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虎：“心完全腾开，听画唱歌”

2012-11-22 04:09:19

来源: 时代周报

一个混血学者，专门研究元代画家吴镇传下来的书画是不是真的，因此开了一场讲座，忽然就在中国大陆“红”了起来—这个人就是徐小虎。大陆读者也因此得知了徐小虎所说“台北故宫有假画

本报记者张润芝发自北京

一个混血学者，专门研究元代画家吴镇传下来的书画是不是真的，因此开了一场讲座，忽然就在中国大陆“红”了起来—这个人就是徐小虎。她在中德家庭长大，穿插接受两种文化教育，最终对书画感兴趣，以融合东西方研究的方法审视中国古画，并著有《被遗忘的真迹—吴镇书画重鉴》一书，以吴镇书画为例，介绍自己鉴定古画真假的独特方法。这本40多年前的著作，直到今年才出了简体中文版，大陆读者也因此得知了徐小虎所说“台北故宫有假画”的大胆结论。

形而上的美丽

徐小虎有一张中西合璧的脸庞，年近80，眼睛仍然灵动有神。跟她打国际长途电话，她积极地建议：“我们Skype不是更好吗？”老人时髦得很。

用中文跟人交谈的时候，徐小虎总说：“我的中文实在太糟糕了。”事实上，她讲得一口漂亮的台湾国语，发音标准又软糯，只是有些学术名词一时想不起来，只好蹦英文。她甚至能说一点点徐州话，“我奶奶是徐州人”。

徐小虎的祖父是皖系将领徐树铮，段祺瑞政府的高级官员，曾经派兵收复外蒙。父亲徐道邻是国际法学家，姑姑徐樱是昆曲家，姑夫李方桂是音韵学家。按中国人的看法，徐小虎是标准的名门闺秀，但她自己不这么看：“闺秀是什么？裹小脚的那种吗？”

徐小虎出生时，祖父已经去世。对于在历史书里留下了一笔的祖父，徐小虎并不知道太多故事。父亲和母亲的跨国婚姻听上去似乎倒很浪漫，不过要不是风云变幻的国际政治，这桩婚事未必能成。徐道邻在德国留学时认识了徐小虎的母亲，一班朋友里别人都成双成对地谈起了恋爱，徐道邻就跟美丽的德国姑娘建议，不如我们也在一起吧？佳人答曰：“你想都别想，我一辈子是要当诗人奉献给大众的。”求爱失败，正值徐树铮被冯玉祥部下暗杀，徐道邻回国，家里给他介绍了各色姑娘相亲。最后，徐道邻还是给德国姑娘写信，问她是否愿意加入这一场未婚妻大竞赛。而在德国，徐小虎的母亲因为不支持希特勒，正和自己要去参军的弟弟吵得不可开交。收到信后，姑娘坐了第一班轮船去了南京，德国女文青就这样和一个中国青年结了婚。

有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夫妻二人都以为是一个男孩，准备了很多男孩的名字。母亲临产时，南京刮大风，中央医院的窗户都被吹坏了，她很高兴地期待：“也许这孩子是未来的中国总统。”结果生下来是个女孩，父母都傻眼了：没有准备女孩的名字呀！过了几天，还没有想出名字，奶奶来看孙女了，说：“云从龙风从虎，这不就是小虎吗？”—徐道邻小时候曾养过一只猫叫小虎。小猫死的时候，奶奶安慰伤心的徐道邻，说小猫将来会投胎回到你身边的。现在，果然出现了一只“小虎”。徐小虎很喜欢自己的中文名字。多年之后，她从国外到台湾，大家说要给她取个中文名字，她很开心地说：“我有，我叫徐小虎。”

徐小虎一出生，就碰上中日交战。童年在逃难中度过，从幼儿园到初中，辗转于南京、罗马、重庆和天津：“我是一个逃难者，没有什么所谓的家教，我父亲在给政府做事情的时候我就看不到他。在罗马的时候，就住在大古堡里头，很物质的，到处都有佣人；在重庆的时候穷得不得了，没水没电。从很昂贵到很贫穷，我倒很爱重庆的日子。”战火纷飞中，童年的徐小虎已经知道“形而上的美丽”：“我在歌乐山，一个人坐在松树底下，看远的山、山下的嘉陵江。那个时候我8岁，就知道我们的灵魂是永恒的、不会死的。轰炸机来了，大家都躲到防空洞里，我就出来爬上山，坐在松树底下，看我最爱的嘉陵江和歌乐山，数飞机，有27架轰炸机。我就想你们轰吧，你们就是把我轰死了，把山都轰破了，这个景是绝对永恒的，我会一直看到这个的。”

因为每一两年就换一种语言和文化环境，徐小虎习惯自己和自己相处，“大人多么笨，我不相信他们的说法”。她在意大利，除了法西斯学校就是天主教学校，父母不是天主教徒也只能送她去天主教学校。学校教女孩子祈祷，“不要跟上帝直接说话，最好跟他妈妈或者爸爸说”，徐小虎想的是，“何必呢，我就直接跟上帝说话，觉得很好”。同样，长大之后学艺术史，徐小虎觉得某幅画“好像没有宋朝的味道”，但是不敢问—后来她真的问了，没有人能够真正地回答她。

在笔墨中寻找时间痕迹

在以人文教育和艺术创意而闻名的美国本宁顿学院（Bennington College, Vermont），徐小虎学习了整整13年，随后进入普林斯顿大学读研究生，师从方闻，进修中国艺术史。在观摩中国画的时候，徐小虎就觉得奇怪：“看中国图录，几千年的中国绘画，看不懂。没有不同的感觉，没有不同的气氛，从头到尾都差不多。”

在书画鉴定方面，徐小虎的导师方闻以“风格分析”著称。徐小虎参考了这一研究方法。又去找住在纽约的著名华人收藏家王季迁学习笔墨，试图分析出笔墨的变化和风格。徐小虎说，以往遇到的中国文人都会以神秘的口气谈论“笔墨”：“笔墨嘛……笔墨嘛……你们洋人不懂，这是我们两千年的东西，很神秘的，我们几十年的经验，怎么可能一个钟头讲给你听呢？”只有王季迁愿意教徐小虎认识“笔墨”，教授的方法似乎也有点“神秘”：拿两幅画，让她看，哪个笔墨好、哪个笔墨不好，最后说出自己的评判。刚开始，徐小虎说的都跟王季迁的最后结论相反，过了几年，终于可以说对了。“王季迁想办法把笔墨‘说’出来了，笔墨跟脉络、生命力有关，于是我以分析的方法把这种体验用英文写出来。”

徐小虎把对“笔墨”的分析称为“笔墨的行为”。她将这一方法和其他传统的研究方法放在一起，相互补充，相互验证。她对自己的研究有信心：“我在做研究的时候，已经开始很尖锐地检验我的方法。我另外还加了德国、日本的方法，和笔墨分析这三个方法加在一起，彼此测验。”徐小虎的研究核心是强调时代特征，她认为每个时代的作品都应该有自己的特征，有些画看上去很好，但显示了后来的时代特征。徐小虎说，有些假画并不是没有用的，因为从中可以看出几百年后的时代特征。

画上有后人不断的补笔，徐小虎就带着学生们一笔一笔地研究，哪些是原来的，哪些是比较早的古人补上的，哪些是再晚一些的古人补上的。她想就此梳理出中国画所有的时间特征的脉络。

为什么有人制假？因为总有需求。徐小虎举例说明：“比如文徵明，他不是专职画画的，他一辈子在考试，一直考不上。但是大家说他画得好，都想要他的画，所以有人就做了。他活着的时候，就有好多人在做他的假画。他过世15年之后，十张画里面找不着两张是真的。但是造假反而‘光荣’，因为大家都开心。画者开心了，说人家以为我画的是文徵明，还赚了钱；买的人也骄傲。”

通过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被遗忘的真迹—吴镇书画重鉴》一书中，徐小虎的研究结果是：在台北故宫现存的吴镇书画中，只有三幅半是真迹。很多人觉得这样的结果难以接受，殊不知徐小虎才是第一个被自己的研究结果打击到的人。

她写过这样一段经历：“我当年首次到‘故宫’提画时，发现吴镇名下的《清江春晓》在和另一幅《秋山图》的对比相较之下，时代风格出现明显落差，让我惊觉这幅我的最爱或许并非吴镇真迹！多年的认知突然瓦解，我回家后发烧病倒躺下三天，直到半年后才敢再次去提画。”

痛苦是一时的，她也从研究中得到快乐和感动。最终，对着徐小虎认为的吴镇的三幅半真迹，徐小虎说：“我把它们摆在那，一个人坐在书房里就哭了。我说，吴先生我终于找到你了。”

成为不存在的人

《被遗忘的真迹—吴镇书画重鉴》也是徐小虎在牛津读东方研究所的博士论文。为了找出自己认为的真迹，徐小虎从加拿大迁居台湾，看画看得几番生病。将研究成果拿来出版时，她设想过各种可能性：也许有人会说她的方法很有建设性，也许会有人拿出证据来说她不对，也许有人会拿着她的方法再去研究其他画家。结果，什么反馈都没有。徐小虎等了好几年，甚至跑去问出版社：“有没有卖掉？”出版社回答没有卖掉太多。

徐小虎也曾把研究结果寄给普林斯顿大学自己的导师方闻，方闻亦不认可，说徐小虎是“麻烦制造者”。

之后，徐小虎的文章不能在台湾发表。台湾书画鉴定界认为她的水准太低，“就算我写篇文章证明一个东西是真的，他们也不发表。所以我在艺术圈几十年真的是上了黑名单的，是不能碰的”。

无限寂寞中，也有认可。台北“故宫博物院”原院长蒋复璁是徐小虎父亲徐道邻的朋友，在世时很支持徐小虎。徐小虎告诉他台北故宫有假画，他说：“有假画，太好了，快快去研究。” 远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艺术史系的教授卫特林（Ernst van de Wetering）也曾写信告诉她，你的书很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的博士生的必读书—尽管研究西洋画不需要了解中国画那些题款之类的讲究。

1996 年，徐小虎辞掉新竹清华大学的工作，到台南县官田乡，在台南艺术学院（后改制为大学）任教，指导五位研究生继续研究古画。退休后，她又受民间艺术机构邀请，开设中国绘画史讲座。她至今对自己的研究方法充满自信：“除非有人可以证明：时间没有它的特征。可是我等了40年，没有人说服我。”“本书自1995 年出版之后，我仿佛成了烫手山芋，众人避之唯恐不及。不但没人与我讨论书里所提出的问题，我反而好像瞬间由专业研究机构与学术刊物间消失，成为一个不存在的人。”这是徐小虎在40年后著作再版时写的序言，她现在仍然觉得不理解：“我莫名其妙，过了十年二十年我好像懂了，是他们不喜欢。”

但徐小虎也反省说自己可能有漏洞：“我在书里最早(1981年)说的是15世纪的吴镇，其实应该是16世纪的吴镇。”

中国人的收藏是“比力气”

时代周报：跟以前比，现在的文物制假好像更严重。

徐小虎：可是大家花那么多钱去买不实用的东西，也许不知道欣赏，可是还会到博物馆去看，所以我本人觉得这并不是那么糟糕的事情。如果虽然是假的、难看得不得了的，还花高价钱去买，因为想要可以再卖出，那真是活该；但是如果是看到画觉得“我好喜欢”，又买得起，那么我觉得买假画也没关系，因为这样你就和画发生了真的关系，这一点都不伤害别人。造假铺子几千年前就有了，假画还很环保，让大家都快乐，只有我们搞艺术史的人觉得不对。

时代周报：假画的出现，是不是因为追求画家有大名气的人太多？

徐小虎：我只能这么承认。但这不是审美，这是比力气。“我比你有钱，哈哈哈！我的力道比你深比你强，哈哈哈！”完全都是这种态度。这是一种为自己谋利益的态度，而不是为了审美、为了发现一种神圣的美、为了形而上的东西。审美是我看到一棵树、一幅画、一幅字，我就完全毛骨悚然站起来，感觉我的灵魂跑上去了，感觉到天堂了。把人缩得像蚂蚁，大自然就有神圣的感觉。神圣的东西不是物质本身。像一个钻戒，钻戒其实没什么好看，搞来搞去就是一块破玻璃嘛。但它是一种意义，也许是我的爱人把房子卖掉了，换成钻戒，表示他爱我。就是这么个符号。

反观我最爱的画，我真是爱啊。有些画，我觉得上面有很多补笔，但是不赖。这就是形而上中最高的精神面目。我第一次看到那张图就没有办法，不停地流泪、兴奋、惊讶、惊喜，我觉得即便我死了，这张画都不会离开我—我用不着那张画跟在我身边，我已经得到了它的精髓，我已经爱过了这个东西。这跟心、跟爱有关系，跟钱、跟官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们民族呢，是不大有崇拜美的心灵。我们喜欢钱、喜欢权—喜欢权还是因为喜欢钱。这些形而下的东西，对中国人来说特别要紧。

时代周报：你的研究方法似乎都是中西结合的？

徐小虎：是这样的。我发现西方搞艺术史的，是把艺术看成一个演变的过程；中国是把艺术当成一个石头，不动的，不会去考虑岳飞的年代比诸葛亮晚多少。我后来跟王季迁先生学笔墨，我想笔墨本身也会有时间演变吧，我就去看，我就发现，呀呀呀真的是这样子！开心得不得了。关于笔墨的演变，我的书里倒还没写，很快就会出来。

时代周报：你的研究很讲逻辑，但是你也强调“用心感受”画的年代。古画鉴别更偏向于科学还是艺术？

徐小虎：只用逻辑是不行的。第一步还是感受“一种质感”，要把心完全腾开，用皮肤看，把所有的细胞和心灵打开，去听这幅画“唱歌”。我的同仁们不愿意这么做，一定要去看别人怎么说。写论文的时候还要写，这幅画是被大家认同的，所以这幅画是真的。这是胡说，是放弃了自己的责任和原理。

比方说董其昌，写了一本书，在里面常常子曰，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天下第一某某。搞得他好像的确看到过很多东西似的。他的“南北宗”论出来后，整个清朝都压在他下面，包括乾隆也很信。弘历这个孩子啊，坐在自己书房里写字，他学董其昌，董其昌认为是真的，他就在上面盖图章。乾隆毕竟很爱中国书画，很熟悉这些。所以有这两个权威在，把后人都吓到了。可是乾隆看错的东西其实比董其昌还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