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拆掉那些门槛”:公共图书馆的杭州样本

    生活 > | Time Weekly - 2013-09-19 01:48:47
  • [摘要] 拆掉了图书馆对衣冠不整者设置的门槛,拆掉了图书馆城乡区域不能互通的门槛,拆掉了借书需要押金的门槛,拆掉了传统图书馆典藏阅的门槛,也正在拆掉“图书馆是一个管理机构”这一认识

    CFP 供图

    本报记者 刘科 发自杭州

    褚树青觉得尴尬,因为他又火了。

    50岁的褚树青,担任杭州图书馆馆长已经13年。因一则题为“杭州图书馆10年不拒乞丐,唯一要求是洗手”的微博,褚树青对前来向他投诉的读者所说的那句—“我无权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您有权选择离开”,褚和他所在的杭州图书馆再次被置于镁光灯下。

    此前的2011年,这个故事也曾在网络中广为流传,长期默默无闻的褚树青和图书馆工作走入公众视线。

    “是真尴尬,这几天不断有不少同行问我,‘褚馆长,你们怎么又在炒作啊?’我也想不通,只好笑笑。同行们也有压力,他们问我,‘你们这么做了,让我们怎么办?’

    过去,图书馆都会和电影院或者音乐厅一样,明确衣衫不整、着拖鞋以及背心者不能进入。目前,仍有一些图书馆门口赫然告示:“衣冠不整,谢绝入内!”

    欢呼和褒奖中也夹杂着些许反对声,反对声部分来自图书馆业内,有人甚至在网络中责问,他为什么不到前台来接待乞丐?

    多年以来,褚树青所在的杭州图书馆一直实践着“公共图书馆零门槛开放”的理念,拆掉了图书馆对衣冠不整者设置的门槛,拆掉了图书馆城乡区域不能互通的门槛,拆掉了借书需要押金的门槛,拆掉了传统图书馆典藏阅的门槛,也正在拆掉“图书馆是一个管理机构”这一认识的门槛。

    图书馆的标准化有问题

    褚树青说话温柔、条理清晰。他是个“陈旧人物”,用着一款老式的诺基亚手机,不喜欢泡在网上,也尚未开通微博。

    1981年高考结束后,树青被分配到杭州图书馆古籍部工作,古籍部的工作主要是对古籍文献整理、版本及金石拓片鉴定。

    当时,全国正掀起一个整理古籍高潮,对古书、碑帖进行一轮又一轮的仔细鉴定,对已经霉烂虫蛀的线装书也要“修旧如旧”,很多人都不愿意干。在一天天的接触中,擅长文史的树青渐渐地爱上了这个职业。

    “很幸运,古籍部十多个博学的老先生成了我的导师,专家们倾其所有向我传授古籍知识。”褚树青说。

    不过,褚树青并非完全听话的徒弟,他有着自己的思考。“刚入行时,图书馆有许多条条框框的分类法,比如陈毅、贺龙的书要放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领导人’书架上。我就会问,为什么这些书不能放在‘军事家’架上,不能放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书架上。”

    师傅回答不上来,只能以一句“我们就是按这个标准放的”搪塞。“我喜欢问个为什么,老辈人答不上来,这就促使我思考图书馆的标准化是有问题的。”褚树青说。

    “什么叫古籍?按照当时的规范,线装书算是古籍,但上世纪70年代,曾出版过线装版的《毛主席诗集》,按这个标准,《毛主席诗集》就变成古籍了,这显然不科学。”褚树青说,“什么叫图书馆?简单说,是把书怎么放进去,再怎么拿出来。这就是科学化、系统化、标准化,但是过去的标准不是那么严密的,就出现了很多死书。”

    1998年,褚树青就任杭图业务副馆长。当时的杭图,馆藏图书才80万册,每年购书款仅100万元。其时,国内图书馆业大多热衷搞经营,图书馆大部分场地用于出租赚钱,利用馆藏这种公共资源来获取收入。

    以杭图为例,当时杭图向读者开放的面积仅500平方米,看书要办各种证,借书证、阅览证、研究证、快借证、重点读者证—办这些证都是要收费的。在文化部1999年做的图书馆业务考评中,杭图在省会城市中排名倒数。

    温和的变革之路

    2000年,时年37岁的褚树青通过公开竞聘,成为杭州图书馆馆长。上任之后,他对图书馆进行整顿,将出租的场地收回,开放面积从500平方米增加到1300多平方米。

    接着,他推出一项改革:14岁以下儿童、60岁以上老人、残疾人、军人办证免费,家庭困难读者免交押金。此举赢得了一片叫好声。

    随后两年,国内图书馆学理论界开始探讨公共图书馆借阅是否应该收费。支持者认为,图书馆产业化是全世界的趋势;反对者则认为,公共图书馆最重要的职能是保障社会信息公平—收费则意味着门槛。

    “变与不变,是观念问题。过去图书馆界认为,图书馆的职责是把书管理好,不要破损,不要丢失,认为图书馆的主要任务是保存文献,传承地方文化。”褚树青认为,图书馆为了管理,设立了许多读者规范,虽然把读者管理了,但为所有人群服务这种最大程度开放的服务没有了,“所以上个世纪末,很多人情愿到书店而不去图书馆,因为图书馆清规戒律太多。”

    在冲破了上述争议之后,杭州图书馆开始了免费开放的道路。2003年,杭州图书馆决定对所有读者开放。“公共图书馆其实和公园以及其他公共设施一样,应该对所有人开放,读者只需要遵守杭州市市民准则就可以了,我们又何必去制定多余的规则。”

    此时的褚树青还在思考拆掉另一个“门槛”—城乡区域一体化。我国的图书馆数量众多,学校、单位、企业都自办图书馆。上世纪80年代后,企业图书馆逐渐消失,学校图书室也已萎缩,加上图书馆为创收向读者收费,图书馆功能被严重削弱。当时,杭州的区县图书馆一年的购书经费多的一年10万元,低的只有四五万元,处于半死不活状态。

    在这个背景下,褚树青决定整合图书资源。2003年,他对全市7个县市区的图书馆进行联网,实行“一卡通”,杭州市境内地区读者可在杭图和7个县市区任一图书馆借阅,这是国内图书馆首次实现城乡区域一体化。

    在“一卡通”的基础上,褚树青开始构建“中心馆-总分馆体系”:整合杭州各县市区的图书资源,建设杭州市13个县区市构成一个完整的四级网络体系:杭图是中心馆,13个县市区是总馆,乡镇街道是分馆,村和社区是亚分馆的公共图书馆四级服务体系。

    2006年6月,杭州市及其所属县市的15家图书馆签署“杭州地区公共图书馆服务公约”,宣布杭州市图书馆、杭州少儿图书馆、杭州印学图书馆以及7个县市图书馆全部实行免费服务,杭州成为国内首个实行“公共、免费、无障碍”公共图书馆服务的城市。

    在中国社科院文化研究中心章建刚看来,“公共”的概念在我国起步较晚,公共图书馆的职能尚未在全社会范围形成普遍、深刻的认知,但“无门槛、大开放”理念,是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必然趋势。

    “我们走的路是温和的变革之路,接纳传统,在这个基础上有新思维、新面孔、新内容。过去老辈人批评你,不同意你的做法,后来发现你做得也还不错。”褚树青说。

    “一定要收押金吗?”

    2008年,杭图即将搬迁新址,召集专家论证制度改革,当时的一个重要议题是:是否可以取消借书的押金制度。

    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押金制度是图书馆“无法破除的一道门槛”—在信用体系不够健全的情况下,没有押金制度制约,如何保证外借的书能够如期归还?

    “一定要收押金吗?”褚树青有过疑惑。

    最终,杭图在这一年决定拆除公共图书馆的最后一道障碍—押金,真正实现免费。

    “我们之所以有底气、有胆量免收押金,是因为我们相信文明的气质,读者会自愿爱护书籍。”褚树青说。

    按照杭图目前的规定,读者只需凭借身份证或市民卡就可进馆借书,免押金,一次可借20册,逾期不还罚款上限为3元。

    过去,一些逾期不还者的心态是“担心罚款太多不去还”。“读者有时忘记自己借过书,等发现时,借书时间都好几个月了,按最低一角钱一天算的话,罚款也是一笔不少的数目,有时都超过书价,还不如不还书。”

    目前,杭馆的丢书率仅为0.17%,这一数据不仅低于国内其他的图书馆,也要低于西方国家及日本的平均水平0.5%。

    “为浙江省提供了5771个就业岗位”

    杭图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让褚树青有了压力。这几年,他一直在探究,让杭图的内部管理和外部的评价相吻合。

    过去,很多人不愿走进图书馆,因为传统图书馆的办馆风格总是“板着脸”。图书馆的改革要从这点做起,打破原有的优越感,从管理心态转变到服务心态上来。

    美国社会学家欧登伯格提出三个空间的概念,他将家庭空间归为第一空间,职场为第二空间,城市的公园、街道、酒吧、咖啡店和博物馆等公共空间为第三空间。

    根据欧登伯格的理论,褚树青提出,21世纪的城市图书馆应为公共文化空间,即城市的第三文化空间。在这里,人们可以忘记年龄、性别、职业,自由平等地表达。

    杭州图书馆新馆在2009年率先开放,新馆43800平方米的空间,不仅有装修古雅的中式阅览室,还有内置沙发、电子壁炉的欧美风格阅览室。馆内的现代同声翻译厅、展示厅、多功能报告厅、亲子阅览室,以及一个350个座位、三道幕的小剧场,均免费向读者开放。

    “我们在设计新馆的时候,有过很多争论,包括到底图书馆的形态是什么,是否要做建筑精品,内部空间如何开发等问题,甚至读者是否带包自由进出。但在2009年新馆落成,大家看到我们提供的服务受到读者的认可,争论自然就没了。”褚树青说。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李超平常年研究图书馆业。在她看来,“褚树青的立场代表着这个职业基本的正义,为什么网民表现出如此大的关注和那么高的评价?说明社会对这个理念的倡导的长期缺失。”

    李超平曾做过一项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影响评估研究,杭州图书馆及其读者的支出带动了浙江省总共19848万元的GDP增长,为浙江省居民收入贡献了5646万元,为浙江省提供了5771个就业岗位。

    “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

    今年初,一个名为“世界上最吵闹的图书馆—广州新图书馆”的帖子在网络中传播。有媒体拿着检测仪现场检测,大厅和少儿阅览室则高达80-90分贝,90分贝是生产车间和作业现场噪音的上限值。

    在开放过程中,褚树青也感受到了服务带来的新压力。这两天,一位家长要求把孩子带进杭图的学术研究区。按照规定,学术区由于研究需要必须安静,孩子尚不能进去,工作人员起初并不允许,家长质问工作人员,“你们馆长说,你们连流浪者都不拒绝,为什么孩子不能进这里?”

    工作人员被问倒了,“这是用一个概念偷换另一个概念,工作人员很难解释清楚,现在杭图决定再放宽标准,在有大人的陪同下,儿童也可以去学术研究区。”褚树青说。

    2011年,斯德哥尔摩图书馆有两个年轻人到杭图交换学习,临走时,褚树青给他们送行。他们问,“馆长,为什么我们在中国一个多月,没有看到一个缠着小脚的女人?”

    褚树青当时有些发蒙,“他们对中国的了解还停留在《大红灯笼高高挂》这样的电影中,这是中国文化没有真正走出去的象征。走出去了的话,他们就不会提这样的问题。现在杭图也在这方面努力,每周都有一个国家的领事在这里介绍他们国家的文化。”

    “当你往前走的时候,就永远停不下来了。什么样的服务是最好的,没有答案的,我们希望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褚树青说。

     

    专访杭州图书馆馆长褚树青
    “图书馆的最终目的是开发民智”

    本报记者 刘科 发自杭州

    时代周报:“杭图不拒拾荒者”的话题再次引起热议,你怎么看待?

    褚树青:这两天对拾荒者的再次讨论,是对图书馆公共性的讨论,其实图书馆内部要统一意见相对简单,社会的统一思想很困难。现在社会对这事有比较统一的看法,我觉得说明社会进步了。

    拾荒者进馆,是否应该限制?我觉得,在一个人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有了歧视性眼光。真正的开放是没有这些限制的,你不会有意识地去提这些问题。我个人的观点是:开放面前,人人平等;自由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时代周报:担任馆长的这十余年来,你认为杭图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褚树青:杭州图书馆这些年来的变化,没有什么高度,只是诠释了图书馆的公共性概念。过去图书馆人认为图书馆就是借书、还书,包括业界一直在探讨如何发展第三产业。

    杭图明确的是,图书馆是一个公共机构,不是一个公司,不需要去追求表层利润。公共性的本质是免费,我们从2003年推出平等、免费的服务,都是基于公共性的考量。这跟公园一样,公园是公共、平等、免费开放的,我们希望行为文明,但是不能因为你有不文明的行为而拒绝你进来。

    之后我们的目标是怎么让服务更加生动?怎么让图书馆更有情趣?怎么让观众更喜欢?怎么让图书馆变得更丰富、饱满?图书已经发生了变化,电子书也是书,我们不能再单纯围绕狭义的书的概念。

    这需要打破过去的条条框框—图书馆是一个让人放松、享受自由的地方。英文里,图书馆叫library,而不是简单的books。我的理解,它更多的是文化汇聚、自由开放,我们提出大服务、大文化、大流通的概念。联合国对未来公共图书馆的使命有12条,我们正严格按照这12条在做,图书馆变得越来越立体,突破了过去图书馆单一的典藏阅的概念。

    时代周报:你心目中,什么样的图书馆是所谓的好图书馆?与国外的公共图书馆相比,中国的公共图书馆还缺什么?

    褚树青:国内对图书馆的评价更多的是概念上的,比如场馆大小、藏书多少、孤本善本多少,这些标准自有它存在的价值。我个人认为,图书馆应该在藏书楼的基础上有更宽泛的理解,有多少人喜欢,有多少人进来,有多少认同。最终落脚点是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图书馆是干什么的,在哪里?这是一个指标。

    还有经济指标,比如大英图书馆定期会对自身对促进GDP提升的价值作评估,美国图书馆也会对公共图书馆体系的区域社会价值作评价,这些评价方法和操作模式对国内的公共图书馆很有借鉴价值。

    还有社会指标,就是读者的认可度和知名度。大英图书馆深入人心,它的服务和存在肯定推动了英国的软实力,软实力有计算方式。纽约是一个国际最知名城市,大都会博物馆、百老汇、纽约市图书馆,是纽约在文化上闪闪发光的三个机构,是保证纽约成为国际大都市的重要要素。

    我去参观考察国外图书馆,他们把书的形态做得非常极致和完美,建筑无论内还是外,都很饱满,我们从美学上先输了。

    国外图书馆是社会的拐杖或是文化孵化器,它可以消磨种族隔阂,融合多元文化,任何一个移民到这个国家,都可以免费接收这个国家、这个城市的教育,而我们的图书馆还处在边缘被弱化的地位。

    时代周报:在构建理想中的公共图书馆时,你有没有遇到什么阻力或者不一样的声音?

    褚树青:听到最多的反对声是“这不是图书馆,你越界了”。什么叫图书馆?什么叫美术馆、档案馆、文化馆?概念是人为定位的,难道图书馆不能搞书画展览?不能组织文化活动?不能把古籍善本当做数字化资料向读者开放吗?

    我们在一路质疑声中走来,虽有变革,但并不尖锐,因为搞古籍,我翻过民国时期的大量资料,民国有一大批教育工作者,比如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晏阳初的社会教育、梁漱溟的乡村教育、黄炎培的职业教育,他们的理念至今都没有过时,他们办图书馆秉承向所有人群服务的理念,办图书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开发民智,为了向社会的一般阶层提供公平的教育,让中国的市民能被知识武装并觉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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