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三公”埋单的海产养殖业

2013-02-28 05:57:16

来源: 时代周报

本报记者梁为发自广州、青岛

每年春节都是中国人的饕餮盛宴，但今年有点不同。

早在农历春节前的1月20日，中央领导人便在新华社一份材料上作出批示，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3天之后的1月23日，作为回应，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一次会议上强调，“要紧盯春节、两会，坚决煞住用公款搞相互走访、送礼、宴请、旅游等不正之风”。

而联系到习李新政的反腐倡廉的“老虎、苍蝇一起打”，这便多了一股肃穆之气。

由此，从上至下，由官方的“限制三公消费”，到民间“光盘行动”，全国吹起了一股“厉行节约”之风。

这也是这个国家最为特色的一面，政治风潮的一点点变动，便足以影响经济层面，甚至触及到经济实体的每一个末梢。

在这场被称为“节俭之风”的运动中，直接受冲击的是全国性的高档餐饮业，进而影响到鲍鱼、海参等被称为“本土奢侈品”的消费与销售。

在此，通过对这条产业链中各个环节的描述，可以得出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经济样本。

海参养殖户的担忧

2月24日，青岛市鳌山卫镇江家湾，崔世强站在海参养殖池边，看着他的老父亲和一个工人乘着一条小筏子，往养殖池里撒一种清除海苔的药粉。

不远处，是波光粼粼的大海。

这天天气已经稍稍回暖，但到了下午，又刮起了阵阵凛冽的北风。崔世强看了天气预告，知道将有一股新的冷空气南下。

崔世强说：“海参的冬眠期刚过，现在开始重新进食、生长，但天气变冷会对海参的生长带来不好的影响。”

3年前，崔世强一家租下了这一片共200亩的海边养殖池，每亩每年租金3000元。这样，崔世强需要每年支付租金60万。这一片200亩的滩涂分为20个养殖池。

这时，刚好是涨潮时间，海水正沿着河道慢慢地进入这片滩涂，然后通过养殖池中开设的闸口注入每个养殖池。退潮时，池中的海水也部分退去，这样，养殖池每天换一次水。

按照崔世强的设想，到5月，他家所养的第一批海参已经满三年生长期了，可以上市了。他估算，第一批海参约有3万斤，按每斤100元算，可以收入300万元，这样便基本可以收回这三年的成本。

当然，他希望价钱能更好些。

海参，这种海生棘皮动物，“因其药性温补，足敌人参”，为国人喜爱，却价格不菲。2012年，辽东与山东半岛人工养殖的刺参，2年生长期的鲜海参批发价为每斤100元左右，而生长期越长价格则越高。而经加工后所制成的淡干海参，则在每斤5000元以上，其中生长期9年及以上的海参最贵，每斤售价往往达到数万元。人工养殖海参成了许多人发财致富的路径。崔世强便是青岛上万海参养殖户之一。

据山东海洋厅所公布的统计数据，2012年，山东省海参养殖面约为55万亩，海参产量为9.16万吨。而全国范围里，据媒体报道，则达到了130万亩，产量近20万吨。

一条新建的省道穿过鳌山卫镇，直通青岛市区。崔世强驾着车，带着记者走在这条滨海公路上。公路靠海的一边，是一片连着一片的海参养殖场。

崔世强说：“2009年以来，因为看到别人养海参能挣钱，于是大家都一窝蜂地开始养。最初养海参的人确实都挣到了钱，而且是大钱。但也有人赔得血本无归。这个产业因为一下子发展得太快，供过于求，去年海参的价格就低了很多。可能也不算低，只是不符合大家的心理预期。去年，南方来收购的人少，批发价是每斤80元，很多人都选择不卖，多养一年。但今年春节行情也很差。希望5月后，从南方来收购的人比较多，能把价格提升吧。”

高端海产品暴利消退

山东胶南市的刘一民便是靠着养海参挣到了大钱的人之一。

2006年，他与他人合伙租下了胶南一片宽300亩的海域，租期为30年。他养海参的方式与崔世强不同。租下这片海域后，他随后买了8000万元的石头，投往海底。价值8000万元、100万吨的石头在海底形成了一道道石墙，而这些石头便成了海参的栖息、生长之地。

刘一民说：“石头之间的缝隙是海参最好的栖息场所，海参腹部有很多的细脚，这些脚就是一个个吸盘，海参靠着这些吸盘牢牢地吸附在石头中，洋流带不走它。我从育苗户那里买来海参苗，然后投进去，所以我养的海参，在一定程度上是属于野生海参。我的海参价格会比其他人的偏高一些，销路也更好一些。”

虽然前期投入近1亿元资金，但从2009年起，刘一民每年收入近4000万元，至今已经收回成本。许多人都说刘一民在海底建了一个银行。

刘一民说：“养海参的运营成本并不高，现在，我们就每年购买海参苗花几百万元，以及请潜水工作业的费用，海参靠吃海底的微生物与海藻，是不需要喂养的。”

每年，刘一民都能从他的海底银行挣取近3000万元，一项非常稳定的收入。但他为此辩解：“或许，这样看来，你会觉得养海参成本低，海参价格虚高，但是，你要想到，我们的投入与风险也很高，之前我把8000万元买了石头丢进大海……还有，台风、海啸、海水盐度的剧烈变化，最主要的是海水污染，这些都有可能让我血本无归。”

但从成本与收益上计算，海参养殖确实算得上是暴利行业，其收益往往是投入的3—5倍。

崔世强租用鳌山卫镇江家湾养殖场的租金为每年60万元，12名工人一年的工资合共40万，这是两项最大的支出。但在第三年后，他的海参养殖场将为他每年带来300万以上的收益。

所以，当说到国家政府限制“三公”消费带来的价格与销量降低时，刘一民说：“今年春节海参销量确实比往年降了很多，约20%吧。但我养殖海参比较早，基本已经收回成本，现在每年的营运费用并不高，所以海参价格偏低我也能接受，如果市场需求不大，我就不出那么多的海参，继续将其留在海里，老参更值钱。”

崔世强则表现得较为担忧。

他说：“今年是我们收获的第一年，我们一直等待着在今年能收回部分成本，这样以后的运营资金才会充裕一些。如果不尽快回本，万一遇到灾害，将血本无归。所以，我希望今年海参将会有个好价格。但从春节来看，确实不是那么乐观。但到了5月，即使价格再低，我也要卖一部分了，但价格再低，也必须有人来收购才行，我希望到时有更多的南方的老板过来收购。”

毕竟，海参养殖业一直呈两极分化状态，或者是赚大钱，或者是亏本。

高端餐饮业迅速萎缩

实际上，“南方的老板”在观望当中。

2月22日，广州黄沙水产批发市场，阿里旺旺海鲜批发门店。因为是午后，来买海鲜的人并不多，而送往广州酒家等高档酒楼的货物，这天清晨已经完成了。

所以，对于阿里旺旺的员工曾繁荣来说，这是一天中比较清闲的时刻。

阿里旺旺主要经营高档海产品，除开澳洲龙虾、石斑等进口海鲜外，同时还经营福建鲍鱼与大连鲍鱼，以及辽东刺参。送往酒楼的大连鲍鱼10头鲍每只12元，每只9头鲍15元……最贵的为4头鲍，为每只58元。福建鲍鱼相对便宜一些。而新鲜海参价格波动较大，但均价在每斤150元左右。

曾繁荣说：“今年春节生意比往年要差一些，来自酒楼的订单降了20%，但影响不算太大。”

而峰记水产的卢广生则说：“对比往年春节，今年高档海产品销量降了25%左右吧。主要是高档酒楼的需求量降低了。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我们拿货少了，养殖户或供货商那边都不敢提价，反而接受我们的压价，往年春节都会适当提价20%—30%的，但今年不同。”

2012年1月20日，当国家领导人批示“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之后，广州春节前的餐饮出现了退订潮，许多国营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都取消“年会”或降低了“年会”的标准，而这一点也延续到了春节后，许多单位的开年饭(春茗)也相继取消。

广州地区饮食行业协会副会长符波说：“受经济危机和控制‘三公’消费影响，广州高档酒店营业收入下滑了20%—30%，按照现在的风潮，餐饮行业的寒冬期可能将会持续一两年。今年上半年可能大批的餐饮企业面临淘汰。”

广州酒家广州大道南分店营业经理肖小姐对记者说：“今年春节前后，来自于国企和事业单位的订单少了30%以上，就算没有取消订单的，规格也降了很多，今年不像往年。在所谓的退订潮发生后，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降低一些菜式的价格，以招揽更多中档消费层次的市民客户，增加了一些营业额。实际上，企事业单位的订单少了，但来自于市民的中低消费增加了，走中档路线，这可能也是我们今后的经营路线。现在，主要是看社会风潮的演变，看到底是一时的运动，还是长久的。”

商务部抽查发现，高档餐饮企业的营业额，北京大概下降了35%，上海市下降超过20%，宁波市下降30%左右；同时，高档菜肴销售也明显下降，像燕窝、鲍鱼这类产品下降40%左右，鱼翅下降70%以上，高档酒店的食品礼盒销售额下降45%，茅台、五粮液等高档白酒的销售也比以往明显下降，比如53度的飞天茅台和52度五粮液的标价已经比最高价的时候下降了30%左右。

必须摆脱对“三公”消费的依赖

当高档酒楼经营者，海参、鲍鱼等养殖户、经销商发出哀叹之声时，他们同时在猜测，从国家自上而下的这股“厉行节约”风究竟是短暂的运动，还是长期性的。

2012年11月，王岐山在中纪委座谈会上曾说：“地方好像还挺适应这种运动式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你们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我们更希望的是润物细无声，不大搞动静，但是也不能有困难就不做。”

这可能算作是一个提前的回答。

广东省政府部门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对记者说：“当中央八项规定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要求出台以来，高层已经预期其对高档餐饮业的冲击，所以促成商务部做相关的抽查。这个数据可能将被作为某项政策出台的参考。高档餐饮业依赖于“三公”消费，这是一种畸形的经济形式，这是必须改变的。“三公”消费必须受到有力限制，高层对此是很坚决的，他们是从更深远的政治形态去考量的。”

广州地区饮食行业协会副会长符波则说：“高档酒楼的经营取决于国家经济的繁荣与否，而不是“三公”消费。民富了，餐饮行业生意自然会好，酒楼经营应该依赖的是这个。”

而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则对媒体说：“依赖于“三公”消费的所有产业都不是健康的，是权力干预再分配的恶行，这不是符合市场经济的行为，限制“三公”消费只不过是迟来的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