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代议题]“富士康夜生活”争议

    观点 > | Time Weekly - 2013-09-19 01:44:55
  • [摘要] 近来,某财经媒体关于富士康工人生活状态的报道引起争议,使我们再次将目光聚焦“富士康人”这个庞大的打工者群体,乃至整个中国“新生代”农民工与产业工人队伍。

     

    近来,某财经媒体关于富士康工人生活状态的报道引起争议,使我们再次将目光聚焦“富士康人”这个庞大的打工者群体,乃至整个中国“新生代”农民工与产业工人队伍。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基于资源禀赋的基本特点,在未来很长时间内,中国将一直处于依靠第二产业、实体经济来实现经济增长与就业的阶段。大多数劳动者从事制造业,是中国经济的现实选择。目前,“蓝领工人”已经超过农业从业者,成为中国最大的劳动者群体。这个以中青年尤其是80后、90后为主的打工者群体,正处于身份认同与阶层意识逐渐形成的时期,他们的素质与权益能不能得到稳步提升,从而进化为成熟的现代产业工人与市民,对中国能否真正崛起,至关重要。


    [开篇]
    富士康与中国产业工人的未来

    本报评论员 孙乐涛

    关于富士康工人状态的报道让我们聚焦中国新生代农民工。遗憾的是,我们还不能将之称为"中国产业工人"。

    “未完成的产业工人化”

    由农民变身为“产业工人”,是一个技能、身份、阶层、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全面转化的过程,这种转变也正是一个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基本指标。从18世纪的英国到后来的其他工业化国家,都是在数十年之内,在现代法权体系的保障下,实现了这样的过程。

    中国改革开放已有三十余年,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民工大举入城,至今已经历了两代人的完整更替。然而,这个由农民到产业工人的转换过程,并不顺利,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产业工人群体远不够成熟,甚至可以说尚未真正形成。近年来,以80后、90后为主的“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凸显,使农民工产业工人化、市民化的挑战显得尤为急迫。媒体报道的富士康工人夜生活样态,以及此前持续不断的跳楼、罢工、群殴、骚乱等现象,其实都是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富士康之所以屡次被推上“风口浪尖”,除了因为其体量巨大、引人注目之外,还在于它的工人绝大部分是新生代农民工。

    如今主要集中在建筑业的老一代农民工,很少把定居城市作为自己的现实目标,他们成长于乡土社会,与农村、农业仍有重要的社会经济联系与精神上的归属感。与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与乡土社会的关系则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基本上是十几岁离开学校就来到城市打工,很多人更是从小就跟随打工的父母在城市生活,并不掌握农业生产技能,甚至从未有过务农经验,对于土地、乡村并无父辈那样的归属感,不愿回到农村生活。他们教育水平较高,认同城市生活,在消费、娱乐、社会交往方面都更接近城市青年而不同于他们的父辈,有着强烈的融入城市生活的愿望。

    可以说,新生代农民工本来就是属于城市的,他们的最终归宿是产业工人、市民,而不是农民。而30年来,这个由农民到产业工人的转化过程,却由于城乡二元的户籍体制以及中国产业层次低下等原因,迟迟不能完成。

    中国特色的户籍制度建成于上世纪50年代,具有强烈的人身依附的色彩,其特点是从法权上制造身份不平等,使一部分公民先天地优越于另一部分公民,制度性地阻碍人口与资源的自由流动,推高人口迁移与资源配置的成本。它有利于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但却与市场经济、现代法权体系格格不入。

    户籍制度改革不到位,无疑是新生代农民工难以进化成城市产业工人与市民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们在身份上是“农民”,难以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资格、保障、福利等方面的待遇,而他们又是事实上的城市谋生者与精神归属上的城市人。不能退回乡村,又难以像十八九世纪的西方产业工人那样完全融入城市。

    这种尴尬境地,无疑会对广大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产生巨大的精神困扰。而由于“中国制造”处于低附加值阶段,大制造业工厂不可避免的劳动“异化”现象,又使工人承受收入低下、工作枯燥、强度大等方面的困扰。作为文化水平较高、从小生活相对优越的年轻一代,他们的权利意识觉醒,人格尊严感比父辈要强,在高度压抑的状态下,难免会出现一些极端现象,比如富士康的连续跳楼事件。

    富士康,作为扎根中国的世界头号代工企业,基于其符号性意义,在一些学者及媒体的调查报告中被批判为“21世纪中国大地上的血汗工厂”。2012年郭于华教授等主持的“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报告”中就披露一些“耸人听闻”的信息,如“工业工程部门……其主要任务是以秒来精确计算工人完成每道工序的最短时间,并以此安排工人的生产量,以期达到产能的最大化”,“工人在这个过程中则被定义为以秒为单位完成某个动作的机器,而非具有主体性的人”,“时间被精确切割,连上厕所都需线长批准,以保证生产的连续”,还有女工控诉:“富士康就是奴隶社会。”

    事实上,如果我们不想退回到农业社会的话,一味对富士康进行道德批判意义不大。大制造业的流水线生产以机械重复为特点,工人在生产线上必然被当成机械使用,而不可能被当做自由创作的艺术家来对待。而且,作为公众关注度极高的超级企业,富士康的工作环境、劳动保障、工资福利等在众多的同类企业中应该算比较好的。富士康也肯定不是“奴隶社会”,至少富士康工人的这个身份是可以随时摆脱的,它也不像户籍一样,附加许多社会等级信息。

    其实,工人的压抑与不满,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产业层次低下、低附加值的“中国制造”模式。这个模式对工人来说就是工作强度大而收入低下的模式。要改变这个模式,需要国家、社会、企业以及制度、文化等方面的长期努力和改进。而建构合理的劳资关系,造就以高素质的熟练工人为主体的现代产业工人阶级,无疑是改进中国制造模式、摆脱“血汗工厂”的重要路径。

    “中国制造”与劳资关系失衡

    “中国制造”的模式,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劳资关系失衡的模式,“资强劳弱”问题相当突出。而健康的劳资关系是现代工商业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与源泉。这个道理很简单:工人阶级是中产阶级的主体,他们的消费需求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居民消费旺盛,工厂才能不断扩大生产,带来经济繁荣。也就是说,资本家要发财,必须也让工人阶级发财,让工人阶级有钱去消费。一个健康的现代经济体,必然是个共同富裕的社会共同体。20世纪初,福特大大提高工人工资,实行5美元日薪,被认为是福特对美国的最大贡献,因为福特加薪及其带来的社会效应,造成了一个有购买力的美国中产阶级,启动了庞大的内需市场,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美国由此腾飞。无疑,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可能建立在长期失衡的劳资关系基础之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会组织的合理发展,是劳资关系实现平衡的根本途径。

    中国目前工会组织发展迟缓,除了有关方面态度暧昧、社会各界缺乏认识、以及中国工人缺乏自我组织的经验与习惯等原因,还与国际大环境有关,即近几十年来国际工会组织持续弱化相关。但是事实上,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工会组织的弱化是与它们的产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照搬到中国,则有错位之误。敌视、取消工会的做法显然并不适合当前阶段的中国。中国目前的劳资关系、劳动法治状况基本上处于初期市场经济阶段,产业工人队伍尚在形成中,他们待遇低下,生活工作条件恶劣,社会保障体系极不健全。无论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还是促进经济发展的考虑,都应该支持工会组织的正常、合理发展,以建构平衡、健康的劳资关系。如郭于华教授主持的调研就发现,富士康这样庞大的制造业工厂,竟然有三分之一的工人不知道富士康有工会。这显然是极不正常的,放到西方国家相同的产业发展阶段,是骇人听闻的。

    以富士康工人为代表的青年打工者队伍,无疑是正在崛起的中国巨人的脊梁,他们的生存状况,他们的发展,他们的未来,值得全社会倾心关注。而当务之急在于破除他们成为“城市人”的种种人为阻碍,促成工会组织的合理健康发展,实现劳资关系的相对平衡。



    [对话]
    郭巍青:“全球资本碎片化抽取”是悲剧之源

    本报记者 余岭 特约记者 褚丁 发自广州

    “几连跳”、“夜生活”等吸引眼球的媒体报道将富士康这个世界最大的代工厂不断推向风口浪尖。而这一系列的负面新闻仿佛已经成为它挥之不去的梦魇。为此,时代周报专访了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郭巍青教授。

    去技能化导致单调和沉闷

    时代周报:新一代农民工生活状态和精神世界有什么新的特点?

    郭巍青:在全球流动资本构筑的工厂体制之下,工人工作越来越“去技能化”了,工人的能力以及企业对工人的依赖程度与福特主义时期的企业有很大的不同。像富士康这种代工厂其实并不需要工人多少技能,其生产主要依赖技术革新和机器操控,人由此变成机器的附属物,工人只是在流水线前从事简单的劳动,而稍加有点文化就能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你能想象人与机器同节奏运作的情景吗?流水线可以做到24小时不间断运行。而为了得到更多的报酬,工人还可能会加班。在这种状态下农民工的生活是非常单调和沉闷的。

    我认为,像富士康这种巨型企业的高跳槽率是有其内在规律的。工人在高度程式化的流水线面前必然感觉枯燥乏味。人的耐性是有限的,工人工作两三年却没有得到提升和发展,那是不是就要考虑换工作了?或许工人的年龄或资历反倒成了劣势,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人的体力会下降,反而不如新进员工。他们会这样想,我就做三年,大不了做五年,之后再寻他处。这样工人对企业稳定的认同感几乎是不存在的。而离开富士康之后他们的选择也是很窄的:退回农村?换个规模小的工厂?而这些他们又难以接受,所以他们感觉自己前途迷茫,由此产生焦虑,而排解这种焦虑的极端方式便是跳楼轻生,或者通过一些娱乐活动使自己麻木。 

    新一代农民工与城市人一样可以感受到城市消费社会的繁华。但是,他们与城里的同龄人比较的时候,该作何感想?觉得自己很卑微?还是觉得自己很不幸?或者激发了自己奋斗的决心?他们认为自己永远不可能过上那种已经看到的、近在咫尺的生活,相反自己必须退回到一个单调乏味的工作状态才能够有工资。他们的心态会是很飘忽和迷茫。或许这些并不是个体的特征,而是他们这个群体的特征。

    时代周报:这种生存状态反映了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哪些问题?农民工在城市中生活却对城市没有认同感和归属感,你认为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什么?

    郭巍青:事实上,我更倾向于将这种事情的发生解读为流动资本的特点或者生产方式的转型。刚刚我们提到福特主义的生产方式。以福特汽车业为代表的福特主义生产模式,其特征首先是大规模的工人聚集,富士康也保留着这一特征。大量工人的聚集必然要求工人对企业有忠诚感。而传统的汽车制造业要求工人有熟练的操作技能以及对企业的责任心与忠诚感,产品质量才能有保证。正因为这样,资本家同时要投资于工人的家庭、下一代的教育以及劳动力的再生产。这样就使工人具有稳定的责任心以及对企业的长期忠诚,同时训练出其娴熟的操作技能。所以过去我们常常讲,一个中国工人与一个美国工人、日本工人相比,其技能以及生活水平是相差很远的。因为他们是长期在企业接受培训。

    那个时代,工作技能是最为重要的资本,对于保证产品质量、提升企业效益是有重要作用的。同时,这也成为工人与企业进行谈判的筹码,因为他们有不可替代性啊!企业会为工人进行一种职业生涯的规划和设计。从学徒工到熟练工再到车间主任,这样便会纵向拉出他的职业发展路线图。退休之后还有生活保障。这样工人的生产与生活就统一起来,并且与企业的存亡关联在一起,形成一套富有人文关怀的工厂管理制度。由于职业生涯、未来生活状态与工厂的发展是高度契合,工人能够看到自己的未来。这也就是为什么福特说:“我要做人民的汽车。”先把股份给了工人,每卖出一辆工人都有点好处,而工人的工资最终能够买得起汽车,就不会出现苹果手机的生产者却根本买不起苹果手机的那种“疏离”感。

    富士康的责任是什么?

    时代周报:从“十连跳”到所谓的“夜生活”,富士康再次成为媒体焦点。富士康当然具有其典型性意义,但在你看来,富士康模式表现出来的这些问题,哪些是普遍性的,哪些与富士康的独特性有关?

    郭巍青:富士康算是全球代工企业的No.1。对于汇聚几十万的工人的庞然大物来说,成为新闻的焦点并不奇怪。透过富士康这一案例,我们去思考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布局会发现这样一个普遍的问题:流动的全球资本在碎片化地抽取工人劳动力。现代的用工模式碎片化地抽取了工人劳动力,然后将其整合到流水生产线上,进行产品生产和财富创造。而工人发展前期的教育投资、后期的婚姻家庭以及养老,企业是不负责的。资本仅仅抽取工人年壮时期的劳动力,这就是资本的厉害之处。而这对企业来说,是一种生产模式的创新。国外或者境外的资本进入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只买工人的廉价而富有力量的劳动力,而其产品又有很大的市场,这样企业就获得了相当大的利润。碎片化的抽取,实际就是资本的力量!也是从富士康现象折射出来的普遍问题。而富士康现象的独特性或许与其压力型的工厂管理制度以及企业文化多少有关系。

    具体而言,比如富士康接收苹果订单创造了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新模式。在实际的空间形态上,聚合了大批的工人,形成了大型的生产场所。资本此时对经济繁荣、就业等带来很多好处。但它最大的问题是把工人的教育,生活福利保障全部扔给地方政府。

    把整个生产链条结合起来思考的话,我们会发现,以乔布斯为中心的小团队从事设计和研发这样高端的工作,进而通过订单生产链条的全球延伸使苹果手机的生产过程转移到拥有廉价劳动力的国家,他们并不直接面对工人。这些国家在使用工人生产的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工人的生活保障、福利待遇则完全不在这条生产链条的考虑范围之内。这对于资本来说是非常有效率的,但是,带来的问题就是,谁来承担工人保障的责任?苹果公司给美国纳税,这与中国工人没有一点关系。而富士康工人因其高度的流动性,工厂并不需要解决工人一生的福利发展需求。而如果地方政府不承担这种责任,单靠社会力量很难达到扶助的目的。换句话说,我实际上是呼吁资本不仅要作为经济性的生产力量,还应当有伦理性的责任担当。

    时代周报:富士康工会在此次事件中反应为何如此强烈?企业工会应当扮演哪些角色?而在实际操作层面又发挥了哪些作用呢?

    郭巍青:对富士康这种类型的企业的工会作用可能要重新认识。因为在一个集聚强大资本的企业里,其实工会能够做很多服务,包括心理咨询、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等方面,如果把富士康工会的功能就定义在这些方面,它的确做了很多事情,至少并没有出现不作为的现象。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它会在意那种所谓“夜生活”的报道。我们首先要思考,富士康的工会是否知晓工人夜生活的模式?如果报道并不属实,工会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否认这个事实:其实我们的工人没有这种事情。再者,富士康工会要反躬自问:保证良好的环境与健康心理状态是不是工会应有的功能?我们不是要批评和责难谁,而是要找到各方面的力量来共建解决问题的平台。



    [另一面]
    风暴制造者富士康

    王天定

    眼下最引人注目的一场媒体与企业的较量,发生在富士康与《财经天下》杂志之间。

    《财经天下》那篇《富士康夜生活》,全文8000多字,尽管富士康指责“整篇报道基调阴暗,格调低下”,但真正惹恼富士康的,只是报道中《兼职“厂妹”》一节。当然,从法律上讲,是否构成侵权,相关内容在整体报道中所占比例大小无关,区区数言,也有可能构成侮辱或诽谤。但就这篇报道而言,从法律上讲,并不存在侵权问题。退一万步讲,就算兼职“厂妹”部分内容失实,按相关法律规定,媒体内容只有在具有“特定指向”时,才有可能构成侵权。这篇报道所指为富士康数十万女工中的一部分,看不出特定指向来。反倒是富士康工会声明中说报道“采用极尽污蔑不堪之词,恶意把富士康40余万女工描述为‘兼职厂妹’”。 这样的说法,出自一个企业的公开声明之中,从法律上讲,恐怕并不得体。因为报道中显然没有把40余万女工全部说成兼职厂妹的内容,这种指控显然缺少事实根据,不但没有构成有力的反驳,反而容易给自己惹来麻烦。

    富士康这些年多次出现在舆论风口浪尖,按说应该有比较丰富的媒体应对经验,但从针对报道提出的“五点质疑”来看,富士康缺乏应对媒体的基本经验,也缺少对现代社会大众传播的基本了解。

    富士康工会声明说:“在报道采访及撰写过程中,为何贵刊记者与富士康工会及官方组织没有任何接触与联系,而采取听信单方面信源方式刊发报道?”需要指出的是,一个报道是否为单一消息来源,判断标准并不是看记者是否采访了“富士康工会及官方组织”,这篇报道的着眼点在于富士康员工工作之余的活动,对于一个企业员工的业余生活,富士康工会及官方组织并不是一个多么权威的消息来源,对他们的采访显然并不构成这篇报道不可或缺的要素。这种指责,没有多少道理。

    声明还说:“请问贵刊记者文中描述的现象是否因富士康而存在,亦或为中国社会当前转型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富士康可能没有搞明白,《财经天下》是一家新闻媒体,《富士康夜生活》是一篇新闻报道,记者的职责是写报道而不是做研究,报道需要真实而生动的故事,它需要为故事的事实负责,剩下的任务,交给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完成会比较好。富士康厂内厂外发生的这些故事,当然是“中国社会当前转型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但这不能成为不许媒体报道的理由。

    至于富士康工会说:“记者在报道中采访了所谓自称‘兼职厂妹’的女工。若采访对象所述为实,记者是否有向执法部门检举其不法行为?”这一点质疑,更暴露了富士康工会对新闻专业惊人的无知。记者不是侦探,也不是特工,记者采访是为了写报道而不搞情报,记者不但不具有向执法部门检举揭发的责任,而且还要竭尽全力为消息来源保密,这是记者基本的职业伦理。每个职业都有自己的职业边界,各尽其责,各守分际,社会才能良性运转。

    在现代社会,一家负责任的企业,必须以真诚的态度面对媒体的批评质疑,媒体报道有误,企业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澄清事实,但不必过多追问媒体报道动机。如果媒体报道的问题的确存在,企业明智的选择不是通过针锋相对的对抗来转移社会视线,从这一点说,我深为富士康感到可惜。

    作者系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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