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钧：我的回忆录 可能是一场熊熊大火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场主义散文奖五年”丛书，王鼎钧凭借作品《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许知远凭借作品《时代的稻草人》，双双荣获在场主义散文奖。

本报记者 李怀宇

6月18日，第五届（2013）在场主义散文奖在海南省海口市颁出。王鼎钧凭借作品《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许知远凭借作品《时代的稻草人》，双双荣获在场主义散文奖，均分30万元奖金。

第五届在场主义散文奖评委会授奖词称，《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以“在场叙事”的姿态，提供了“百年中国现代史最独特的个人经验、世纪尘烟在作品中沉淀后的宁明叹息、大道若简的人类智慧及在场散文的高端笔意”。已故历史学家高华曾撰写长文《读王鼎钧的〈文学江湖〉：冷战年代一位读书人的困窘和坚守》，发表于台北《思想》第18期：“从本书中既可窥见这30年世事人情和时代潮流的演变，也能感受作者对国家命运、历史教训的独立思考，是一份极具历史和人文价值的个人总结。”远在美国的王鼎钧发表获奖感言：“我是作家，写的是人间的小人物，写出来的东西必须是文学，必须被人承认是文学，只有在文学作品里面，小人物才有空间，才有生命，才会受到天下后世的关怀，这样一部作品才有价值。”

王鼎钧的获奖作品《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包括《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四部曲先后在台湾尔雅出版社出版了繁体字版。2013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四部曲简体字，好评如潮。颁奖典礼上，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在场主义散文奖五年”丛书共计9部220万字，同时举行了首发式和赠书仪式。

与大陆出版社合作

时代周报： 《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获得第五届在场主义散文奖，这是一个发于民间的文学奖项，你如何看待？

王鼎钧：“在场主义”散文奖由四川眉山的周闻道先生创设，眉山是苏东坡的故乡。周先生得到当地企业家的支持和文学团体的协助，奖励散文，以“在场、去蔽、敞亮、本真”为衡文的标准。以我了解，在场，即第一手，亲历亲见，不是出于想象，也不是依据别人的报道。主义，即信念，书写真相，不以其他动机来包装、扭曲、化合。散文，要有文学水平，不止是史料。一个民间设立的文学大奖，个人理想的色彩很浓厚。我没有想到在中国大陆的腹地，在民间，文学还有这么大的空间，我很惊喜，而且惊大于喜。

时代周报：现在，你的重要著作都有简体字本了：北京三联除了出版你的四卷回忆录以外，还要出版你的抒情四书、作文四书、人生三书。北京商务出版了你的杂文集《桃花流水杳然去》，北京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你的《水流过，星月留下》，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你的《白纸的传奇》。和大陆出版社这样大量、密集地合作，有没有不适应的地方？

王鼎钧：现在没有，完全没有，我希望把书送到中国人最多的地方，有个妥善的归宿，心情如同儿娶女嫁，向平之愿已了。我忍不住要告诉你，当“改革开放”之初，海外捷足登陆的作家，都有不愉快的经验，旧话重提，也算是为文艺界留些掌故。

例一，出版社要为作家出版一册选集，合约照例有一条规定，作者不得将此书之“一部或全部”交第三者出版。作者告诉出版社，您出版的是选集，书中的“一部及全部”都已经出版成书在先，选集中的文章是从那些书中挑选而来，这一条规定如何能成立？那时家用的笔记计算机还没有大量投产，双方隔海邮寄信件磋商，出版社无论如何不肯把这一条删掉，作家只好放弃签约。例二，出版社和作家签约，作家收到合约，打开一看，有一个地方错了，版税百分之九打成百分之七。作家退回合约，要求更正，出版社随手涂改了一下，又寄回来。作家很诚恳地写了一封信去，说明在商业行为中合约神圣，适用比法律优先，不能涂改，必须重新打字。好，重新打字的合约来了，版税百分之九，打对了，另外却有一个地方打错了，合约有效期间五年打成十年。

时代周报：繁体字版的书转为简体字版，常常有“敏感”字句需要删改，也需要把作家在国外习用的表述方式改成国内习用的表达方式。你在这方面有什么意见？

王鼎钧：在国内出书，作者使用的语言要适合国内的语境，这样，国内的读者才乐意看下去，原则上，这不成问题。说个比方，在美国长大的孩子，说话没大没小，我们在教孩子说中文的时候，就得处处提醒他长幼有序。

宗教帮忙走完文学长征路

时代周报：近年来，你的回忆录四部曲在两岸引起颇大的反响。你说：“如果一个作家讲出来的话跟人家一样，这个作家就死掉了。可是你的想法不一样，人家不喜欢：当伙计，老板不喜欢，当教徒，牧师不喜欢。伙计也做不好，情人也做不好，信徒也做不好，只有做作家。可怜的作家，他也是一个浮士德，他的灵魂抵押给文学。”为什么这样说？

王鼎钧：文学是我的理想，可是我又以写作谋生，这两者当然不会风调雨顺，相安无事。我在顾此失彼的时候写出一时感慨，用的是杂文笔法。

我的回忆录倒也确实跟别人不大一样，我没有去想畅销，或者得奖，或者巩固社会关系。我的回忆录以记述和分析写成，避免评论。我有个人的感慨，在我笔下，个人感慨是抒情，不是议论。无论如何，你的腔调既然和任何人都不能同声相应，任何人都不高兴。

举例来说，甲和乙冲突，甲错了，你如实记下来，甲当然生气。下次乙和丙冲突，乙有错，你又如实记下来，这回把乙也得罪了。依此类推，你会再得罪丙，得罪丁，得罪你周遭所有的人。你或许可以有“正直”之名，但“正直是正直者的墓志铭”。所以古人教我们“不见君父之过”，今人教我们拉帮结派，党同伐异。可是我违背了这些教训，对我而言，这一套回忆录可能是一场熊熊大火，我也许浴火重生，也许化为灰烬。

时代周报：你自述“为基督信徒，佛经读者，有志以佛理补基督教义之不足，用以诠释人生，建构作品”。宗教哲学对你的创作境界有何影响？

王鼎钧：宗教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如：对语言有影响，汉译佛经，国语和合本圣经，都增加了中国文学作品的语汇，提供一些新的句法；对题材的影响：像佛家的轮回，基督教的原罪，都使文学家的想象更丰富。宗教，我是说高级宗教，提高扩大了人的境界。

且看下面这个故事：楚国国王打猎，遗失了他心爱的一张弓，他的部下要派人马出去寻找，他说：“楚国人丢了东西，楚国人拣了去，何必再找？”孔子听到这件事，对弟子发表意见，他说：“人丢了东西，另一个人拣了去，也就算了，何必一定要楚国？”这个故事显示了三种境界，其一以“我”为主，那是我的东西，应该属于我，这是很低的境界。其二是以楚国为主，只要东西还在楚国人手里，谁拿着都是一样，这个境界比较高。其三是放眼全人类，以人类的得失、人类的利害看问题，这个境界就更高了。

人之初，境界应该很低，后来由教育和修养慢慢提高，提高到“楚失楚得”的层次。宗教可以帮助我们再提高，提高到“人失人得”的层次。佛教中的某宗某派，认为根本就没有弓，又何来得失？这就更高了，高处不胜寒了，诗人、小说家如果能到这种境界，作品必定大放异采。

至于我自己，我的境界本来近乎“鸡虫得失”，生活的磨炼只有使我的境界闭关自守，这样的人写作是没有成就的，单单追求技术于大局无补。幸亏宗教帮助了我，我的文学长征才走完全程。

面对网络侵权需要“挺劲儿”

时代周报：去国多年，你还关注华人世界的发展。如今，你用手写板在计算机上写稿，偶尔上网交流。对于网络写作，你有何看法？

王鼎钧：我在网络上发表过这样的“说法”，劝写文章的朋友不要灰心。网络并未夺走我们的读者，只是夺走了我们的版税、稿费、发表权。网络侵权的问题必须正视，必须逐步解决，但是作家不可以罢工等待。我经历过“转载”侵权、盗印侵权、广播侵权、电影电视侵权，那一代一代的作家都挺过来了，网络侵权的问题比较复杂，解决比较困难，我们也需要更大的挺劲儿，如有机缘，挺身参加“维权”的奋斗。

时代周报：新泽西州的西东大学把你从台湾聘请到美国来编中文教材，这件事的经过如何？

王鼎钧：美国有“双语教学”，新移民的孩子不懂英语。学校要先用他们的母语教他们。这就要训练师资，编写教材。中文日文韩文的教材，联邦委托西东大学办理，主其事者杨觉勇教授到台北物色中文编辑，找到了我。我在西东大学工作了7年。参与历史、地理和中国语文的编辑。中国语文读本由我主编，课本之外还有习作本，类似教师手册。课文之前有说明，课文之后有作者介绍和注释。习作本最费力气，每一课都有内容讨论，语文练习，写作方法，自由作业。此外另有一章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作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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