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三年寻父苦旅

2013-02-07 02:28:13

来源: 时代周报

本报记者邓全伦发自重庆

2月3日，农历腊月二十三，是小年。蒋家六姐弟聚在了一起。他们抱着父亲的灵牌走到村口，在一个三岔路口烧了很多冥币。

这是他们坚持了几十年的祭奠父亲的仪式。“他没有尸骨，没有坟地，我们只能这样做。”蒋宜权说。53年来，他和五个同胞兄弟姐妹，一直在苦苦寻觅父亲蒋泽禄的下落。

重庆市丰都县十直镇高家坝村农民蒋泽禄，1959年因“闹粮”被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判刑7年，1979年改判无罪。吊诡的是，自被逮捕后音讯俱无，生死两茫茫。2012年8月20日，91岁的他被丰都县人民法院宣告死亡。

蒋家姐弟们的夙愿是，找到父亲的尸骨，与九泉之下的母亲合葬。但至今，这成为了他们心中永远的痛。

“闹粮”之罪

蒋宜权深深地记得那个让他恐惧、战栗的夜晚。那是1959年11月初的一天晚上。父亲蒋泽禄被通知去生产大队的队部开会，蒋宜权和二哥蒋宜友、四弟蒋宜生跟随而去。

谁知会开到一半，蒋氏三兄弟突然看到一群人将父亲反手捆绑，吊在了屋子的房梁上，背上还压着一盘重达几十公斤的石磨。

“抓我父亲的理由是说他‘闹粮’，盗分集体粮食。”蒋宜权说，当时他吊在空中的父亲直喊“冤枉”，“这反而激起了在场大队干部们的不满，一边责骂父亲交代问题不老实，一边轮番用拳头捶打着父亲。”

三兄弟躲在会场的角落里，看着喧嚣中被批斗的父亲，只能紧抱在一起，低声啜泣。批斗结束后，蒋泽禄当晚就被押送到了丰都县十直公社，再转送到了上级主管—树人区公所。

“三天后，我和大姐蒋宜珍跑去区公所，准备和父亲见上一面，但没有找到人。半个月后，我们两姐弟找到县公安局，要求探望父亲，最后仍然失望而归。”蒋宜权说。

蒋泽禄解放前担任过甲长、警备丁（时称乡丁，相当于现在的乡治安员），解放后一边搞生产，一边做点补锅的小生意，和妻子先后生养了6个孩子。

被抓走那年，蒋泽禄38岁，正是身强力壮的年龄，在孩子们印象中他尽管整天拼命下地劳作，但在狂飙的“大跃进”风浪中，仍陷入了全家挨饿的危急现实。

这一年恰逢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大饥荒的开始。所谓“大饥荒”，是指1959年1月至1963年秋收，因粮食极度匮缺造成全民饥饿，和大规模暴发疾病与人口死亡的事件。

“为啥饥荒？大炼钢铁，好劳力都去炼钢了，只剩下老弱病残在家，农田没人搞，红薯都烂在地里。”蒋宜权说，虽然粮食减产，但当时各县市却热衷于“放高产卫星”。在虚报的产量数字下，公粮的“过头”收购，使农民失去了赖以果腹的口粮。

在蒋氏姐弟的记忆里，父亲蒋泽禄秉性率直执拗，敢怒敢言。事实上，他早在1955年就因强烈质疑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而被司法机关以造谣破坏粮食统购统销的罪名判处管制一年。

而在1959年上半年，他就开始不断抱怨集体食堂的伙食越来越差，多次与炊事员发生争吵，亦引发了生产队干部的不满和怨恨。

“当时父亲看着家里我们这些孩子饿得哇哇大哭，而心里着急。”蒋宜权说，父亲每次手捧半碗照得见人的稀粥，都会和食堂打饭的人大声争执：“我那么多娃儿，这点清汤寡水怎么活？”

1959年12月，蒋泽禄被抓一个月后，被丰都县人民法院判决认定盗分集体粮食，因“闹粮”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蒋泽禄从此再也没能平安归来，和家人团聚。他从没有留下一张照片，其四子蒋宜生和五子蒋宜林早已记不得父亲的相貌。

受累的家人

蒋泽禄被带走时，他的六个孩子，最大的18岁，最小的才两岁。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了妻子范素珍和大女儿蒋宜珍的肩上。

范素珍每天使劲挣工分，否则就要被往脖子上“挂粪桶”，得不到“大锅饭”的份儿，全家老小就只有挨饿。全国大饥荒中，食不果腹，饥民遍野。为了给家里节省口粮，大女儿蒋宜珍无奈只得早早嫁给了邻村人。

蒋宜珍每天凌晨4点起床，提个篼篼，到河沟和山上挖野菜，步行送到三公里开外的娘家，再折返婆家干活，每天跑两趟，这样的劳苦生活一直持续了十年，直到将几个兄弟在苦难中拉扯大。

蒋泽禄的身陷囹圄，不止在生活上给家人带来了无尽的苦难，更严重的是，家庭成分一下子由“中农”变成了“反革命”。这个政治标签竟然如一座沉重的大山，压制其子女数十年之久，备受歧视、欺压和不公平待遇。

蒋宜珍的丈夫陈天祥参加过西藏平叛战役和对印度自卫反击战。退役后被安排在丰都县龙头乡任武装部长，但由于岳父“反革命”身份问题，后被撤职回家务农。

次子蒋宜友，父亲被抓走后被村里强制安排到处做苦力，曾在修建水库时差点被累死。由于父亲的问题，一直找不到对象，直到42岁时才成家。

三子蒋宜权，父亲走后，家里经济困难，是在老师杨荣开的经济资助下才小学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入丰都中学。“全年级150个学生只考上两个，我是其中之一。”蒋宜权说，但在初一下学期，学校在调查学生家庭背景时发现他父亲蒋泽禄系“反革命”。他终被勒令退学，连资助他的老师亦受到牵连。

四子蒋宜生，父亲被抓时仅10岁，因是“反革命”的儿子，本村学校不接受他入学，最后只得去大姐所嫁的邻村上学，总共读了一年半书。后来参军时体检合格，但终因父亲问题被拒绝入伍，只好干石匠活帮衬家里。

五子蒋宜林，也由于父亲的问题造成小学毕业后不能升学，还曾因旁人给的一片豆荚被误以为他所偷而被生产队队长打得半死，造成耳聋齿落，至今听力困难。

六子蒋宜宽上小学时学习成绩优异，在学校名列前茅，同学中好多成绩比其差的目前都已身居要职，而他由于父亲的问题无法升学，只能在家务农。

蒋宜权回忆起往事，至今还愤愤不平：“因为是‘反革命’家庭，生产队一旦有苦活累活脏活，一定是派我们兄弟去干。这种受歧视的苦难状态，一直持续到包产到户才结束。”

而一提到母亲范素珍，蒋宜宽就情绪失控，哽咽着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父亲被带走时我才两岁，每天跟着母亲上山挖野菜，经常看到她抹泪。她经常受到别人的冷嘲热讽，出门不敢抬头，整天以泪洗面。”

“父亲音信全无几年后，亲戚们看到母亲还年轻，一个人拉扯这么多孩子太苦，就劝她改嫁，她听不进去，总说父亲有一天会回来，就算等一辈子她也要等。”

但这一等，竟是遥遥无期。1984年12月，范素珍因心力交瘁郁郁而终。“我忘不了她那双眼睛，死后一直睁着。临终时，她抓住二哥蒋宜权的手，叮嘱他无论如何要找到父亲的尸骨，哪怕两块也行，好和她合葬在一起。”范宜宽说。

失踪迷局

事实上，自1959年11月父亲蒋泽禄被带走后，蒋氏姐弟就踏上了漫漫寻父苦旅。

随后，蒋泽禄被丰都县法院判处七年徒刑，但他的家人对此一直毫不知情。妻子范素珍带着孩子多次到丰都县公安局和看守所，打听他的下落。但都未能见到其人，警方给出的说法都是“他外出劳动了，你们不能见”。

“1960年上半年某天，同村人蒋宜柏进城回来跟我们说，他看到父亲被人押解着在丰都县城河坝挑水。”蒋宜权说，当时这个消息让家里人高兴了好一阵。

从家所在的丰都县十直公社高家坝村到县看守所远达四五十公里，没钱坐车，得步行一整天。即便是这样，范素珍和孩子们仍然不间断地去打探，每周保持两次的频率，但始终没能见上蒋泽禄一面。

父亲音信全无，恍如人间蒸发。蒋宜权曾多次去看守所探望。看守所共设有三道大门，每次他走到第一道门时，武警就阻拦，死活不让进，“我有一次鲁莽起来，试图强行进入，他们差点朝我开枪。”

各方寻觅无着。蒋宜权只得于1979年向丰都县人民法院提起申诉，要求法院查清父亲被带走的事实和真相。

同年10月19日，丰都法院作出《法刑申（79）字第217号刑事判决书》称，蒋泽禄“1959年因闹粮被我院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当时判决认定其盗分集体粮食是实，“但情节轻微，未构成犯罪。原判以‘闹粮’定罪判刑不当，应予纠正。”

法院判决：“撤销我院院刑（59）字第151号刑事判决书，对蒋泽禄宣告无罪。”

蒋泽禄的冤情被洗白，但人却失踪了。“判了七年，父亲应该在1966年刑满释放，但他一直下落不明。”蒋氏姐弟们百思不得其解，但每次到丰都县法院、公安局交涉都无果，得不到答复。

蒋母范素珍临终时交代：“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寻父之旅从未中断，蒋氏兄弟为此还欠下了十几万元的债务。

“我把1991年开始打工积攒的20多万全部花在了对父亲的寻访上，这几年还向邻里旧居亲朋好友借了八万元。”蒋宜宽说。

蒋宜权在广州建筑工地做小工，平时借宿在亲戚家。2011年起他多次找工友借钱赴京上访，对父亲的失踪找一个说法。两年下来，他欠下了三万元的债务。

2011年3月，蒋氏兄弟聘请律师查找得知，蒋泽禄被丰都县法院判刑后于1959年12月3日由丰都县公安局看守所接收，法院档案处可查到当时的接交手续，但在县公安局却查不到送何监狱服刑的档案。经到垫江监狱、涪陵监狱查找及向有关人员询问也均无果。

2011年4月12日，蒋宜宽向丰都县公安局反映父亲蒋泽禄被丰都县看守所关押后至今下落不明的情况。该公安局将此作为信访事项处理，并于同年7月9日答复称：“丰都县公安局看守所做了大量调查工作，由于年代久远，无法查明蒋泽禄服刑的具体地方和导致其下落不明的原因。”

索赔200万

2012年12月17日，蒋氏姐弟给母亲过了祭日。他们齐跪在母亲的坟头，念叨着她临终时交代的要找到蒋泽禄尸骨的遗言，内心充满了愧疚。

而就在这个月，他们上访了两次。12月4日，上访重庆市政法委、市公安局、市政府信访办；同月18日，赴京上访国家信访局、公安部。案件依然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

丰都县法院2011年在《人民法院报》发出寻找蒋泽禄的公告，但一年后公告期满，无人向该院提供蒋的确切下落，其仍处于下落不明的状态。2012年8月20日，该院作出民事判决，宣告蒋泽禄死亡。

“蒋泽禄在丰都县公安局关押期间失踪，该局对其死亡负有完全的法律责任，依我国赔偿法的规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2012年10月，蒋氏六姐弟向丰都县公安局提起国家赔偿申请，索赔206万元。

2012年12月，该起国家赔偿案被转送法院。但蒋宜权对最后结果并不抱乐观的信心：“走司法程序必须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父亲的死因，他是被虐待致死或者死于非命抑或逃跑？现在是死无对证，这样一来法院可能就会驳回我们申请国家赔偿的诉讼请求。”

就蒋泽禄事件，时代周报记者致电丰都县政法委书记向文明，他表示：“我们高度重视此案，曾两次会同相关部门接访蒋泽禄儿子蒋宜宽，多方查实过该事，但因年代久远，没有任何结果，不过，我们会依法处理这个案件。”

丰都县公安局负责人的电话则始终处于无人接听状态。但该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称，蒋泽禄失踪事件，中间历经“大饥荒”、“文革”时期，当时社会混乱，法制极不健全，是悲剧时代的一个遗留问题。

但问题的关键是，谁来为这个时代悲剧埋单？已72岁高龄的蒋宜友称现在是在和时间赛跑，自己闭眼之前一定要找到父亲的尸骨，“他死得不明不白，有关部门最起码也得给个公道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