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阳人在深圳 人口结构倒挂,深圳“围墙”若隐若现

    时事 > | Time Weekly - 2013-09-26 00:20:31
  •  

    本报记者 李兮言 发自深圳

    改革开放30年的话题无法绕开深圳。一如在谈起新围城话题时,也绕不开这个缺少“原住民”的城市。

    深圳曾做过统计,截至2010年末,深圳人口超过1300万,然而本地户籍人口数量仅为250多万人,人口结构倒挂的现象,使得深圳不得不着手建立非户籍人口向户籍人口转变的合理门槛。

    这一举措令深圳无形的“围墙”若隐若现,过去30多年无数个深圳励志传奇中的苦尽甘来形象,慢慢地被新的户籍制度和新的商业规则减淡。

    新一代的深圳外地人,除了在深圳捞金,“深圳人”的身份也成了其水到渠成的收益。

    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刘元雄

    刘元雄颠覆了大多数人的想象—他的创业过程缺乏各种“吃苦要素”。

    2012年初,他结束了6年的贵州高校教书生活。“高校的一切,让我觉得不合理。”刘元雄曾统计,即便是高校的机修专业,专业课时也不足全部课时的5成。“剩下的都是社会科学类的课程,对于一个搞机修的,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下去,会误人子弟,我不想造孽。”除了工资也很低以外,这成了刘元雄离开高校的另一个重要理由。

    由于跟学生的关系很好,老师要创业,学生们也都表示支持。其中几个当时就辞了职,包括放弃南方报业工作机会的,决定跟老师一起创业。

    如果说城市对想要进入的外来者有道高墙,那对于这些有初始资金和一技之长的外地人来说,深圳的这道墙并不如想象中高大。刘元雄将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做了个比较,“北京靠关系,上海高门槛,广州则产业不集中。想要低资进行运作,只有深圳最适合”。他的想法很单纯,既然四个大城市各有缺点,那就只看性价比,“你最容易在哪里立住脚跟?你的第一桶金什么地方来得最快?”

    简单地分析以后,2013年4月,刘元雄在深注册公司,他没有像很多资金紧缺的创业者一样,在关外生活。而意外地在均价约四万元一平方米的蛇口租下一套150平方米的四室两厅海景房,既当办公室、摄影棚,又做宿舍。房子的风景很好,阳台上种满花草,大海近在眼前,偶尔还能听到轮船的低鸣。在飓风“天兔”来临的时候,海上景象蔚为壮观。因为不远处是蛇口的海鲜码头,自称为“吃货”的刘元雄在伙食上也不节省,员工们一起做饭,粤菜海鲜做得特别好。

    他的想法很单纯。公司是文化传播公司,以制作视频为主要业务。既然是智力类型工作,环境当然要好。“何必用高昂的价格去吃苦?”蛇口的租金当时只要7000元,自己和几个员工都住在办公室,效率也能提高。对他来说,办公室租在关内,宿舍租在关外的做法代价太高。“你让员工每天路上两个小时,身上还有几分气力可以工作?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你干完了就睡,睡完了就干。”

    而在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要靠22万元的资金起步干事业,不是易事。刘元雄花了7万多购买设备,4万左右租下一套房,其他的就用于日常生活和运营周转。由于较大的公司付款周期长达数月,在去年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员工没有工资。这在普通公司看来,不可能维持。但熊刘元雄有两个天然的优势:他的八名员工基本都是自己曾经的学生,部分人也是这家公司的股东,因此即便几个月没有工资,也愿意维持;他自己及学生在媒体圈和网络机构的关系,能够帮助公司在开始阶段接到一些大单。刘元雄说,公司去年4月份成立,6月份就靠朋友介绍接到第一单生意。

    深圳只是块跳板

    根据刘元雄介绍,一个月二三十万的单,全部都是民营企业,大型企业的业务占到七八成。深圳的行情让他不得不做出妥协。“7万元买部车,特点是一定要超过奔驰。”这是刘元雄对一年多来所接触企业的特点形容。公司的第一个单,两个片子才9.6万的报酬。也在媒体圈内打拼过的刘当时就告诉员工,对行业要说这个单我们收了40万,否则会成为业内笑柄。“结果北京的朋友说我,两个片才40万你还要不要行规,不像样。深圳这边都是民企,真的没多少钱。恨不得5000元把所有事情搞定。”  

    这令他感到,和创业门槛同样低的,是深圳企业的文化素质不高,这是刘目前最大的深圳印象。“深圳这些年一直在说产业升级,它确实需要升级,但是最麻烦的是什么人来做这个产业。”在他看来,和北上广不一样,他们更能吸引一线城市的精英,但来深圳创业的多为二、三线城市的人,“为什么后来很多城市比不过上海,毕竟大上海的底蕴在那里。他们抓得住时代的领先感。”

    刘元雄所谈的现象,正在深圳很多地方上演。华强北的赛格广场是深圳标志性建筑,曾经创下平均2.7天建一层的“深圳速度”。赛格1-9层的电子市场,是目前全亚洲最大的电子配套市场。徐琦的父母从2004年起就已经在这里经营电子产品,如今父母兄弟各拥有一家公司,做不同的电子产品。周围的商户,很多是原来的店员,摸清套路后自己创业,虽然是电子产品,却不需要多少文化水平就可以经营,大家都在重复老路,但大部分做到一定规模就原地踏步,谁也无法做大。“没文化,真可怕。”这是徐琦父亲常常感慨的一句话。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刘元雄的生活中。平时见到朋友,聊天内容无非两个,怎么挣钱,什么时候移民。本来这些内容也与他来深圳的目的一致,但精神上却得不到满足。刘元雄在有空的时候会去听听免费的讲座。事实上,深圳近年来在文化活动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深圳也不缺外地请来的名家和讲座。然而,刘元雄说,每次去市民讲堂,台下坐着的都是满头银发的老爷爷老奶奶。“年轻人有点时间都去挣钱了。深圳的文化形态表现不出来,缺乏生机,但是挣钱是不需要这个的。这点它和广州就不同。广州还会讲讲公民意识,会撑粤语,但深圳完全不讲这些大价值的东西,他们会觉得‘假’。”

    这样的环境其实并不适合文化创造。刘元雄时不时也会带着员工去看看电影。然而,毕竟还是要和企业打交道。“等到挣够几百万,我就把公司转走,应该是去上海。”这个计划的形成不仅仅是因为上海的企业文化氛围好一些,刘元雄觉得,公司做到一定规模,在深圳就难以有上升空间。在他的计划中,深圳是一块跳板。“如果能挣到1000万,我就移民。”

    城市的内部围屋

    即便是个中转站,刘元雄和他的几个学生还是申请了入户深圳,目前正在办理。为此,刘元雄找了服务公司帮忙申请,在公司注册时,他也是委托一家名为第一商务服务有限公司的机构帮忙。像第一商务这样的公司在深圳有很多,负责人陈红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仅注册服务,他们过去五六年最少的时候一年也能接到上百家公司的服务申请。入户申请业务量这几年也有提升。刘元雄提供了纳税单,几个学生因为也是公司的股东,所以可以一起申请积分入户。陈红表示,从2010年实行积分入户政策起,尤其是2012年不设指标限制之后,入户深圳的难度相对其他一线城市要小得多。

    根据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数据,到今年8月,已有将近十万人通过积分政策入户深圳。对于刘元雄这类有学历和技能,又能提供纳税单的股东,户口并不是融入这个城市的难题。事实上,公司从注册到现在,贵州户籍也没有给他带来很大不便。“去年流动资金周转困难时,想到去贷款。我们这种外地户口,提供纳税单和订单,一般能贷个十几万。如果是深户,50万内应该不是问题。” 刘元雄表示。

    陈红告诉记者,在银行贷款方面户籍会有限制,但主要是金额差别。根据2012年的官方统计数据,深圳常住人口约1300万人,户籍人口约304万。大量的外来人口让深圳不得不减少对外地户口的限制。但“入户”深圳就会成为深圳人吗?恐怕很多人并不这样认为。

    刘元雄对记者说过,即便拿到了深圳户口,他也不认为自己是“深圳人”,因为出国移民是自己未来发展的大前提,另外,深圳的户籍,对于自由穿行香港是个福利。这个想法在深圳很普遍,对于城市的归属感需要时间等很多条件来培养。对于那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来深打拼的第一代创业者,说自己是“深圳人”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是这些深圳人,在某种程度上也还必须依托故乡。

    徐琦的父母80年代中期就来到深圳,但是生活和事业上都离不开家乡潮州的影响。徐琦告诉记者,赛格电子市场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潮汕帮”,几乎都是潮汕人在做,一是因为地利,目前做得最好的深圳英特翎公司,老板就是汕头陈店人,而陈店正是电子产品进口卸货的地方。另一个原因就是大部分公司都是从家乡请员工以节省成本,而这些人做熟之后自立门户又会重复老路。这样,在城市的外部“围墙”降低的同时,这个城市内部的许多“圈子围墙”就更显突出。

    “圈子文化”在华人地区并非稀奇事,但作为移民城市的深圳,其特殊在于它划分圈子的标准不仅一般的血缘、学历、兴趣、职业,而是偏重“地域”。刘元雄在深圳生活了一年多,对此深有体会。“贵州喜欢打麻将,我一些在深圳的老乡,来了很多年还在玩。我一看打的麻将还和贵州一样。他们不过是占了先机,但是精神层面和沿海无关,还是老家那套。他们能把深圳活成贵阳。整个深圳就是不同的圈子组成的。”

    “圈子”生存方式在刘元雄看来是“自我围墙化”,“就像是福建的客家围屋,每个圈子都是一个围屋,人藏在里面往外攻击,这是人类早期和外界抗争的最有效方式。”或许因为如此,刘元雄和他的员工们和外地人接触时,有的时候会觉得双方交流像是鸡同鸭讲,没有任何精神层面的交流。在深圳待久的人,在他看来会没了幽默感,“尤其和大企业接触,像校团委似的正儿八经,都在端着。”

    尽管如此,所谓文化的稀薄、圈子的割据等问题,也并未影响到深圳成为创业者的乐园。只用短短一年多时间,22万元的资金就能让公司开始挣钱,刘元雄认为只有深圳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对于很多没有背景的内陆的大学毕业生,深圳给了他们通向成功的机会。刘元雄回忆起自己的弟弟当年也只是带了800元来到深圳打工,然后开始创业。

    这样的故事实在太多。“有一点我们必须要承认,这里的公务员环境相对干净,我们还没碰过谁来发难的,这在内地不可想象。我在其他城市也没有遇到过,就是不用出去应酬就会有单子,这一点最开心。”在这个意义上,被批评为没有文化的深圳,反而因此放下了大城市的身段。在中国那些日益骄傲的大城市中,深圳对这些起点不高的创业者的“围墙”可能是最低的。

    (以上人名均为化名)



    相关报道见“新围城时代”专题



     

相关文章: 更多关于贵阳 深圳 户籍 的报道

  • ·贵阳人在深圳(2013-09-26)
  • ·深圳“保四”(2010-12-02)
  • ·深圳小产权房上演拉锯战(2010-12-09)
  • ·深圳口岸警戒升级严防H1NI(2009-07-08)
  • ·深圳破关:特区面积将增五倍(2009-07-14)
  • ·深圳大学腐败案追踪(2009-07-14)
  • ·法治政府指标 深圳首创(2009-07-16)
  • ·深圳“封杀”兴业银行真相(2009-07-16)
  • ·深圳最大闲置土地纠纷真相(2009-07-17)
  • ·深圳:户籍改革十年之痒(2009-07-17)
  • 这里是黑龙江省鸡西市,一座与俄罗斯接壤的东北小城。浓烟发出的位置正是这座城市的火电厂所在地,这里距离市中心只有一公里左右。

    马云背后的“女神”终于走上前台,这位叫彭蕾的女人手上握有马云真正的王牌——她执掌阿里巴巴庞大的金融帝国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

    在经历了火热的招商扩张之后,韩束自称已拥有10万人的微商代理团队。

    岁末年初,中国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引入新话题: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表示,“降低社会保险费,研究精简归并‘五险一金’”,将成为2016年降低企业成本的重要突破口。

    北京户籍管理制度越来越严苛,但这扇门似乎并未严丝合缝。据记者了解,假结婚成了另一个进入北京的手段。

    中科院此次改革会大幅提升部分科研人员的薪资待遇,减少对项目经费的依赖度,鼓励科学家在鲜有关注的重大科学问题上开展合作。

    2015年12月25日,历经800余天筹备,由中国倡议、57国共同筹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成立。

    悬梁自尽,投资者用最极端方式要回了自己的血汗钱。大业担保,这家曾获舞钢市政府领导站台的投资公司,一度在当地融得1.5亿元巨资,却终究未能逃脱此前已屡屡在神州大地上演的民间集

    2015年12月20日,在“万宝之争”硝烟尚未散去的时候,作为万科董事会主席,王石承认自己在万科的股权治理缺陷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希望获得所有股东的支持。

    要不是事先留意,很难发现深圳北郊笔架山的银湖景区内,坐落着一家全国知名的社会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