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台湾唐奖揭晓，余英时获颁汉学奖

2014-07-01 10:47:04

来源: 时代在线网

唐奖被期待成为“东方诺贝尔奖”,各奖项奖金都为5000万元新台币（约合1038万元人民币），比诺贝尔奖奖金还高。

本报记者李怀宇

台湾唐奖6月21日公布完第一届的获奖名单。永续发展奖的得主是挪威第一位女总理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1987年她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布伦特兰报告”，首次明确了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因而被称为永续发展的教母。生技医药奖则由美国德州大学的詹姆斯·埃里森博士和日本京都大学的本庶佑博士共同获得。法治奖颁给了南非的奥比·萨克斯，他早年致力于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并因此遭到种族主义当局的暗杀而致残，后来他参与南非新宪法的起草。汉学奖的得主是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

唐奖是由台湾企业家尹衍梁捐资设立的，共设立永续发展、生技医药、汉学和法治四大领域的奖项，每两年颁奖一次，由中外学术权威共同评选，旨在以华人的视角，面对21世纪的新挑战和新课题，并以此弥补诺贝尔奖的不足，被期待成为“东方诺贝尔奖”。各奖项奖金都为5000万元新台币（约合1038万元人民币），比诺贝尔奖奖金还高。

中国“士”的典型

唐奖评选中尤受瞩目的是汉学奖。“汉学”意指广义之汉学，包括研究中国及其相关之学术，如思想、历史、文字、语言、考古、哲学、宗教、经学、文学、艺术（不包含文学及艺术创作）等领域。本奖旨在表彰汉学领域之成就，并彰显中华文化对人类文明发展之贡献。

唐奖第一届汉学奖颁发给余英时教授的奖词称：在超过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余先生深入探究中国历史、思想、政治与文化，以现代知识人的身份从事中国思想传统的诠释工作，阐发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论述宏阔、见解深刻，学界久尊为海内外治中国思想、文化史之泰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传统学者治史之宗旨，余先生以其研究撰述与人生实践，对此语做了最佳的现代诠释。

芝加哥大学的余国藩教授称：“余英时教授就是他笔下的中国‘士’的典型，一生的研究与经历都在反映这一点。”林毓生与余英时是老朋友。在林毓生看来，在当代历史界没有人的成就能超过余英时，他天资非常高，但光有天资还不行，他还非常注重细节，并且坚持了几十年。“余先生做研究，可以几天几夜几乎不睡觉，他今年84岁了，仍是如此”。

余英时先后任教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培养了许多卓有成就的学生。“中研院”史语所所长黄进兴表示，余英时最伟大之处，在于很会抓学术史上的重要议题，每每提出一个说法，都能在学界激荡出火花，影响不只局限于史学界，甚至扩及人类学、社会科学界。

“中研院”副院长王森认为，余英时首先是一位杰出的史学家，但跟一般专业的史学家不同，他的研究还有一种文化关怀在里面。20世纪的史学研究，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断代清晰，“很少人会跨越时代，但余先生从上古到民国都有研究，我们常开玩笑地说，他对事情、史实的论断，都有好几千年的历史背景在里面”。

在得奖后，余英时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受之有愧”。他说：“汉学奖不是专门给中国人的，是给研究中国的学者，还有其他三个同样重要的奖项，都是很新的，这是全球化的一种动向。”

2006年，余英时获颁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John W. Kluge Prize）。在60年间，余英时出版中英文著作59本，论文400余篇。今年1月出版了《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是其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

礼坏乐崩带来百家争鸣

时代周报：你在《论天人之际》中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轴心突破时代中政治背景的问题。

余英时：书中的政治背景基本上谈的是周公在周代所起的重要作用，为什么孔子要梦周公，为什么他强调自己继承周公的思想，原因就在这里。要想取得天命，必须靠人的努力。你给老百姓好的生活，老百姓就会拥护你，支持你，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是个很大的突破。但这个突破还没有到“轴心突破”，因为它还是在天命的范围之内。这是第一点。第二，它谈的还是以王朝为中心，到孔子才脱离以王朝为中心，变成以个人为中心，就跟天命发生关系了。孔子只有几个地方谈到天命，都是讲他个人与天的关系的，“知我者其天乎”之类。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变化。周公在这个意义上也很重要，他本身就有很多巫的行为，日本人也讲过，有的人根本就称他为“大巫”。近代章太炎还说汉朝的董仲舒也是“大巫”。所以我并不是用巫来骂人，只是说一种事实的变化，思想史的根源上可以追溯到巫，基本上修改了原来对巫的看法。我认为当时存在着一个巫集团，有可以和天沟通的技能，所以人王（“天子”）任用他们，但其实他们本身没有资格和天沟通，他们是奉人王之命，才能和天沟通的。上古王朝相信巫能够为它取得天的支持，很多甲骨文的记载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时代周报：你认为天才为何会成群而来，这种现象有怎样的历史背景？

余英时：美国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克虏伯（Alfred Louis Kroeber）写了一本书讲文化成长的类型，其中用了一个词，就是“天才辈出”，英文就是“Clusterings of Geniuses”。天才辈出在西方只有两个时期，一个在希腊时代，一个是在文艺复兴。这两个时期都是思想上最自由的时候，没有什么限制。中国的百家争鸣也刚好和希腊时代一样。我认为可以更进一步地讲，因为原本约束性的礼乐制度崩坏—礼坏乐崩，王官之学分裂了，大家都可以重新讲一套理论，不受原来的思维所限。王官之学和百家之学是对立的，王官之学崩坏以后百家就出现了。这和西方所讲的天才辈出的希腊时代和文艺复兴时代都很像，尤其是希腊时代，和百家争鸣刚好都处于“轴心突破”的时代。

时代周报：你在书中讲到“道术为天下裂”与“轴心突破”是天造地设之巧。

余英时：“裂”这个观点是庄子的后学讲的，庄子本人也已经有这种感觉，这是一个新的时代了，所以我用庄子的语言来阐述这个问题。象征性地来说，“道术为天下裂”就是“浑沌”的“七窍”被凿开了。也就是新东西出现了，原来的东西裂掉了，谁也不能统一。谁也不能一下子笼罩一切。儒家的“笼罩性”是秦汉大一统之前慢慢发展起来的，春秋战国时代，儒不过是诸子百家之一而已。

追求打通现实世界和理想世界

时代周报：你在书中用到比较文化史的观点来对比东方和西方的文化，在第六章讲到把中国三家的观点和希腊罗马三派作比较后，你说“真不能不兴起‘东海、西海，此心同，此理同’的感叹”，这是不是属于一种历史上的巧合？

余英时：是巧合，但也不是偶然的巧合，几种文化里都有这种倾向。比较高级的有思想的文明，从宗教跳到神学层面的文明，都在某个时间有一个跳跃。从这方面来说这个巧合就不是偶然。如果只有中国文化发生了这种跳跃，或者只有希腊，那么可以说是偶然的巧合，因为没法比较。现在有了对比，就不能说是偶然了。这其中还有一个道理，哲学家最后是一定会以个人身份出现的，从前宗教的情况下，都是以集体的形式出现的。雅斯培说过，哲学家最后以个人出现，对天地万物和人际关系都提出新的理解和新的问题，这是从前没有的。

时代周报：你谈到现实世界和超越世界的“天人合一”。

余英时：“天人合一”就是讲这两个世界的关系，我在书中是解释什么是“天人合一”。其实天人合一不只是中国的特色，各种文化中都追求天人合一。换句话说，就是追求如何打通现实世界和理想世界。现实世界是我们生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没有什么深刻的反思。但是为什么我们会对这个世界不满意？中国有“天下无道”这个讲法，因为人间有许多自私自利的东西出现了，理想的东西都不能实现，这样的话社会就会停滞不前。所以必须要有理想在背后鞭策人，用理想批判现实，否则就会失去批判精神。西方的上帝就是为了对人间批评，他并不只是上帝而已，这才是他的超越世界。柏拉图说，“idea”（理型）是理想的东西，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你要按照理想的东西去做。陈寅恪曾加以发挥，说：我们讲到君臣关系，可以说理想的，也可以说现实的。

现实中的君臣关系不会像理想中的那么美好，但如果君臣关系走样得太厉害，就可以用理想的君臣关系来批判现实的关系。必须有超越的世界才能批判现实的世界，所以天人关系说到最后是在谈超越的东西，它不仅仅是人造出一个理想的问题，有许多种讲法。老庄讲道的时候真的相信超越的道在宇宙中是存在的，与宇宙打成一片的，这就是所谓的“天”了。但这个概念很模糊，说是宗教也不完全是宗教，说是哲学也不完全是哲学。但很多人都抱着某些理想，为一己的信仰，甚至愿为它去死。这说明理想作为一个超越世界（或称之为“天”）确是存在的，不过有些时代特别旺盛，另一些时代则相对衰落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