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东:批判性言说开拓大学未来

    生活 > | Time Weekly - 2014-07-10 04:32:40
  • [摘要] 刘东是学术界活跃的组织者,他主持《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介绍西方汉学,《人文与社会译丛》则介绍西方政治哲学与社会理论,是中国学术界了解西方学术的重要窗口。

    钱津宁 插画

    本报记者 李怀宇

    今年6月,清华大学国学院教授刘东的“立斋文存”由世纪文景出版,丛书包括《再造传统》(256页,39元)、《思想的浮冰》(356页,49元)两部作品。

    刘东是学术活动家。他语速飞快,办事风风火火,仿佛一刻也停不下来。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举办学术讲座,推动多种丛书的出版,主持学术刊物,忙得不亦乐乎。他开玩笑说,中国只有两派:动手派、袖手派。他是动手派。

    刘东是学术界活跃的组织者,他主持《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介绍西方汉学,《人文与社会译丛》则介绍西方政治哲学与社会理论,是中国学术界了解西方学术的重要窗口。2000年,刘东主持由哈佛燕京学社资助、商务印书馆印行的《中国学术》季刊。2009年,刘东从北京大学转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学术》成为清华国学院院刊。刘东说 ,“读百家书,成一家言”是正常学者的路子,他则是先“译百家书”,并自述:“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迻译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在丛书总序中,刘东认为:“这套书可能会加深我们百年来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它的学术水准也再次提醒:我们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过去那些粗蛮古朴、很快就被中华文明所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高度发达的、必将对我们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而他在《阅读中国》丛书的总序中又指出“当今中国知识界可怕的分化与毒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缘于汉学和汉学家的影响”。

    历史是由“傻子”创造的

    时代周报:除了《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和《人文与社会译丛》,你还有许多主持丛书的构想?

    刘东:对。比如,我很想再办一套“80年代书系”,来全面回顾共和国的那个思想的黄金年代。如果没有80年代的闯劲,就没有此后的中国发展;另一方面又必须想到,怀旧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姿态,甚至是一种社会批判,而此刻对于80年代的怀想,恰在与意识到那之后的道路,从大方向上就出现了偏差,所以,必须鼓足勇气回到当年的岔路口,朝着正确的道路重新出发。

    再如,我还想再办一套“台湾国学丛书”,来引进即使在对岸也已绝版的、老一代台湾国学家的著作,这同样是源自一种深深的忧患:“这些前辈终究会表现为‘最后的玫瑰’么?他们当年的学术努力,终究会被斩断为无本之木么?他们当年这般花果飘零,虽然这般奋笔疾书,以图思绪能有所寄托,但在其内心世界里,还是有说不出的凄苦犹疑。”要知道,这些书籍中包括的内容,并不是跟现实生活全不相干的。既然海峡那边同大陆这边相比,既更多涵容了外来文化的要素,从而更富于现代化的特质,又更加坚持了历史的连续性,从而保住了本土文化的传统,这就胜于任何雄辩地说明了,即使已被置于西方冲击之下,一个古老文明的现代形态,仍可以有多种选择的进路,从而构成不同因子的排列组合;而这种历史发展的非决定一面,才更突显了历史人物的伦理责任。

    又如,我更想再办一套“同一颗星球”丛书,来译介环境历史和生态危机的国际主流著作,这更是源自一种由来已久的、对于生存家园的焦虑。实际上,打从很早我就撰文指出过,当代中国的尖锐环境危机,远不止是严重的中国问题,还更属于深远的世界性难题。所以,如果仅就中国研究领域来探究它,这个问题就会是彻底无解的,必须让视界超越具体民族国家,即使在探索具体个案时,也要基于更开阔的“全球史”立场。—这也就是我所讲的“同一颗”星球的意思,正如自己在已写好的总序中所惊呼的:“真希望此间选译的著作,不光能帮助增益有关自然史的知识,还更能唤起对于大自然的责任感,从而切实起到牛虻或马刺的警醒作用。……我们的文明正处在最后的岔路口上,虽然也有可能心念一动而有所转折,那就将是我们最后的转机和生机,但也完全有可能就此朦朦胧胧下去,沿着心理惯性而一条道走到黑,一直走到人类的万劫不复,这一切全都取决于我们自己的选择!”

    时代周报:主持这么多丛书,对你自己的学术研究有什么样的影响?

    刘东:就算自己生性并不愚笨,可自己的每一次知识拓展,却从来不敢取什么巧,往往都要各自先开辟一套丛书,边干边学地从“笨功夫”做起。比如,被自己专业性关注的领域,一直在向深广处不断扩展,眼下除了国学这个“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总称”之外,还包括了美学、比较文学、国际汉学、政治哲学和教育研究,—而它们也往往都对应于哪套手边的丛书。晚近以来,我还很想再进入艺术社会学领域,以弥补在美学研究上感到的不足,而无疑这次知识拓展的入手功夫,也注定会表现为一套新创的丛书。

    这种做法笨则笨矣,但我却很看重此类的“笨功夫”。我曾不断告诫身边的弟子,其实跟一般俗见恰恰相反,历史从来都是由傻子创造的!—他们生就有那么一股傻劲,一旦认准了“毕竟东流去”,就实心实意地咬定那个方向,而终究使得“青山遮不住”了。否则,一旦心存侥幸取巧之念,去跟着“九曲黄河”翩跹起舞,就随时有可能朝着历史弯道的某个切线飞出,却唯独很难对准那个太阳升起的方向。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聪明人的最大问题,就在于他们实在是太聪明了,他们哪里还能创造什么历史,而只能被充满偶然的历史所捏造,无论是方的圆的长的扁的!

    不存在本质主义意义的大学

    时代周报:你在高校任教多年,对中国大学有深入的认识,所以才产生了“大学之忧”?

    刘东:当我看到身边的鲁莽同事,既对当代西方教育一知半解、又要对它强行如数照搬时,所油然产生的深深忧虑—那会把原本就不理想的中国大学,弄得更加斯文扫地和乌烟瘴气!坦率地说,这套丛书的总标题,从一开始就是针对《大学之道》的。也就是说,我反对那种“成竹在胸”的唬人架势,就好像那些进行鲁莽改革的人,已经掌握了当代大学的全部精义。而实际上,正如我在第一篇总序中说穿的,“他们根本没有认真考察过别人究竟遭遇到了怎样的当代忧虑,以及究竟是沿着什么样的历史线索,才引发出了今天的这番忧虑,就基于其先入为主的西学崇拜,而张扬起别人已被瓦解的早年理想了,充其量到头来也只能基于这种遥远的理想,捎带着也埋怨一下莫明其妙的西方竟也能今不如昔。”

    正因此,我才要专门创办一套丛书,来说明在被吹成“仙境”的西方学府中,人们正如何为自己的高教机构而发愁—正如我在第二篇总序中所列举的,正“忧虑它的过度市场化和企业化、它的文化精神流失;忧虑它的批量生产和形式主义、它的暗中鼓励平庸;忧虑它的集体腐败和拉帮结派、它的风格日渐趋同;忧虑时而出现弄虚作假和剽窃、它被恶俗世风污染;忧虑它像飘蓬一样无根地变异、它丢失了原有传统;忧虑它太贴向财大气粗的金主、它失去了独立地位;忧虑它虚掷纳税人的辛勤血汗、它有违于公平原则……”借助于这套断断续续的丛书,我是想不断地加强这样的提醒:一方面,并不存在本质主义意义的大学,正因此人们才总是对它议论纷纷,而且这些众说纷纭的言论,也全都在从各自的立场上,不断向它赋予和叠加着新意;而另一方面,既然只有在创造性的言说中,大学机构才会被不断地更新意义,那么,也就唯有充满忧患的批判性言说,才有可能激发和开拓它的未来空间。

    时代周报:在主持丛书与学术研究之中,你有什么独特的感悟?

    刘东:以前在信口闲聊的时候,曾经参照着王国维的治学三境界,也对照着长年来目睹之怪现状,讲过自己所看到的治学三境界。不过,静安先生说的“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乃属于有所精进的三境界。而我所戏言的三种情况,作为一种不太精确的借用,却在喻指每况愈下的三境界,而分别属于“普度众生”的大乘佛教、“自求解脱”的小乘佛教和“秘不示人”的密宗佛教。—其实,当初信口讲出这番戏言,无非是换了一套说法,来重申向来重视的“三达德”。不过现在回顾起来,基于自己的亲身经验,却要着重再来补充一句:就算不会是更加容易,对于“无量终生”的菩萨心,也绝不会耽误你走向成佛。

    时代周报:回顾长达三十年的学术助跑,你如何评价自己的人生?

    刘东:本来,我是很想做个诗人或歌者的。即使阴差阳错地拿学术当了志业,每当自己聆听最钟爱的贝多芬的音乐时,却还是抑制不住心头的懊恼:要能像他那样去写作该有多好,那就可以超越语言和时代的边界,传达出永远感动别人的永恒声音,这可以说构成了心中的永久遗憾!当然话说回来,学术事业对于自己,虽然只属于将错就错,却由于长达“三十年”的矫正,而仍然显出了相对的意义;更何况,我们的生命虽属自然现象,可生命的周期却有其社会属性,所以,一位学者相对而言又是最扛老的,因为他最称辉煌的治学岁月,往往可以留到生命的后半段,如果他愿用此前的苦读来慢慢积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还是要回到原初的迷惑:要是连写作都没有劲头了,那么,就不提什么沉重的社会担当了,“以学术为天职”的我们,还靠什么来点燃后半段,以享受生命的辉煌火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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