧盟当然将蒙受损失，其国际影响力、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都会受到削弱，欧洲一体化进程将减慢。不过，英国和欧盟的关系本来就貌合神离，所以影响并非是刚性的。并且英国退出的话，对英国的影响会大于对欧盟的影响。

欧盟是英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一旦退出欧盟，除了直接影响外，英国将要为进入欧盟市场付出额外代价，还会丧失对欧盟制定法规的影响。英国金融行业占全国GDP的10%，占全国税收的11%，退出欧盟可能会威胁到伦敦作为欧洲金融中心的地位。纽约、法兰克福乃至东京和香港都会有很高的可能摄取这个难得的机会及相关的巨大利益。对英国而言，留在欧盟更可能发挥超出其自身国力以外的影响。

时代周报：现在，中国在欧洲的投资越来越多，包括如希腊这样的国家，正在成为中国进入欧洲的桥头堡。但这也引发了当地的一些反对声音。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对于中国资本大规模进入欧洲，你有什么建议吗？

皮萨里德斯：抱歉，我只是个经济学家，对商业了解有限，也没办法给中国的商人有益的建议。不过，作为欧洲人，我希望中国商人多来希腊或塞浦路斯投资，多买这两个国家的企业和产品。

过去，中欧之间主要是贸易往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对欧洲的投资肯定会越来越多。投资关系远比贸易关系复杂，牵涉双方社会的很多层面，包括市场环境、法律保护、民众情感、国家形象甚至国家等很多因素。像希腊这样的国家由于危机，有很多资产需要处理，也需要投资拉动，因此自然会吸引中国的资金和中国企业的关注。

时代周报：你认为目前的中欧经济关系是一种健康的经济关系吗？如果需要调整的话，应该怎么调整？

皮萨里德斯：中欧经济关系50年来稳步发展，除了1989年6月至1990年10月有过短暂的冷淡期外，西欧国家和后来的欧共体基本上很少将政治因素与中国的经济关系相联系。所以，双方之间的经济关系一直在不断发展。

在欧洲一体化正式完成，从而形成更一致并强烈的政治诉求之前，双方仍将继续从这种稳定的关系中受益。

欧洲老龄化警示中国

时代周报：其实你应该对中国不太陌生，你有一个中国太太，有不少中国学生，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也有很多中国经济学者。你来中国次数也不少了。那么相比于过去，你现在对中国主要有些什么看法？

皮萨里德斯：我来过中国许多次了，特别是在最近这些年，来了好几次。我很喜欢中国，而且中国经济发展的鲜活生命力让我十分赞赏。走在中国各地，哪里都可以看到新的工程、新的项目在开工。但是，中国也应该注意到，过度投资这一问题。

时代周报：劳动力和计划生育等问题是你上一次来参加诺奖得主中国行的一个重要话题。在那次活动之后的2013年，中国修改了计划生育政策，从一对夫妇只允许生一个孩子，修改到夫妻双方中若有一方是独生子女，便可生育第二个孩子。你怎么评价这一改革？

皮萨里德斯：欧洲很早就遇到了老龄化的问题，很多国家鼓励多生孩子并给孩子多的家庭直接的金钱奖励。但在人口下降导致经济和财政收入下降的情况下，这种举措增加了财政补贴负担，从而催化了债务危机。

任何一个大型经济体的持续发展，都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工作人群。放松生育管制，肯定会产生良好的经济与社会乃至政治效果，而效果大小取决于放松的程度。中国已经开始面临老龄化的问题，并且正在进行自己的养老、医疗制度改革。劳动力与供养人口比例的改善，有利于拓宽养老金的融资来源，能够间接改进医疗政策方面的标准。同时，劳动基数的扩大，能够确保更多的人接受高水平的教育，推动经济的升级。

和许多人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中国人的生育意愿并不强。例如台湾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成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地区。而在北美和欧洲，华人也基本是生育率最低的族群。

时代周报：在欧洲，社会福利过多造成政府支出太大，被认为是导致很多国家财政崩溃的一大诱因，比如法国和意大利这样的国家，所以很多欧洲国家在削减福利。相反在美国，我们却看到了一场反向运动，那就是奥巴马医改。美国是正在前所未有地加强社会福利方面的国家。现在中国也正在逐步改善社会福利，增加在医疗等方面的公共开支。对于这些不同的政策，你作何评价？

皮萨里德斯：我们不能把欧洲的问题与美国或者中国的问题混淆起来。

可以肯定的是，一些欧洲国家存在福利问题。以希腊为例，在经济危机之前，希腊人享受着许许多多的高福利，这些福利包括1年发放14个月的工资、人们可以在61岁就退休并且养老金是其工资的九成等。为了维持高福利水平，希腊政府与欧盟达成3000亿欧元贷款。该项福利机制是基于讨好民众的短期金融市场，并透支他们的未来账户考虑的。政府为此承担大量贷款，最终导致危机爆发。

与此同时，美国的情况是不同的。美国之所以爆发金融危机，是由于金融和房地产行业的巨大泡沫导致的，和社会福利机制几乎没有关联。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增加社会福利的政策，与欧洲没有什么可比性。

金砖国家的经济前景依旧光明

时代周报：2014年度的第二季度，中国的GDP增长7.4%，这是近几年来的一个新低。中国政府正在修改以大规模政府投资和GDP增长为核心的增长模式，但有的人担心这会引发其他问题，比如失业。如何在调控经济增长模式的同时保证就业率呢？

皮萨里德斯：中国经济增速确实已经开始放缓。但新一届政府提出7%的经济增长，我并不认为这将是一个非常剧烈的变化，肯定是很容易接受的。

我仍然认为这种增长速度是非常高的，并非一个国家发展到成熟阶段后能够维持的。一般来说，4%-5%就很不错了，而中国“多出来”的2%-3%，应该主要来自于人们从农村转移至城市，放弃生产效率较低的农业工作，加入到生产率较高的工业生产中。同时，农业走向现代化也会提高生产效率。因此，按照目前的情况，6%-7%的增长速度是可以实现的。一旦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到达成熟期，增长速度还将进一步降低。不过，就像美国一样，增长速度依然可以维持在3%左右，有时会高一点，有时会低一点。

关于失业率。首先，一旦经济增速放缓，失业率会略微提高。城镇化水平提高，失业率也会提高。随着社会保障覆盖面的扩大，会有更多人申报失业。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实体经济的失业率提高，只是因为可以申请失业保险了。所以，失业并非我们真正需要担忧的问题，我们更需要关注社会保障机制，和鼓励企业增加就业的机制。

其次，要在设计劳动力市场政策方面保持谨慎。南欧国家过去犯过错误，向公司内的员工提供过度支持，而没有保护创业。劳动力应该获得充分的灵活性，这样社会才能更有活力。同时，政府应该为家庭提供基本的收入支持。家庭是劳动市场参与者的源泉。但很多欧洲国家并没有这样做。

时代周报：假如有一天，中国不再是“世界工厂”了？什么样的行业或者经济模式可以给如此庞大的人口提供就业呢？

皮萨里德斯：世界工厂的转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无论是欧美发达国家，还是日本、韩国的经验都表明，这个过程要比劳动力的变化慢。当中国不再是世界工厂时，它就已经没有那么多劳动力需要在制造业就业了。换句话说，如果中国仍然有充足的劳动力，那么它仍然会是世界工厂，区别仅仅是生产档次提高了。比如，美国的工业产值至今仍然是世界第一，它没有被称为世界工厂，不是因为工业产值低，而是服务业的比重非常高。

中国要想更好地发展服务业和更多的高新科技行业，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中国经济已经开始进入成熟阶段，发展清洁能源产业非常重要。这一方面能缓解城市化带来的环境问题，同时也能提高产业竞争力，带来就业机会。

时代周报：这几年新兴经济体普遍出现了困难，巴西世界杯前后还引发了骚乱，作为一个“金砖国家”，巴西的很多问题都暴露了出来。那么在你看来，是不是我们过于乐观地看待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前景，世界经济还是要靠发达国家？另一方面，对于金砖国家等发展中国家，最应该注意的问题是什么？

皮萨里德斯：当前，发达国家尚未恢复其经济动力的主导地位。“金砖四国”已进入减速发展期，同时也面临着被外界质疑乃至“唱衰”的局面。但是我想说，这些国家的经济前景看上去仍然是光明的。特别是金砖四国之间，现在建立起了新的合作系统，这一合作机制将给这些国家带来更强大的经济推动力。相反，欧洲经济形势更有可能停滞不前。至于其他国家，最大的风险来自于通货膨胀，而非经济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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