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思：高等教育 阶层分化的“助推器”？

高等教育 阶层分化的“助推器”？

—专访《蚁族》作者 著名青年研究专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青年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廉思教授

本报记者 严友良 特约记者 黄陈锋 发自上海

对于正在分裂的校园，有人惆怅怀旧，有人认为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究竟状况如何？

家庭经济资本通过高等教育进行代际传递

时代周报：就“新校园分裂”现象，因出身不同贫富分化带来的同学关系紧张，直接导致矛盾激化，如马家爵案和复旦投毒案。这个方面，你的感受如何？

廉思：谈具体的感受，还是想从我这些年的研究对象“蚁族”说起。所谓蚁族，也就是在大城市中逐渐出现的“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

课题组2013年的“蚁族”调查显示，“蚁族”的家庭经济水平与学历分布呈现以下特征：家庭经济水平越好的“蚁族”在大专教育水平的比例越低、在研究生及以上教育水平的比例越高，表明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出身的子女接受更高级高等教育的比例较高。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大专教育程度的“蚁族”比例随着家庭经济水平的提升而呈现降低趋势，家庭经济收入越多，子女学历为大专的人数越少；研究生及以上教育程度的“蚁族”比例随着家庭经济水平的提升而呈现增高趋势，家庭经济收入越多，子女学历为研究生及以上的人数越多。

另一方面，“蚁族”的家庭经济水平与学校类型分布呈现以下特征：家庭经济地位最好的“蚁族”在211高校和985高校的比例均为最高，表明经济水平好的家庭出身的子女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比例较高。同时，我们可以看出，毕业于普通高校的“蚁族”比例随着家庭经济水平的提升而呈现降低趋势，家庭经济收入越多，子女毕业于普通高校的人数越少；毕业于211和985高校的“蚁族”比例随着家庭经济水平的提升而呈现增高趋势，家庭经济收入越多，子女毕业于211和985高校的人数越多。

可见，从对于“蚁族”群体的调查显示出，其受教育程度和受教育质量与家庭经济地位密切相关。在看似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高考制度所筛选出来的学子，仍然难以褪去家庭经济地位的潜在影响，家庭的经济资本悄无声息通过高等教育进行着代际传递。

时代周报：“家庭的经济资本悄无声息通过高等教育进行着代际传递”，按照你的描述，可以说昔日高考改变命运的神话渐渐远去？

廉思：一般认为，教育将直接影响受教育者的社会流动方向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因此，在工业社会，教育制度成为影响很大的重要制度，科层制的扩张导致选人用人日益依靠教育，受教育程度或文凭学历等成为向上层社会流动的一个先决条件。高等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不仅是一种教育制度，也是政治制度，还包涵着意识形态因素。正是如此，它在中国社会的各个子系统之间，起到了重要的协调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生剧变，社会的阶层分化越来越明显，在这种情形下，高等教育成为弱势群体向上流动的重要渠道，在一定程度上维系着社会公平。通过高等教育来实现社会流动，不仅是具有相当独特性的“中国模式”的一部分，也是一项出色的制度安排。

然而，这些年我们的研究却发现，在“蚁族”身上，高等教育的上述功能没有发挥相应作用：在“蚁族”群体内部，存在着家庭经济地位越高，教育层次越高和学校类型越好的趋势。可见，如今的“高等教育”已不再是底层青年改变命运的通道，而更像是一个加剧社会阶层分化的助推器。

精英大学应反制权力与资本的渗透

时代周报：高等教育不促进社会阶层的流动，相反加剧固化，原因在哪里？

廉思：从绝对数量上讲，扩招使得更大规模的工农子弟得以接受高等教育，这当然是有利于社会公平的。但是，量变必然引起质变，扩招使得中国的高等教育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过去只要能考上大学（包括大专，甚至中专）即取得了“吃国家粮”的资格，而扩招后，专科层次基本上失去“向上提升”的机会，普通大学毕业生也普遍遭遇“就业难”，找工作就很不容易，遑论跻身体制内成为精英，这可从“蚁族”群体学历层次的不断升高得以验证。同时，各种资源向重点大学集中，更加剧了这一趋势。由于重点大学的扩招非常有限，其绝对招生数虽有所增长，但其扩招的比例低于平均值，所占比例下降，因此竞争更加激烈。

因此，高等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大，从平均指标看，确实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公平，各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均等化程度有所提高。但是，对任何已经大众化甚至普及了的教育而言，竞争都将围绕着教育的类型和质量出现，在越高的层次上，不平等越显著。

时代周报：社会学的角度看，这种现象存在是否酝酿着社会风险？

廉思：马克斯•韦伯曾经说过，教育的专利将滋生一个享有特权地位的“种姓集团”，那些优势集团，史无前例地运用各种权力和名衔—财产、教育和门第，武装自己。高等院校通过“录取通知”以及可以期许的“毕业文凭”不仅制造了一种“成人仪式”，同时还制造了一种“制度仪式”，—与其说是在其前与其后画了一条“通过”的界线，倒不如说是将那些注定了要占据社会显赫地位的人，从人群中识别且筛选了出来，而其后的社会等级制度却被巧妙的掩饰起来。

在研究中，我们也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学习好你家里条件好请得起好老师，能学的特长也多，上得起好小学，上得起好中学，最好考上了好大学，然后他还能供养你读完硕士、读完博士，最后找个好工作。法国当代社会学家布迪提出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之间可以发生复杂的转换。社会阶层固化和流动性减缓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当这些曾经被认为是家庭的骄傲、“天之骄子”的大学毕业生发现他们四年在象牙塔的大学生活并不能给他们带来一个光明的未来、甚至是一个体面的工作，当他们在大城市获取成功的梦想最终破灭，那么，取而代之的将是他们对政府的失望和缺乏信任，以及对社会的不满。因此，对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人来说，他们的梦想跟农民工、下岗职工和农民是不一样的，你必须让他看到成长的光明和发展的希望，而且，这个希望不能太远，能让他能感觉得到触摸得到，给他一个看得见的未来。诸如，马加爵案和复旦投毒案令人惊悚就是很多因素造成的心理扭曲。

时代周报：公众对教育不公有着强烈的警惕和不满。在此情况下，你认为应该如何求解教育公平？

廉思：在我看来，“蚁族”们的诉求，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目前社会条件下底层知识青年的需求。具体来说，就是如何让这些知识青年在时代发展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让他们虽然在体制外，仍能保持对体制的高度认可，而不会因为生活的种种不如意产生对制度的质疑；让他们存有中国梦，成为适应新形势下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高素质劳动者。

历史上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制度在促进社会流动方面表现不佳，但后来采取了一系列救济政策，试图对弱势阶层有所补偿。例如美国设置了许多偏向黑人、少数民族、移民群体的招生政策，1965年约翰逊总统签署实行的“肯定性行动计划”，规定对少数民族和妇女在入学方面给予优先权利，并通过联邦拨款实施计划。

相比较而言，中国历史上对科举—高考制的公平性形成了强大的信仰。高等教育是一种资源分配的制度：对于农家子弟而言，高等教育是进入城市的重要渠道，对平民百姓，它意味着“干部”身份的获得；对于弱势阶层而言，高等教育是向上流动的机会。高等教育中任何不公平事件的出现，都会给民众带来强烈的被剥夺感。应该对不公平的政治—经济—社会格局进行制衡和纠正，而不是顺从和复制；精英大学应该保守社会的德性、反制权力与资本的渗透、公平地从社会各个阶层中选拔培养新的精英，而不能成为掠夺性再分配的工具。

本网站上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及音视频），除转载外，均为时代在线版权所有，未经书面协议授权，禁止转载、链接、转贴或以其他 方式使用。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转载使用，请联系本网站丁先生：news@time-weekl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