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世伟:如何拯救中国出口?

    观点 > | Time Weekly - 2012-08-30 02:56:44
  • 史世伟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本报记者 徐伟 采访整理

    严峻的出口形势让人很自然地会想到扩大内需,内需的确是我们接下来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对出口的努力。

    8月24日至2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赶赴广东省广州、佛山、东莞等地,就当前经济形势特别是稳定外需、加快外贸转型升级进行调研,并提出要有针对性采取措施“推动出口”稳定增长。

    温总理之所以在“拉动内需”成为共识的时候,再次发出“推动出口”的呼吁,想必与近来外贸形势疲软有关。根据海关总署最近公布的数据,我国今年前7个月外贸出口额为11312.4亿美元,仅增长7.8%,其中一般贸易出口增长8.7%,加工贸易出口增长4.4%。而刚刚过去的7月份,出口额更是大幅下滑,同比增速从6月份的11.3%陡降至1%,出口面临重大困难。

    出口大幅下滑是多方面因素叠加的结果,一方面是欧美日三大传统市场疲软,欧债危机仍未走出迷障,美国与日本经济复苏缓慢。1-7月,中欧双边贸易总额出现负增长,同比下降0.9%,而从上世纪90年代到金融危机之前,我国对欧盟的出口增速长期保持在20%上下,欧盟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对象,欧洲市场的衰落是我国出口受挫的主要原因。增速同样为负的还有中日贸易,双边贸易总值同比下降0.2%。相比之下,美国经济形势略有起色,但是对美出口也出现了下降,原因在于美国面对高失业率,重新发出“回归制造业”的呼吁,并扛起贸易保护主义大旗,对中国产品提出反倾销调查。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导致贸易摩擦不断,最近的例子是美国与欧盟相继发动或准备发动对中国光伏产业的“双反”调查,这让中国的光伏企业备受煎熬。

    另一方面,国内劳动力成本上涨,以及人民币升值,也让“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的优势在逐步削弱。虽然,中国的外贸总额在去年超过德国跃居世界第一,但仍然难改大而不强、发展不均衡的局面。中国的出口60%左右是加工贸易,缺乏自主品牌和经销网络,处在“微笑曲线”的最低端,而高利润的环节被产业链两端的设计商和零售商拿走。在利润本来就很薄的情况下,一旦市场需求减少,就会对企业造成重创。今年出口增速年度目标是10%,这个目标已经很低,但是从目前来看,要达到这个目标并不容易。美国的经济在一两年内会有一定恢复,欧盟的时间可能比较长一些,可能要延续三四年。

    严峻的出口形势让人很自然地会想到扩大内需,内需的确是我们接下来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对出口的努力。虽然,当前国际市场前景仍旧扑朔迷离,在2012-2013年,几个主要危机国家(包括法国)的经济基本都呈现负增长,整个欧洲也会陷入轻度衰退,但是由于北欧和德国的支柱性作用,欧盟并不会崩盘,它们的经济也并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恶劣。况且,现在许多中国企业正在改变过于倚重欧美日三大传统市场的状况,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挖掘拉美、非洲、中东等地区的市场潜力。现在很多新兴工业国家发展得很快,购买力逐步提高,而相比于欧美产品,在性价比上中国的产品可能更适合他们。中国的一些高端产品,比如汽车,可能难以打入欧美市场,却很适合新兴国家的消费者。而中国的大宗出口商品如信息电子产品像手机、电脑等,自主品牌的,性价比高,在发展中国家也十分受欢迎。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出口不景气,就马上转到内需上来,内需固然重要,但是内外两个市场都要重视。而且,从国际市场转到国内市场并不那么容易,过去的外向型企业做惯了加工贸易,在产品设计、品牌打造、营销网络等方面都要靠国外的企业,长期以来,许多企业已经形成了路径依赖。现在要转到国内市场,要自己重新建立分销体系,设计适合中国消费者的产品,这都是巨大的挑战,所以很多企业最后还是会坚持原来的道路,以出口为主导。企业也只有参与国际竞争,与狼共舞,才能真正实现转型升级。所以出口贸易仍然是我们要坚持的,毕竟我们的优势还在。虽然欧美国家在危机出现以后,也想把制造业搬回国内,但这起到的作用并不大。

    不过,诚如温家宝总理所言,下一阶段出口仍将面临较多困难和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要更加主动地做出战略调整,摈弃“等靠要”的思想,自己去寻找机会。对外向型企业而言,现在无外乎有三种选择,一是转到内需,扩大国内市场;二是继续出口,加大品牌效应的建设;三是直接转到其他行业。这三种选择不能说孰优孰劣,每个企业都要根据自己的情况,积极主动地分析对自己最有利的途径。对有“走出去”的野心的中国企业而言,现在“危”与“机”并存,从宏观上,笔者提供以下三个建议:

    首先,企业要加强直接投资和海外并购,即投资实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而减少购买国债和对国外金融业的投资。因为发达国家金融危机仍在继续,债务危机愈演愈烈。银行去杠杆化,企业需要现金。中国由此可以扩展其海外利益。另外,中国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产能已经过剩,国内市场趋向饱和,需要开拓海外市场,绕过出口遇到的贸易保护主义瓶颈。中国也有这样的竞争实力,不仅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电子信息产业和机械工程等领域也已经完全可以与发达国家分庭抗礼。

    其次,不仅要继续扩大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第三世界国家的投资,还要加强在发达国家的投资。加大亚非拉国家投资对于我国的能源安全和扩大商品市场固然有好处,但是发展中国家法律不健全、政治不稳定、保护主义严重,因此搞得不好,也会遭到重大损失,利比亚的例子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教训。发达国家法制健全,资产安全较有保障,但竞争激烈,劳动成本高,去投资会面临众多考验,但这也正是逼迫我国的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好机遇。我们要利用欧洲债务危机的机遇投资欧洲,收购一些有技术、品牌和市场,但陷入资金困难的企业,沃尔沃和三一重工就是很好的例子。当然,对发达国家的投资要做好在对象国知识、技术、资金等方面的准备,要谨慎,不要把国内那种挣快钱的心理放到海外投资上。从政府角度来看,要加强对中国企业海外扩展的支持力度,包括组织对对象国的研究,制定投资保护协定,利用驻外机构(大使馆,国外商会等)为中小企业国外开展业务服务、处理争端。同时,还要发展软实力,宣传中国文化,树立中国的形象。在上述领域,发达国家例如德国的经验值得我们参考借鉴。

    最后,目前中国的对外投资是国有企业唱主角,我们要加强民营企业和个人的直接投资力度。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国有企业的资产软约束,资产流失较严重,而民营企业在做出投资决策时会更加重视市场和技术。目前,我国的资本项目还没有自由化,因此,对外投资还有一定制度上的限制,要积极稳妥地加快资本项目放开的步伐,同时防止由此产生的资金大量外流。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人民币国际化问题,它对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和扩大我国在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目前我国政府在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建立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现在对外贸易的20%已经用人民币结算,长远目标是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打破美元的相对垄断地位,甚至考虑在亚洲为建立以人民币为船锚货币的地区货币—亚元创造条件。当然,目前我们还缺乏熟悉国际金融市场和外汇操作的人才,经验不足,要稳妥地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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