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乐涛：警惕社交媒体时代的“乌合之众”魅影

2013-09-26 02:40:16

来源: 时代周报

本报评论员孙乐涛

“鲁若晴事件”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当下中国大众舆论场的原生态，其所暴露出的国民心态、公共参与能力等方面的问题，也颇值得我们玩味和反思。

“网络意见领袖”引导混战

2012年，鲁若晴在短短四五个月内，遭遇了三波铺天盖地的质疑、人身攻击，甚至“人肉”。第一波是关于她身份的真假问题。今天很多人仍能记起当时那个言之凿凿、仿佛深谙此道的著名质疑：“短平快炒作@鲁若晴账号可以带来十万左右的收益，但却践踏了网民的真诚与善心，可悲。”而在鲁若晴的身份、病情被证实之后，质疑并未停息，其矛头进而转向钱的问题，即某些“大V”发起的对她的捐助活动，这被怀疑为事先策划好的炒作。在各界捐助下，两个月后鲁若晴顺利手术，反应良好，她重开微博，向关心自己的人们报平安。这时，质疑又紧随而至：手术这么容易成功？以前肯定是夸大病情，欺骗大众，博取同情。

回顾整个“鲁若晴事件”，有一点令人惊奇：对鲁若晴穷追猛打式的质疑、如火如荼的舆论战，真的是出于对这个遭受重大不幸的女孩本身的关注吗？如果是，搞清楚事件的真相其实并不难，对媒体的调查记者来说，这不过是小菜一碟，可就是这样一件事实很容易弄清的小事，在一些所谓“意见领袖”的带领下，质疑者穷追不舍，捍卫者同样情绪高涨，竟展开持续数月的舆论大战。不得不说，他们中很多人对“真相”兴趣并不大，并不是真的关心这一个体的遭遇，他们只不过是把“鲁若晴”作为引子、背景，来延续他们长期存在的立场之争、情绪之争以及派性之争，党同而伐异。甚至当事实被揭示出来，他们仍 “无视”之，只顾进行攻击、谩骂。

这当然也包括那些反质疑者，他们本来站在真相的一边，但却同样把真相抛在一旁，而只顾对质疑者进行逻辑凌乱的人身攻击。有网友就发现，@作业本原本站在真相一边，但其论辩反而不如方舟子更有章法。这恐怕并非被“正义的愤怒”影响了发挥，而在于长期以来大家都习惯于立场之争，而不习惯于事实的较真，习惯于情绪上感染人，而不习惯于逻辑上说服人。

“意见领袖”是大众舆论场上的弄潮儿，他们面向大众、影响大众，为大众代言。而要影响大众，知识分子式的说理效果却相当有限。“煽情”似乎更能奏效，所以“意见领袖”们大都精于此道。

意见领袖的崛起，是现代国家在社会转型期的普遍现象。比如，中国台湾、韩国等20世纪后半期成功转型的国家与地区，意见领袖都曾大放异彩。这种意见领袖由精英知识分子转型而来，许多人在成为意见领袖之后，仍旧保持着学院身份。他们的舆论阵地，也主要是传统的报刊、杂志、广播等。在这种传媒环境中，他们的话语权与普通民众有很大差别，基本上是信息的单向传输，这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启蒙”，即一方以理性、科学、自由、民主等观念去启发、照亮另一方的蒙昧。

而当代中国近十年来的社会转型，遭遇到一个全新的现象，即网络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兴起，打破了传统媒体由精英（专家、学者）与专业人士（编辑、记者）垄断话语权的局面。网络成为最大的舆论平台，在这里，每个人皆可成为信息源。于是信息、言论市场极大地扩展，空前地活跃。这对解构僵化的权力话语体系、推进改革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即它同时也解构了传统的精英话语体系。传统知识分子在网络平台的大众舆论场中地位式微，而网络舆论平台 “广场化”的问题颇为严重，一些民粹分子、极端分子、善于蛊惑人心的野心家仿佛找到了生存壮大的沃土。

鲁若晴事件，就是体现新媒体时代大众舆论特点的典型案例。传统媒体如报刊、电视由专业人士来操作，以采编专业、信息权威、内容完整为特点。倘若在传统媒体独尊的时代，有关鲁若晴的争议会如于莺所说，“五分钟内就会解决”。然而在网络社交媒体主导舆论的时代，传统媒体地位旁落，对大众舆论的主导能力大大下降，面对汹涌争议，甚至成为报道网络动态的附庸，一再被网络舆论牵着鼻子走。

如一些研究者就指出，在鲁若晴事件早期，一些报刊、电视不但没有发挥传统媒体专业性、权威性的特长，专注于事实的厘清，反而迎合网络舆论，以相当煽情的笔触与镜头报道此事，比如对病榻上的鲁若晴进行颇有夸饰性的大特写，结果更加激起网民的怀疑，带来各种负面的反应。

专业视角式微，网络“广场化”的现象就愈发凸显出来。网络是“意见领袖”的胜场。中国当代的“网络意见领袖”与前述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台湾、韩国等地区和国家社会转型中涌现出来的意见领袖不同。后者多由精英知识分子转型而来，其成名与影响力往往依赖于传统的学院、出版、传媒等社会文化系统，他们的言论相对来说更加理性、专业、严谨。而前者，不论是李开复、作业本抑或“秦火火”，只要能在Web2.0时代的网络言论广场中博取眼球、获得粉丝、聚拢民意，就可成为拥有巨大影响力的“意见领袖”。于是，所谓“草根大号”的崛起便成为中国当代大众舆论场中比较独特的现象。

如何走出“乌合之众”的魅影

“草根大号”出身草莽，接地气，贴民心，言语泼辣，动作生猛，富有战斗力，他们主导的大众舆论，也富有斗争性与运动式的色彩，这对打破僵局、推进改革无疑有其好处。然而，问题在于，中国是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民主要求民间具有较高的自治能力，民间舆论的自我筛选、甄别、提炼的水平比较高，换言之，民间舆论的理性化水平比较高。如西方世界从古希腊古罗马时代，民间舆论的自组织能力就受到制度性地锻炼。而我国在经历信息闭塞的封闭系统之后，大众在网络社交化时代，人人拥有了一个麦克风，民意瞬间被释放出来，这就使得社交网络呈现出高度广场化的现象。

《乌合之众》的作者勒庞对群体心理学的分析就特别适用于这样的舆论广场化时代。在广场上，对现实心怀不满的群众极易被某些慷慨激昂、没有节制的极端情绪影响与控制，他们会丧失在日常生活中的理性与谨慎，拒绝稳健的说理与逻辑，而乐于去放纵自己的情绪与偏见，从而出现极端化现象：“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的真理或绝对的谬误。”

在这样的舆论广场上，群众变成“乌合之众”，他们只会被简单而极端的情绪打动。那么，要在这里博取民心，也必须得是煽情高手，最好本身就是头脑简单而偏执、缺乏理性精神的人。这种人可能知识匮乏，逻辑混乱，但感情充沛，意志力强大，善于以毫不宽容的口气夸夸其谈，从感情上征服受众，而不是从理性上启迪受众。

这种路数能够迅速影响群众，甚至造成社会改革与运动，但却与“启蒙”精神背道而驰。因为，这不是使民众成为一个能够运用自己的理性独立思考的个体，而是用某种简单而极端的情绪来蒙蔽群众的心灵，使之更加狭隘而偏执，盲从于某个崇拜对象。

汉娜·阿伦特曾经说过，“凡是有群众的地方，就可能产生极端运动”。在中国当代，由社交媒体开启的大众舆论广场中，在某些领域，起于草莽的“大号”对网民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一份报刊。在鲁若晴事件中，我们就很清晰地看到许多网民对事件真相缺乏独立、冷静、客观的判断，甚至根本没有这样去行动的自觉，反而始终处于人云亦云的状态，追随某个意见领袖，不问青红皂白，对相关当事人随意使用污言秽语进行人身攻击。在“方韩大战”中，“倒韩者”借此攻击“倒方者”，“倒方者”借此围攻“倒韩者”，而事件的真相却被抛在一边。甚至当真相被揭晓之后，仍以“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怪异结局收场。

我们并不是反对网络社交媒体的兴起。毕竟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对我们这个时代无论怎么说都是个福音。它改变了商业模式与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促使权力运作走向透明。然而，在欢呼这个新时代来临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勒庞对“群体的时代”的担忧。网络时代是群体被解放的时代，而群体在被解放的同时，也面临着被少数头脑偏狭但善于表演、夸夸其谈的野心人物蛊惑的危险。鲁若晴事件中传统媒体、意见领袖、大众三方互动中的种种意气之争、盲从盲信的现象，让我们感受到这种危险。

当然，我们也无须像勒庞那样悲观，因为20世纪的历史表明，人类能够走出“群体时代”的陷阱，群体的崛起并不必然导向希特勒式的极端主义—条件是让每个人都成为独立自主的、能够勇敢地运用自己的理性的个体，这就是康德所说的“启蒙”。

大事记

2012年4月16日

只要身体允许，微博名为“鲁若晴”的网友,都会发微博记录自己与白血病抗争的点滴。

2012年5月20日

鲁若晴与白血病抗争的事情被微博名人@作业本发出，更多的网友知道了鲁若晴的故事。

鲁若晴的故事引发了网友的关注，韩红、范玮琪等明星也对鲁若晴发出了祝福。

2012年5月21日

鲁若晴删掉所有微博，留言称：“谢谢各位对我的关心，我能感受到大家对我的爱。但已经对我的生活造成困扰，暂时想清静一下。”

2012年5月22日

@烟花妹妹质疑鲁若晴的真实性，称有团队幕后策划推出鲁若晴，部分媒体也质疑事件真实性。

2012年5月25日

再细看，头发黑了，脸色白了，脸瘦了，耳坠弯了。谁PS得这么专业？ //@方舟子：仔细看的话，似乎在PS的时候顺便还把脸改瘦了一些。很专业。 //@方舟子：维护新浪微博账号的人很专业。

2012年11月12日

移植手术后的鲁若晴参加了《鲁豫有约》，她戴着帽子，没戴口罩，样子看起来很精神。从谈话中可以感觉到，骨髓移植后的她如获新生。

2013年9月16日

鲁若晴已经持续高烧12天。9月19日，鲁若晴在北京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