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远举:被混淆的福利与慈善

    观点 > | Time Weekly - 2014-07-10 01:42:25 来源:时代周报
  • [摘要] 白血病患者莫向松“点名借钱”的事情引来了一些争论。

    特约评论员 刘远举

    白血病患者莫向松“点名借钱”的事情引来了一些争论。莫向松是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的学生,去年11月不幸罹患急性白血病,如果进行骨髓移植手术,他有治愈的希望,不过,六次的化疗已经花光了家里的积蓄。在这种绝境下,他先是赤身躺在闹市草坪上,自称“希望用太阳光杀死癌细胞”。后来,身绑着玫瑰花,与14名同学集体跪在新希望集团大门外,身旁的广告牌上写着“请你借我100万现金,我为你免费打工一辈子。”对于他的行为,企业表示:“作为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在公益事业方面有计划、也有行动。对于这样的行为,不予置评。”

    莫向松的奇怪之举,让他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当他赤身躺在草坪上的时候,舆论更多的是同情、祝福,但到了指名借钱的时候,更多的是反对与批评的声音,认为他是在搞“道德绑架”。

    这样的评价当然不能说是错的,但却稍显轻飘。社会慈善的逻辑是关注,有了关注,往往就能获取资源生存下去,莫向松没有漂亮的容颜、没有激动人心的故事,没有丰富的人脉,唯有豁出去,获取舆论的关注,才能有生的希望,说白了,不要脸,但要命。

    从这个角度出发,对于求生之人,做过多的道德评价,意义不大。甚至,责备陪他一起下跪,“胁迫”私企的同学也显得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或许这些同学并不愿意为莫向松负担债务,但起码,他们也愿意陪他跪下,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这样的同学,也不是人人都有的,也不是人人都能做得了的。

    所以,轻飘飘地说一句道德绑架,实际上缺乏移情换位、设身处地的思考。对一些人来说,即使死去也会选择保持做人的尊严,甚至不轻易向外人展示自己的窘迫与苦难。这种生命的尊严当然是高贵,但是,对于愿意用尊严去换得可能的生存机会的人,文明社会的道德也不会过于苛责,比如,士兵陷入绝境之后,是应该继续保持高贵的国家尊严,还是活命要紧选择投降?

    当然,另一方面,对他的行为的宽容,并不意味着道德绑架是对的,也不意味着这是企业的义务,企业不予回应,无可厚非。不难想见,企业若作出积极反馈,求援的请求一定会潮水般地涌来,不胜其烦。毕竟,莫向松的行为,有着深刻的社会意识土壤。

    东方社会中,有传统的“吃大户”心理,在近60年中,这种吃大户的心理进一步被制度所强化。在现代社会中,对企业家的财富来源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解释是,财富源于企业家的冒险、创新等企业家才能,另一种解释则是,财富来源于对工人阶级剩余价值的剥削。虽然在中国市场经济已经大行其道,但对财富的解释仍然未有大的变化,正因为如此,人们的思想深处暗藏着:“你有钱,是因为剥削我们”的想法,进而产生出“财富越大、义务越大”的观念。实际上,莫的行为就源于QQ群中,有一个人随口说了一句“去找四川的富豪借啊”。

    莫向松点名借钱的行为虽不可取,但社会也不应该对像莫向松这样的人熟视无睹。毋庸讳言,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目前的慈善救助体系,已经落后于中国应有的水平,在公民的医疗、意外等保障上政府还应做得更多,这一点无可争议。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公民福利与救济,是有区别的。政府应该提供的是福利,而不是救济,政府办救济,必然会遭遇逻辑上的矛盾,注定陷入尴尬境地。

    几乎与莫向松点名借钱的行为同时发生,在陕西,也有一桩点名求援,不过这一次,对象换做了慈善总会。7月3日下午,一名男子来到陕西省宝鸡市慈善总会门口,用刀架在自己的脖子上,以生活困难、身体有病为由,向宝鸡市慈善总会索要900元钱,如果不满足他的要求,他就自残。民警劝说无效之后,慈善总会的领导到场,以该男子情况特殊为由,特批给他300元,大事化小。事后,当地公安机关以没有造成恶劣影响为由,没有追究这名男子的责任。

    人们反对莫向松向企业点名借钱,他的举动也很难成功,但陕西男子却能向慈善总会逼捐成功,也能得到舆论的支持。也许,如果莫向松点名借钱的对象变换一下,舆论态度很可能立即反转。

    这正是中国救助体系的一个尴尬境地。中华慈善总会,是一个全国性非营利公益社会团体,其组织属性是一个社会组织,但众所周知,其本质仍然是政府搞慈善。那么,慈善总会,到底是一个政府机构,还是一个社会机构?政府搞的慈善,到底是公民应有的福利,还是仰仗他人善意的慈善?当政府与社会的边界混淆之后,义务与善行的界线也混淆了。

    那么,当善行变为国家义务的时候,国家制度层面的救济制度能完美的解决所有问题吗?答案是否定的。如果政府建立一个完美的救助体系,无条件地救助每一个需要救助的人,那么,交社保与买商业医疗保险的人,就是不折不扣的傻瓜。换句话讲,国家建立的完美的救助体系,就等同于全民的高额强制医保。但即便国力强如美国,这仍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充满争议的国家任务。

    所以,国家应向公民提供更多的福利保障,但除了量上的提升之外,还应明确慈善与公民福利的区别,把慈善更多地交给社会来做。这不但能避免伦理与逻辑上的尴尬,而且,社会慈善的发展,也能救济更多处于绝境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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