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调速:政府不再动辄下猛药

    时事 > | Time Weekly - 2014-09-01 19:38:56
  • [摘要] 可以预见,将“新常态”上升到经济战略的高度,势必对中国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CFP供图

     时周特约记者  翁一 发自杭州  时代周报记者 余岭 发自广州

    “新常态”无疑已经成为描述中国经济发展现阶段特征、前瞻未来发展走向的头号热词。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时指出,目前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中央领导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7月底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习近平再次提及“新常态”。

    可以预见,将“新常态”上升到经济战略的高度,势必对中国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目前的中国经济属于“非常态经济”,而非已处于新常态。全面深化改革是推进经济向新常态过渡的基本途径。

    不再下猛药维持高增长

    顾名思义,“新”就是“有异于旧质”;“常态”就是相对稳定的状态。李佐军指出,“新常态”就是不同以往的、相对稳定的状态,这是一种趋势性、不可逆的发展状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已进入到一个与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期有所不同的新阶段。

    早在2009年,全球最大的债券投资商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就提出了“新常态”(The New Normal)的概念,并在其CEO埃里安等人的推销之下,成为国际投资界的热词。不过,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冯兴元向记者强调,“新常态”在西方被舆论普遍形容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经济缓慢而痛苦的恢复过程,反映了西方经济存在周期性波动乃至周期性危机的现实。习近平所说的“新常态”显然不是从危机角度来说的,而是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经济结构的变化、经济制度环境的变化等角度来说的。

    李佐军认为,经济新常态是一个含义丰富、具有深意的重要表述。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最核心的是对经济增速下滑不必过分惊慌,要认清其必然性,在尊重规律中顺势而为,不要动辄进行过度干预。未来的政策不应频繁变动,而应保持相对稳定,给企业和社会稳定的预期。也就是说,经济增速的适度放缓和合理波动,已被决策层所认可。

    “政府的更多注意力将放在体制改革与结构调整上,而不再像以往那样动辄下猛药来维持高增长。”李佐军说。

    在8月初的一次经济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俊也提出,要解决“旧常态”体制下的宏观调控模式的弊端,不仅仅是改变宏观政策技术参数的问题,还需要改变造成这些旧的调控模式的体制。

    寻找“新常态”的经济发动机

    李佐军将“新常态”的基本特征归纳为四个方面。首先,经济增速回落是“新常态”基本的特征。按照普遍的国际经验,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入新阶段,中国经济也将呈现出一个逐级下行的过程。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然而,这一趋势已难以为继。李佐军认为,2015-202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将表现为6%-8%之间的中速增长或中高速增长,如果中间出现经济大调整,不排除个别年份出现6%以下经济增速的可能性;2020—2030年,将表现为4%-6%之间的中低速增长;2030年以后,将表现为2%-4%之间的低速增长。

    第二个特征是经济结构出现了新的变化。首先是三产结构的变化。去年第二产业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3.9%,第三产业比重高达46.1%,第三产业占比历史性地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占比。从今年前两个季度来看,这一趋势还在进一步深发展,也许不需要太长时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将超过50%,也就是说超过第一、第二产业占比的总和,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结构开始出现了重大变化。从轻重工业的比重来看,过去十多年,我国处于重化工业量的扩张阶段,主要表现是煤炭、石油、石化、钢铁等资源能源密集型重工业高歌猛进。现在要进入重化工业质的提高阶段,主要表现为交通装备、信息设备等知识或密集型重工业快速发展,这也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进入新阶段的具体表现之一。绿色低碳产业的比重也将稳步提高。

    第三,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发生了变化。过去十多年,中国经济增长高度依赖需求边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消费),而“三驾马车”又主要依靠政府的财税货币政策来拉动,容易产生后遗症和副作用,具有不可持续性。今后,则要更多地从经济增长供给边的“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上寻找新出路。具体说来,要全面推进改革,释放改革红利;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积极稳妥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实施创新驱动,培育可持续的竞争力。归根结蒂,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将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另一方面,从需求边的“三驾马车”内部结构来看,也要发生新变化,即由过去的主要依靠外需拉动变为主要依靠内需拉动,由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变为主要依靠消费拉动,由主要依靠政府投资拉动变为主要依靠社会投资(民间投资)拉动,这是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在新常态下的表现。

    李佐军认为,未来的中国经济必须从经济增长供给边“三大发动机”上寻找新出路。

    最后一个特征是,经济的制度环境发生了变化。过去多年来,中国经济政府主导色彩非常明显,政府直接投资、建立政府投融资平台、项目建设、大规模招商引资等成为许多地方政府的主要工作,干部考核主要是考核GDP、工业增加值和财税收入等。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干部考核制度改革等改革都在抓紧向前推进,这些都意味着经济制度环境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新常态”下的挑战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白重恩等人的研究认为,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下滑主要表现为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双重下降;对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变动机制的深入分析,即成为理解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滑进而判断其未来走势的关键。他指出,2008年以来的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于投资率大幅上升,不利于生产率的提升和居民消费增长。“后危机时代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将是较长时间内的必然趋势,同时进一步的改革对防止经济过度降速至关重要。”

    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刘煜辉近日在《中国证券报》撰文指出,对新常态更确切的理解是从一个“旧稳态”逐步转向一个“新稳态”的过程。中国经济将从10%高速增长逐步过渡到5%-6%的中速增长;这类似于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90年代中后期至2005年的韩国经济。

    李佐军也认为,严格说来,目前的中国经济属于“非常态经济”,而非已处于新常态。目前更准确的阶段判断是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时期,只有当度过这一时期后,经济才真正进入新常态时期。只有当“三期叠期”走完之后,房地产问题、地方债和企业债问题、产能过剩问题、金融风险问题等问题解决后,新的经济制度环境形成后,经济才进入较稳定的新常态。

    “真正转入新常态可能要两三年之后。在向新常态过渡的过程中,我们还要应对很多挑战。”李佐军向时代周报记者指出,近年来,楼市风险、地方债风险、金融风险、产能过剩风险等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这些风险因素相互关联,有时一个点的爆发可能引起连锁反应,特别是像浙江这样的省份已经进入高风险状态之中。

    李佐军认为,全面改革是推进经济向新常态过渡的基本途径,关键是将顶层设计与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结合起来,按照依法治国的思路和方向,推进全面改革。“要按照经济内在规律进行宏观调控,指标数字设计要更多地尊重市场,更多地设计指导性目标数字,更多地提出区间数字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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