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英：中国经济改革十年反思录之2003鼎新之年

2012-06-14 05:21:44

来源: 时代周报

杨国英

作为新一届政府执掌经济中枢的首个年份，2003年一系列经济层面的深化改革所形成的全面鼎新之感，令全球为之侧目感叹，国内企业界、知识界更是为之兴奋不已。当然，客观而论，新一届政府之所以能够成功“鼎新”，自然与上届政府所做的“革故”密不可分。在过去的5年中，熟谙经济运行的朱镕基总理，已将我国经济从亚洲金融危机的深渊中拯救，沦于破产边缘的国有银行、过于低效的国有企业，亦均已进入整治通道，更重要的是，2001年加入WTO使得我国低成本生产优势充分彰显，从此有了更广阔的竞技舞台，而2002年11月召开的“十六大”，更是彻底清除了我国市场改革的意识形态阻碍。可以说，2003年的全面“鼎新”，与此前数年的渐进“革故”，是遵循着同一个改革逻辑的有序延伸，是基于新形势下的进一步完善和明确。

作为新一届政府的当家人，温家宝总理在履新之年的2003年，不仅迅速控制住病灾水患的突发，更全面系统地推进了经济深化改革。梳理2003年的经济深化改革，该年成立的三个机构（国资委、银监会、发改委）是一条关健性的线索，并因此直接影响了此后10年的中国经济脉络。

2003年4月6日国资委的挂牌成立，既标志着国企令出多门的终结，又说明近10年的国企改革试验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在这个全新的阶段，将由国资委完全代表国家行使出资人职责，监督国企向现代企业制度治理转变。当然，由此全面拉开的新国企改革，其影响之深远，不仅在规模上造成了巨无霸，而且逐渐声震全球，当下“世界500强”中我国央企已占据38席。但是，在规模扩大、效率提升的同时，因政策对国企的过度倾斜，亦已造成当下国企改革理念的争议，究竟是强化国企治理，还是助推“国进民退”？亦或二者缠绕交错、难分主次？

与实权在握的部委相比，2003年4月29日正式挂牌的银监会，虽然仅是纯粹的监督机构，但其选择这个时间节点成立同样意义重大，既说明我国银行业经过前期巨额的坏账剥离和资金注入后，形式上已从破产边缘得以复苏，此时已有对其强化监管的必要和条件，又表明我国央行已从传统的“大一统”央行，逐渐向现代意义的央行转变，通过对银行业监管功能的切割，从而专注于物价稳定、货币政策实施的核心功能。遗憾的是，良好的初衷与结果总存在偏离，回顾银监会成立以来，我国银行业风险控制在“经济增长”的裹挟之下，仍旧屡屡被动投入信贷，银监会似乎象征意义大于真实作用。

如果说国资委、银监会的成立，其直接作用仅剑指我国经济之一端，那么2003年5月6日挂牌成立的发改委，则牵涉我国经济方方面面，其不仅要统筹宏观经济、平衡区域经济、扶持产业经济，更主导物价调整、项目投资、产业补贴、企业债发行，甚至还直接管理国家粮食局和能源局。可以理解集万千功能于一身的发改委，对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特定阶段，可以相对提高经济运行层面的效率，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发改委的挂牌成立与功能设置，是与其时投资拉动为主的增长模式互为配套。但是，此种效率的提高主要体现在行政投资环节，而对于社会投资则作用不明显、甚至异变为阻力。

当然，用后来者的理想标准，去审视具体时代的改革实践，显然是浅薄和无知的。实际上，新一届政府成立上述三个机构、并赋予相应职能，对于其时的经济背景以及改革场域，绝对是合理的且超具杠杆力的政策选择。

除结构性的经济深化改革外，民众对新一届政府执政初年的鼎新之感，还通过2003年的初刮审计风暴、开发区圈地整治和房地产调控切身感知。可以说，正是2003年审计风暴的刮起，使一向不明审计究竟为何的民众，第一次感受到审计署的权威公信所在，该年首刮的审计风暴，查出并公布人事部违规购房、铁道部滞留17亿元等违规事件；而对于此前积留下的逾万件土地违法行动，2003年亦进入集中整治阶段，面对其时仅开发区圈地即高达3万多平方公里的歪风，国务院重拳出击，半年内为此召开三次大型会议，并于该年8月组成10个联合督察组，对全国土地市场秩序进行巡回检查整顿，因力度大故2003年亦被称为“土地整顿年”；与2010年启动的最近一轮房地产调控相比，2003年的调控手段虽然较为单一、但短期效果并不差，面对该年全国房价大幅上涨、上海等城市甚至年涨幅高达50%以上，中央政府随即加大房地产调控力度，央行亦于2003年6月出台“121号文件”予以配套，当然，今天有人因此会有吊诡之感，因为掐指算来本届政府执政10年，房地产调控自2003年起已历经4轮，可为何真实的房价越控越涨呢？

当然，作为经济编年史形式的写作，还有必要回顾下2003年其他经济层面的动向，这一年，浙江省早于全国3年，先行一步取消农业税；这一年，央行上海分行在温州实行金融体制改革试点，10年后同一城市、几乎同样的改革再度启动；这一年，国务院取消第二批406项行政审批项目，彼时转变政府职能可谓大刀阔斧，令人颇生今不如昔之感；这一年，中央汇金公司成立，虽其于2007年变身为中投公司全资子公司，但作为主权基金历年海外投资却亏损多多；这一年，A股市场仍深陷于“5·19”行情破灭的阴影中，在4月份短暂拉升后持续震荡下行，上证指数更于11月份跌至（1307.40）近3年半的最低点……

与经济深化改革的全面“鼎新”相比，2003年的中国企业界亦激情昂扬，5月10日，淘宝网在SARS恐慌中横空出世，4年后成为亚洲最大的网络零售商，当下年营业额更已高达逾万亿元之巨；11月4日，TCL出资3.149亿欧元并购法国汤姆逊67%的股份，民企对“世界500强”的首次并购，一时激发无数企业家的扩张豪情（虽然此项并购的最终结局堪称悲情）；12月12日，中国人寿在纽约敲定IPO的最后定价，由此全面开启了当年国际资本市场最大规模IPO……除此之外，今天看来，该年有3名企业家充满了反讽意味，他们其时或消沉或耀眼，5月底“上海首富”周正毅被调查，由此揭开了其与商业银行的错乱借贷关系；同在5月底，传奇资本玩家顾雏军，通过其控制的上市公司进行左右手互倒的资本游戏，一度拥有5家上市公司，可是好景不长，2005年9月其即因挪用资金事发被捕；12月底，凭借3年销售额增长50倍的骄人战绩，蒙牛创始人牛根生获得“2003CCTV中国十大经济年度人物”殊荣，但是这个曾经以“强壮中国人”为己任的企业家，却在其后屡发的食品安全事故中信誉扫地，近乎在万夫所指下黯然离场。

企业家的激情与躁动，是经济时代最鲜活的案例，之于2003年，既反映了在新一届政府全面“鼎新”之下，企业界对未来中国经济走势信心倍增，亦透露出经济深化改革加速所形成的短期监管真空，为不惜违背法律与道德的投机家提供了粉墨登场的机会。

在结构性经济改革的催生之下，2003年的中国经济表现令全球瞩目，该年我国GDP增幅时隔6年后再次跃至10%、贸易总额手次突破7万亿元（人民币）、财政收入首次突破2万亿元，CPI也从上一年-0.8%小幅回升到1.2%，从而基本杜绝通缩之忧。对2003年中国经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西方媒体亦不吝赞赏之词，“中国正在震撼世界”成为其时他们评述中国的惯常标题。

当然，对此其时少数谨慎的经济学者亦提出异议，他们忧心该年的经济成果主要由投资刺激所导致，其主要理由集中以下两端：其一，广义货币量（M2）增速过快，由前一年的16.8%陡增至2003年的19.6%；其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过量，2003年增长26.7%高达5.5万亿元，已成为自1995年以来的最高增速。

当然，这种忧心在其后数年10%以上的经济增长下，尤显过虑。但是，这不是杞人忧天，当下经济的持续下行探底，很难说与10年前秉持的投资拉动思维毫无关联，或者可以说，历年由投资拉动维持的高速增长，仅是将危机集聚后移而已。

无论如何，2003年将以经济深化改革的鼎新之年，记入新一届政府的履历表中。那么，在度过鼎新之年的2003年后，中国经济又将迎来怎样的2004年呢？

作者系财经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