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掉那些门槛”：公共图书馆的杭州样本

2013-09-19 03:25:58

来源: 时代周报

拆掉了图书馆对衣冠不整者设置的门槛，拆掉了图书馆城乡区域不能互通的门槛，拆掉了借书需要押金的门槛，拆掉了传统图书馆典藏阅的门槛，也正在拆掉“图书馆是一个管理机构”这一认识

本报记者刘科发自杭州

褚树青觉得尴尬，因为他又火了。

50岁的褚树青，担任杭州图书馆馆长已经13年。因一则题为“杭州图书馆10年不拒乞丐，唯一要求是洗手”的微博，褚树青对前来向他投诉的读者所说的那句—“我无权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您有权选择离开”，褚和他所在的杭州图书馆再次被置于镁光灯下。

此前的2011年，这个故事也曾在网络中广为流传，长期默默无闻的褚树青和图书馆工作走入公众视线。

“是真尴尬，这几天不断有不少同行问我，‘褚馆长，你们怎么又在炒作啊？’我也想不通，只好笑笑。同行们也有压力，他们问我，‘你们这么做了，让我们怎么办？’

过去，图书馆都会和电影院或者音乐厅一样，明确衣衫不整、着拖鞋以及背心者不能进入。目前，仍有一些图书馆门口赫然告示：“衣冠不整，谢绝入内！”

欢呼和褒奖中也夹杂着些许反对声，反对声部分来自图书馆业内，有人甚至在网络中责问，他为什么不到前台来接待乞丐？

多年以来，褚树青所在的杭州图书馆一直实践着“公共图书馆零门槛开放”的理念，拆掉了图书馆对衣冠不整者设置的门槛，拆掉了图书馆城乡区域不能互通的门槛，拆掉了借书需要押金的门槛，拆掉了传统图书馆典藏阅的门槛，也正在拆掉“图书馆是一个管理机构”这一认识的门槛。

图书馆的标准化有问题

褚树青说话温柔、条理清晰。他是个“陈旧人物”，用着一款老式的诺基亚手机，不喜欢泡在网上，也尚未开通微博。

1981年高考结束后，树青被分配到杭州图书馆古籍部工作，古籍部的工作主要是对古籍文献整理、版本及金石拓片鉴定。

当时，全国正掀起一个整理古籍高潮，对古书、碑帖进行一轮又一轮的仔细鉴定，对已经霉烂虫蛀的线装书也要“修旧如旧”，很多人都不愿意干。在一天天的接触中，擅长文史的树青渐渐地爱上了这个职业。

“很幸运，古籍部十多个博学的老先生成了我的导师，专家们倾其所有向我传授古籍知识。”褚树青说。

不过，褚树青并非完全听话的徒弟，他有着自己的思考。“刚入行时，图书馆有许多条条框框的分类法，比如陈毅、贺龙的书要放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领导人’书架上。我就会问，为什么这些书不能放在‘军事家’架上，不能放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书架上。”

师傅回答不上来，只能以一句“我们就是按这个标准放的”搪塞。“我喜欢问个为什么，老辈人答不上来，这就促使我思考图书馆的标准化是有问题的。”褚树青说。

“什么叫古籍？按照当时的规范，线装书算是古籍，但上世纪70年代，曾出版过线装版的《毛主席诗集》，按这个标准，《毛主席诗集》就变成古籍了，这显然不科学。”褚树青说，“什么叫图书馆？简单说，是把书怎么放进去，再怎么拿出来。这就是科学化、系统化、标准化，但是过去的标准不是那么严密的，就出现了很多死书。”

1998年，褚树青就任杭图业务副馆长。当时的杭图，馆藏图书才80万册，每年购书款仅100万元。其时，国内图书馆业大多热衷搞经营，图书馆大部分场地用于出租赚钱，利用馆藏这种公共资源来获取收入。

以杭图为例，当时杭图向读者开放的面积仅500平方米，看书要办各种证，借书证、阅览证、研究证、快借证、重点读者证—办这些证都是要收费的。在文化部1999年做的图书馆业务考评中，杭图在省会城市中排名倒数。

温和的变革之路

2000年，时年37岁的褚树青通过公开竞聘，成为杭州图书馆馆长。上任之后，他对图书馆进行整顿，将出租的场地收回，开放面积从500平方米增加到1300多平方米。

接着，他推出一项改革：14岁以下儿童、60岁以上老人、残疾人、军人办证免费，家庭困难读者免交押金。此举赢得了一片叫好声。

随后两年，国内图书馆学理论界开始探讨公共图书馆借阅是否应该收费。支持者认为，图书馆产业化是全世界的趋势；反对者则认为，公共图书馆最重要的职能是保障社会信息公平—收费则意味着门槛。

“变与不变，是观念问题。过去图书馆界认为，图书馆的职责是把书管理好，不要破损，不要丢失，认为图书馆的主要任务是保存文献，传承地方文化。”褚树青认为，图书馆为了管理，设立了许多读者规范，虽然把读者管理了，但为所有人群服务这种最大程度开放的服务没有了，“所以上个世纪末，很多人情愿到书店而不去图书馆，因为图书馆清规戒律太多。”

在冲破了上述争议之后，杭州图书馆开始了免费开放的道路。2003年，杭州图书馆决定对所有读者开放。“公共图书馆其实和公园以及其他公共设施一样，应该对所有人开放，读者只需要遵守杭州市市民准则就可以了，我们又何必去制定多余的规则。”

此时的褚树青还在思考拆掉另一个“门槛”—城乡区域一体化。我国的图书馆数量众多，学校、单位、企业都自办图书馆。上世纪80年代后，企业图书馆逐渐消失，学校图书室也已萎缩，加上图书馆为创收向读者收费，图书馆功能被严重削弱。当时，杭州的区县图书馆一年的购书经费多的一年10万元，低的只有四五万元，处于半死不活状态。

在这个背景下，褚树青决定整合图书资源。2003年，他对全市7个县市区的图书馆进行联网，实行“一卡通”，杭州市境内地区读者可在杭图和7个县市区任一图书馆借阅，这是国内图书馆首次实现城乡区域一体化。

在“一卡通”的基础上，褚树青开始构建“中心馆-总分馆体系”：整合杭州各县市区的图书资源，建设杭州市13个县区市构成一个完整的四级网络体系：杭图是中心馆，13个县市区是总馆，乡镇街道是分馆，村和社区是亚分馆的公共图书馆四级服务体系。

2006年6月，杭州市及其所属县市的15家图书馆签署“杭州地区公共图书馆服务公约”，宣布杭州市图书馆、杭州少儿图书馆、杭州印学图书馆以及7个县市图书馆全部实行免费服务，杭州成为国内首个实行“公共、免费、无障碍”公共图书馆服务的城市。

在中国社科院文化研究中心章建刚看来，“公共”的概念在我国起步较晚，公共图书馆的职能尚未在全社会范围形成普遍、深刻的认知，但“无门槛、大开放”理念，是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必然趋势。

“我们走的路是温和的变革之路，接纳传统，在这个基础上有新思维、新面孔、新内容。过去老辈人批评你，不同意你的做法，后来发现你做得也还不错。”褚树青说。

“一定要收押金吗？”

2008年，杭图即将搬迁新址，召集专家论证制度改革，当时的一个重要议题是：是否可以取消借书的押金制度。

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押金制度是图书馆“无法破除的一道门槛”—在信用体系不够健全的情况下，没有押金制度制约，如何保证外借的书能够如期归还？

“一定要收押金吗？”褚树青有过疑惑。

最终，杭图在这一年决定拆除公共图书馆的最后一道障碍—押金，真正实现免费。

“我们之所以有底气、有胆量免收押金，是因为我们相信文明的气质，读者会自愿爱护书籍。”褚树青说。

按照杭图目前的规定，读者只需凭借身份证或市民卡就可进馆借书，免押金，一次可借20册，逾期不还罚款上限为3元。

过去，一些逾期不还者的心态是“担心罚款太多不去还”。“读者有时忘记自己借过书，等发现时，借书时间都好几个月了，按最低一角钱一天算的话，罚款也是一笔不少的数目，有时都超过书价，还不如不还书。”

目前，杭馆的丢书率仅为0.17%，这一数据不仅低于国内其他的图书馆，也要低于西方国家及日本的平均水平0.5%。

“为浙江省提供了5771个就业岗位”

杭图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让褚树青有了压力。这几年，他一直在探究，让杭图的内部管理和外部的评价相吻合。

过去，很多人不愿走进图书馆，因为传统图书馆的办馆风格总是“板着脸”。图书馆的改革要从这点做起，打破原有的优越感，从管理心态转变到服务心态上来。

美国社会学家欧登伯格提出三个空间的概念，他将家庭空间归为第一空间，职场为第二空间，城市的公园、街道、酒吧、咖啡店和博物馆等公共空间为第三空间。

根据欧登伯格的理论，褚树青提出，21世纪的城市图书馆应为公共文化空间，即城市的第三文化空间。在这里，人们可以忘记年龄、性别、职业，自由平等地表达。

杭州图书馆新馆在2009年率先开放，新馆43800平方米的空间，不仅有装修古雅的中式阅览室，还有内置沙发、电子壁炉的欧美风格阅览室。馆内的现代同声翻译厅、展示厅、多功能报告厅、亲子阅览室，以及一个350个座位、三道幕的小剧场，均免费向读者开放。

“我们在设计新馆的时候，有过很多争论，包括到底图书馆的形态是什么，是否要做建筑精品，内部空间如何开发等问题，甚至读者是否带包自由进出。但在2009年新馆落成，大家看到我们提供的服务受到读者的认可，争论自然就没了。”褚树青说。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李超平常年研究图书馆业。在她看来，“褚树青的立场代表着这个职业基本的正义，为什么网民表现出如此大的关注和那么高的评价？说明社会对这个理念的倡导的长期缺失。”

李超平曾做过一项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影响评估研究，杭州图书馆及其读者的支出带动了浙江省总共19848万元的GDP增长，为浙江省居民收入贡献了5646万元，为浙江省提供了5771个就业岗位。

“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

今年初，一个名为“世界上最吵闹的图书馆—广州新图书馆”的帖子在网络中传播。有媒体拿着检测仪现场检测，大厅和少儿阅览室则高达80-90分贝，90分贝是生产车间和作业现场噪音的上限值。

在开放过程中，褚树青也感受到了服务带来的新压力。这两天，一位家长要求把孩子带进杭图的学术研究区。按照规定，学术区由于研究需要必须安静，孩子尚不能进去，工作人员起初并不允许，家长质问工作人员，“你们馆长说，你们连流浪者都不拒绝，为什么孩子不能进这里？”

工作人员被问倒了，“这是用一个概念偷换另一个概念，工作人员很难解释清楚，现在杭图决定再放宽标准，在有大人的陪同下，儿童也可以去学术研究区。”褚树青说。

2011年，斯德哥尔摩图书馆有两个年轻人到杭图交换学习，临走时，褚树青给他们送行。他们问，“馆长，为什么我们在中国一个多月，没有看到一个缠着小脚的女人？”

褚树青当时有些发蒙，“他们对中国的了解还停留在《大红灯笼高高挂》这样的电影中，这是中国文化没有真正走出去的象征。走出去了的话，他们就不会提这样的问题。现在杭图也在这方面努力，每周都有一个国家的领事在这里介绍他们国家的文化。”

“当你往前走的时候，就永远停不下来了。什么样的服务是最好的，没有答案的，我们希望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褚树青说。

专访杭州图书馆馆长褚树青
“图书馆的最终目的是开发民智”

本报记者刘科发自杭州

时代周报：“杭图不拒拾荒者”的话题再次引起热议，你怎么看待？

褚树青：这两天对拾荒者的再次讨论，是对图书馆公共性的讨论，其实图书馆内部要统一意见相对简单，社会的统一思想很困难。现在社会对这事有比较统一的看法，我觉得说明社会进步了。

拾荒者进馆，是否应该限制？我觉得，在一个人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有了歧视性眼光。真正的开放是没有这些限制的，你不会有意识地去提这些问题。我个人的观点是：开放面前，人人平等；自由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时代周报：担任馆长的这十余年来，你认为杭图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褚树青：杭州图书馆这些年来的变化，没有什么高度，只是诠释了图书馆的公共性概念。过去图书馆人认为图书馆就是借书、还书，包括业界一直在探讨如何发展第三产业。

杭图明确的是，图书馆是一个公共机构，不是一个公司，不需要去追求表层利润。公共性的本质是免费，我们从2003年推出平等、免费的服务，都是基于公共性的考量。这跟公园一样，公园是公共、平等、免费开放的，我们希望行为文明，但是不能因为你有不文明的行为而拒绝你进来。

之后我们的目标是怎么让服务更加生动？怎么让图书馆更有情趣？怎么让观众更喜欢？怎么让图书馆变得更丰富、饱满？图书已经发生了变化，电子书也是书，我们不能再单纯围绕狭义的书的概念。

这需要打破过去的条条框框—图书馆是一个让人放松、享受自由的地方。英文里，图书馆叫library，而不是简单的books。我的理解，它更多的是文化汇聚、自由开放，我们提出大服务、大文化、大流通的概念。联合国对未来公共图书馆的使命有12条，我们正严格按照这12条在做，图书馆变得越来越立体，突破了过去图书馆单一的典藏阅的概念。

时代周报：你心目中，什么样的图书馆是所谓的好图书馆？与国外的公共图书馆相比，中国的公共图书馆还缺什么？

褚树青：国内对图书馆的评价更多的是概念上的，比如场馆大小、藏书多少、孤本善本多少，这些标准自有它存在的价值。我个人认为，图书馆应该在藏书楼的基础上有更宽泛的理解，有多少人喜欢，有多少人进来，有多少认同。最终落脚点是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图书馆是干什么的，在哪里？这是一个指标。

还有经济指标，比如大英图书馆定期会对自身对促进GDP提升的价值作评估，美国图书馆也会对公共图书馆体系的区域社会价值作评价，这些评价方法和操作模式对国内的公共图书馆很有借鉴价值。

还有社会指标，就是读者的认可度和知名度。大英图书馆深入人心，它的服务和存在肯定推动了英国的软实力，软实力有计算方式。纽约是一个国际最知名城市，大都会博物馆、百老汇、纽约市图书馆，是纽约在文化上闪闪发光的三个机构，是保证纽约成为国际大都市的重要要素。

我去参观考察国外图书馆，他们把书的形态做得非常极致和完美，建筑无论内还是外，都很饱满，我们从美学上先输了。

国外图书馆是社会的拐杖或是文化孵化器，它可以消磨种族隔阂，融合多元文化，任何一个移民到这个国家，都可以免费接收这个国家、这个城市的教育，而我们的图书馆还处在边缘被弱化的地位。

时代周报：在构建理想中的公共图书馆时，你有没有遇到什么阻力或者不一样的声音？

褚树青：听到最多的反对声是“这不是图书馆，你越界了”。什么叫图书馆？什么叫美术馆、档案馆、文化馆？概念是人为定位的，难道图书馆不能搞书画展览？不能组织文化活动？不能把古籍善本当做数字化资料向读者开放吗？

我们在一路质疑声中走来，虽有变革，但并不尖锐，因为搞古籍，我翻过民国时期的大量资料，民国有一大批教育工作者，比如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晏阳初的社会教育、梁漱溟的乡村教育、黄炎培的职业教育，他们的理念至今都没有过时，他们办图书馆秉承向所有人群服务的理念，办图书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开发民智，为了向社会的一般阶层提供公平的教育，让中国的市民能被知识武装并觉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