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西林：关注中国转型中的精神贫瘠

2014-05-20 10:19:33

来源: 时代在线网

今天中国是精神贫乏的时代，这和经济所达到的空前繁荣，形成了极为奇特的对比。

尤西林

1947年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祖籍陕西榆林。1966年高中毕业后插队做工，1982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所长。著有《文学批评的类型》（1990）、《人文学科及其现代意义》（1996）、《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人文知识分子的起源与使命》（1996、2006增订版、2008台湾繁体版）、《人文科学导论》（2001、2008台湾繁体版）、《心体与时间：20世纪中国美学与现代性》（2009）、《人文科学与现代性》（2013）等。

本报记者李怀宇

尤西林出身于与国共两党均有上层关系的大家族。1947年，他在成都中央黄埔军校出生，1954年，母亲把他送到西安市第二保育小学上学，这所学校的前身是延安时期的干部子女学校。保育小学教育通过人造的小社会把爱与善良提高到绝对的位置，并通过课堂教育与食宿游戏培养学生的道德纯正感：不能容忍压迫与残忍，必须同情与热爱穷苦的人。他走出保小校门第一次目睹人力车夫上坡的艰难情景，冲动地赶上前俯身推车，这成为他后来济世情结的少年起点，也是后来他放弃高考申请去农场、“文革”中激烈反抗血统论、虔诚插队以及始终坚持批判特权社会的一个渊源。

他认为超出个人思想的一个资源背景是，由于家世与经历，百年中国历史，有着切身的介入经验，这使他不会简单追随那些学理正确或感召力巨大的流行思潮，而保持着更深的独立思考。

“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尤西林考入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并以人道主义哲学与美学为学术依托，深度参与了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他在80年后期致力于汉语人文科学理论与人文知识分子理论。1996年同时出版的《人文学科及其现代意义》与《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人文知识分子的起源及其使命》均发生了广泛影响。

90年代中期，尤西林将对艺术与美学的人文科学研究又转向现代性理论，在这一研究中注意到基督教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到了90年代末，他又扩展向基督教文化研究。他说：“我一直关心的是中国现代转型的精神危机及其重建，不断地进入一个又一个的学科。因为我必须依靠学术深化我的思想。”

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的流变，尤西林既有切身体会，又有学术思考。他希望结合个人体验，综合社会学、政治学、哲学，梳理所经历时代的思想脉络。

以精神团契为基础的现代化

时代周报：从上世纪80年代走向90年代，你在学术研究和思考上如何发展？

尤西林：中国80年代文化有两个热，一个是异化热，一个是美学热，相互是支持的。美学热是较为安全的一种讨论方式。美学的核心就是作为异化的对立面，美学通过美和异化的对立来讨论人道主义的现实和历史。李泽厚、高尔泰是以美学的方式谈这些。

1984年我曾参加《经济日报》杨利川在北京八大处召开的一个观念变革讨论会。我这一组有周辅成、费孝通等前辈，也有许医农、孙立平、王润生、王炜等，结合现实谈观念，谈文化，谈哲学，谈美学，毫无顾忌。但形势的发展却导致：为了思想观念的解放，也需要把体制改革作为先行条件。从而，1986年后，人文学科类的热点逐渐转为以社会科学为中心，法学、政治学成为真正的中心，至今它们还是中心。

这折射出中国的现实问题处境。变革呼声急迫之时,包括中国所承接的西方现代性模式与中国传统负面结合的精神危机更易被排斥于思想界视野之外。这两方面关系即使逻辑理顺也极其复杂。我以为，前段时间邓晓芒与刘小枫的论争恰恰各自代表了两个方面的问题意识。他们都是有重要思想意义的。

时代周报：后来为什么对宗教感兴趣？

尤西林：我自己没有能力跨越进入经济学和社会学，因为那要求专门化训练。我的基础实际上是人文科学，我必然要进入精神科学的最高端，也就是信仰层面加以研究。宗教只是一个典型形态。但还有作为人文科学范畴的信仰。通过基督教的研究，知道了西方文化根基，不仅从精神哲学的角度知道它的根源，而且我也通过基督教的研究特别是它的新教改革，明白了西方文明的根基是什么。明白了基督教和现代化的社会科学关联，包括了民主、法治、人权等。

1517年马丁·路德改宗，掀起了现代性意义也就是人文科学意义的宗教改革，这个改革的核心就是超越社会统治层面的宗教教会，而赋予每一个个体与上帝无中介的直接关系。这种最高的关系会从信仰层面逐层下降，而成为后来的洛克政府论以及卢梭的契约论，也就是现代民主和人权的来源。包括大学，实际上起源于修道院，因此我写了一篇文章《大学的人文精神信仰渊源》。

现代化实际上是要以精神团契为基础的。这个团契在西方就是基督教团体，中国辛亥革命则是文学社这些团体直接起作用。

但是宗教不是人性精神团契需要的唯一选择。它更普遍的选择是人文团契。我们要区分宗教和信仰，要看到信仰是一个更大的人文科学范畴。我对宗教的研究，是沿着美学、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人的解放这些相关论域展开的。宗教及其更为普遍的信仰必然要还原到现实的社会与历史，因而必然要联系到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的意义。

人文学科公理的历史价值

时代周报：如何理解上世纪80年代的美学氛围？

尤西林：80年代“美学热”表明美学借助其精神哲学特性完成了时代精神变革，而高尔泰则代表了这一变革的激进一翼，但李泽厚的思想启蒙影响则是整体性的。我曾这样从思想史角度评价李：“在整个讨论和这样一个变化过程中，有一种新的话语方式出现。这就是人文科学公理。直到21世纪的今天，中国公共话语已经普遍援引学科学理，这是当代中国公共话语最重大的转变，也是80年代文化讨论主要贡献之一。

80年代之前，由于权威意识形态占据着人文科学位置，不仅具体的特定的人文学科（文学、艺术、宗教学、伦理学）不独立，而且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如遗传学、心理科学）也没有独立地位。所有的学科都被直接或间接支配，作为一种权威元理论，所有的学科都要回溯到意识形态，以之来说明本学科工作的根据。这种垄断远超过梁启超所说20世纪初叶思想界巨无霸的进化论。当人们以学科专业的方式来谈论社会问题时，就实现了吉登斯所说的专业学科承担社会思考判断与政府决策根据论证的现代性转变。

人文科学公理逐渐取代了传统意识形态独断论裁断模式，这一历史转变对于中国社会具有根本的意义。在这一转型中，人文科学学者在一定意义上起到了更加重大的作用。李泽厚即是一个代表。李泽厚通过美学意义论（情本体）、社会存在论（工具本体）、现代性人性论（主体性）哲学，以及将人文学科的专业性与现实评论融合的思想史研究，深广影响了当代中国人文科学公理的话语方式，并成为中国现代转型的代表性人物。他类似于卢卡奇。”

时代性俗气背后是精神贫乏

时代周报：如何看待中国文化艺术还没有大师级人物与作品的现状？

尤西林：中国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但是缺乏哲学与社会史的结合反思。欧洲有最优秀的一批学者从哲学高度反思纳粹。中国人要对自己经历的20世纪的灾难，提升到本质意义上的高度来加以理解。这种理解应超越个人的恩怨利害，同时也不简单地把它归结为所谓的社会学意义的社会变革或者是某种特定的人事评价。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有著名的判断：奥斯维辛之后，不应再有诗。这样的说法是站在哲学高度对欧洲精神变故的反思。研究那些执行毒气刑罚的别动队遗留下来的日记，非人性的残忍行为仅仅归结为党派之争或者民族国家利益的冲突，远未抵达事件深处。当然，在人文精神哲学与社会学之间有各自合理研究的张力。中国至今不能达到这一研究，除开体制性限制外，也缺少相应的思想、学术与艺术准备—当然，这一阙如既是中国精神现状的结果，也是它的原因。

今天中国是精神贫乏的时代，这和经济所达到的空前繁荣，形成了极为奇特的对比。

实际上，迄今中国还没有产生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和伟大的哲学作品。关于中国当代电影的评价，我作为一名观众而不是作为一位学者有不吐不快之感。我看了有限的几部电影，但可以使我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今天的中国电影和所处时代的精神状态是相应的，包括声誉最高的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姜文的电影，都是比较低俗的。

震慑感官的音响与场景、精致的技巧与虚假的时空故事，民族主义吼声下的市井气质，但让人震颤的现实生活细节与境界却阙如。中国当代电影缺乏境界，有一种时代性俗气，我没有感受到真正的艺术品应该给人的那种震动和崇高提升感。姜文作为有魅力的男性气质演员另当别论，我们今天缺少有气质的演员是并行的严重现象。这也不奇怪，今天中国人的气质已经退化。

仅仅是一个艺术门类的比较，也可以看出来，今天中国的文化精神处于一种低下的状态。我对中国现代化转型的精神危机充满着高度的关注，包括它的历史根源以及未来可能的重建。有的朋友口不离孔孟老庄，他们的问题意识也源自中国的现实生活及其精神处境，但是却忽视现代化这个不以个人好恶为转移的历史天命大环节，因而这种古代范式的提撕缺乏生活基础。

今天有两个文化解释的坐标，一个是古今，一个是中西。但是在我看来，古今要优先于中西，这四个维度中最关键的是“今”，也就是现代化和现代性。因为我们所有言说者都是置身在现代化和现代性中的人。现代化和现代性的生活世界是决定着我们解释学视野的真实基础。

《人文科学与现代性》
尤西林著
新星出版社2013年9月版
290页，42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