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法齐娅·库菲：阿富汗女议长的总统梦

2012-06-09 11:33:38

来源: 时代周报

作为阿富汗第一位女性议长，法齐娅·库菲却希望能够在政治上对自己的国家有所贡献，她已经迈出了许多个第一步。现在，她又将目光投向了2014年的阿富汗大选。她，会成为阿富汗的另一种

从政，在阿富汗这样的大国角力场，即便历练多年的男性政治家都难以应对重重考验与压力。现任总统卡尔扎伊苦苦维系阿富汗和平，可谓如履薄冰。

作为阿富汗第一位女性议长，法齐娅·库菲却希望能够在政治上对自己的国家有所贡献，她已经迈出了许多个第一步。现在，她又将目光投向了2014年的阿富汗大选。她，会成为阿富汗的另一种可能吗？

本报记者赵妍实习生赖宇航

自2002年起便活跃于阿富汗政坛的法齐娅·库菲，是阿富汗历史上第一位女性议长，同时也是2014年阿富汗总统大选的主要候选人之一。2009年，库菲在世界经济论坛上被授予“全球青年领袖”殊荣。

近日，库菲自传《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给女儿的17封告别信》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作为阿富汗民主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库菲的生活中充斥着来自塔利班的生命威胁。自传中的17封信，是在每次出行前，她为自己可能回不来做的打算。

从出生、经历战乱，写到当下从政的经历，库菲的自传从去年起在加拿大、英国、美国等地发行，某种意义上不再仅仅是一本战争回忆录，而更似“政治竞选宣言”。

与同类型的书一样，《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给女儿的17封告别信》在后半部分阐述了她的执政理念，以及对诸多阿富汗热门议题的讨论，比如如何促进阿富汗妇女的权益以及美国撤军后阿富汗所面临的危险等。

法齐娅·库菲想要告诉世界，如果可能，她将成为阿富汗的另一种可能。

数次遭遇塔利班袭击

“我写第一封信的那天，有人警告塔利班分子计划在我的车子底下放一颗炸弹取我性命。塔利班不喜欢看到妇女在政府部门占据像我这么重要的位置，更憎恨我对他们的公开指责。他们经常想要杀了我。”库菲说，

最近一次遭遇人身安全威胁，库菲正与两名年幼的女儿在一起。第一枪打响，他们正从阿富汗东部城市前往首都喀布尔，汽车沿着狭窄、崎岖的道路前行，道路两旁一面是山，一面是水。“每个人都吓得不敢说话，所以我们可以清晰地听到一切。没一会儿，第二轮枪声响起。”库菲诉说这场经历时已变得相当平静，“我们看到他们在河对岸射击。”

作为一位女性政客，库菲是塔利班的眼中钉。他们跟踪她上下班，枪击她及其家人、随从。企图在她的必经之路上埋下炸弹，炸毁她的车子，甚至还组织杀手袭击被派来保护她的警卫队车子。她每个月都能收到“我们要取你性命”的恐吓信。

“那天，袭击持续了半个小时，两名护卫警察当场牺牲。我待在车子里，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活着。”那是2010年年初的一个清晨，库菲正在旅途，除了两名女儿，同行的还有她的姐姐，她自己的保镖以及几辆警车的警力。此次出行，她原本不希望警车跟随，因为她觉得这样反而让她成了一个更明显的目标。

“但是警察们还是担心我的安全，坚持要跟着一起来。那天清晨，我们是路面上唯一的车辆。枪击声一响，我的保镖就立刻开枪回击。他每开一枪，弹壳就会弹回车内。我已经分不清，哪些是塔利班射来的子弹，哪些是弹壳。”

“我听说，被子弹击中不是一下子就能感到疼痛的。疼痛的感觉会因为冲击而延迟。所以那天早上，我一面等待着这种疼痛的到来，一面心里还在担心女儿的安全。我不敢睁开眼睛，因为我害怕看到血。我搂着女儿尽可能趴到座位下面，我可不想我们的头部被击中。但我后来意识到，司机已经失控。心想，如果这一次非死不可，可不能死于一场交通事故。”

库菲随后坐了起来。“我跟司机说，开得越快越好。我是想鼓励他。我可以清晰地看到子弹从不同角度飞过，汽车的玻璃窗上也到处是弹孔。最终我们进入了一个隧道，才逃过这劫。枪击持续的时间大概有半个小时，不过对我的女儿来说远远不止这半小时。那之后，她们夜晚每每睡觉，都会在睡梦中叫喊。这事儿已经成了她们的心理创伤。”

“塔利班分子和那些一心想堵住我嘴巴、不让我抨击阿富汗政治腐败和骄横领导阶层的人们，看到我就不舒服，除非我死了。可是那一天，我根本不去理睬这样的威胁，就跟平常无数次的出行一样。如果不这样我就无法正常工作。但是，我能感觉到自己正受到威胁，而且心里也害怕。我经常如此。威胁要的就是这种效果，惯用这种手段的人深知这一点。”

库菲今年36岁，她的两个女儿分别为12岁和11岁。总会有人问她：整天活在死亡笼罩的生活里，你为何还要继续从政，甚至参选总统？她每每都说：为了解放阿富汗妇女，为了一个更好的国家。“无论如何，我们总是要死的。”但她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够为自己的理想而死，能够为阿富汗寻求更美好的未来。

出生即遇生死考验

实际上，法齐娅·库菲从出生那天起，就注定是个“该死的人”。

库菲出生在阿富汗东部边境的巴达赫尚省，与塔吉克斯坦和中国接壤。巴达赫尚省偏僻、荒蛮，时至今日，依然还保持着世界上最高的儿童死亡率。“我父亲有23个孩子，我是第19个，母亲是父亲的第二个妻子，怀我的时候，她已有7个孩子，养育这么一群孩子使她疲惫不堪，偏偏在这个时候，父亲新娶了一个年轻的妻子，才14岁，这令她十分沮丧，所以她真的不想把我生下来。”

女儿在众人们眼里是“毫无价值”的，所以她的母亲在怀孕期间就期待能生个儿子。“母亲生我的时候，疼痛持续了30个小时。我出生的时候，她已经呈半昏迷状态，听到我是女孩时，她几乎已经没有力气去流露那种失望的神情。我被抱到她跟前时，她竟然转过脸去，抱都不要抱。我身子小小的，皮肤乌青。生下我之后，母亲处于生死边缘，没有人在意我是死是活，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怎么拯救我母亲身上了，我被裹进一个棉布襁褓里，放到屋外炽热的太阳地烘烤。”库菲在其自传中回忆。

襁褓中的孩子在太阳底下躺了整整一天，把嗓子都哭哑了。可是还是没有一个人来看她。人们完全是顺其自然，想让这个女婴自生自灭。小库菲的脸被太阳灼伤，以至于一直到青春期，脸颊上的疤痕都还没有褪去。

但她活了下来。“人们开始怜悯我。把我抱回屋内的时候，我母亲已经好多了。见我还活着，喜出望外。她后来告诉我，那一刻她暗暗发誓以后再也不让我受一点点伤害。她似乎明白了：真主让我活着一定有他的理由，她应该好好爱我。”库菲从此成了母亲最疼爱的女儿，也正是靠着这份疼爱，她成了家里第一个获得上学机会的女孩。

这段经历，让库菲认为是来自命运的启示。她把这段经历告诉每一个前来采访的媒体，并将她写进自己的传记中。而略带着政治宣传意味的传记，英文版名称则为“被眷顾的女儿”。

“我不知道那天命运之神为什么饶我一命，也不知道为什么从那时起他在多个场合拯救我。在36年的生涯里，我无数次直面死亡，但至今仍然活得好好的。我不知道为何如此，只知道他让我活着一定有他的理由。或许他想让我来管理这个国家，带领它走出腐败和暴力的深渊；或许他还想让我好好做一个母亲。”库菲说。

“政治在我血脉中流淌”

“父亲全名瓦基勒·阿卜杜勒·拉赫曼，是阿富汗国会议员，代表巴达赫尚省人民，就跟今天的我一样。在我们父女俩成为国会议员之前，我父亲的父亲阿扎姆沙阿是社区领袖，部落里的长老。据家里人回忆，在当地担任公职，参与政治一直是我们家族的传统和荣耀。可以这么说，政治就如流经群山和巴达赫尚省峡谷的河流，在我的血脉里静静地流淌着。”

在自传《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中，库菲说，在她记忆中，父亲只跟她说过一次话—让她滚开。而她对父亲大部分的印象，是不苟言笑，时而殴打母亲。但她还是抑制不住对父亲的崇拜。“我崇拜我的父亲，他勤奋、充满激情，为争取人民的利益身先士卒。只不过在作为丈夫、父亲的角色上，他没有尽到太多的责任。如果他不是在我4岁的时候就被杀害，我还能像现在这般接受他吗？我不确定。”库菲说。

库菲的父亲是在1979年被塔利班游击队杀害，一家人先是逃往法扎巴德，随后去了首都喀布尔。据库菲回忆，她在喀布尔上学期间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快乐时光，但这一切很快烟消云散—当时的阿富汗政权瓦解、各方权力的争夺让喀布尔城内混乱不堪。但即便如此，库菲还是依旧继续学业，高中毕业后，她获得了喀布尔医科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也正是在这混乱的年代，库菲遇到了她未来的丈夫，一位喀布尔大学的讲师、“善良的知识分子”。但他们的婚姻才开始一个星期，库菲的丈夫就被塔利班投入监狱，目的是为了找到库菲从政的哥哥—曾在上一届政府担任高级警官。哥哥的政治生涯将库菲带入万劫不复深渊。她的丈夫在阿富汗最可怕的监狱里遭受了非人待遇，并患上了肺结核。丈夫被释放后，夫妇两人返回北方家乡居住，库菲为了能够支付丈夫的医疗费和家里的生活费，找了一份工作。两年后，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新政权建立，库菲开始为联合国工作，成为其中为数不多的女性工作人员之一。

肺结核最终还是要了她丈夫的命。2005年，沉浸在失去丈夫痛苦中的库菲决定走出黑暗，参加议会选举。“我的同父异母哥哥纳迪尔之前曾经想自己参加选举，并强烈反对我参选，他并不是因为在家庭内部选举失败而生气，而是他认为参加竞选根本不关女性的事。如果有另一个兄弟决定参选，那么他一定会挺他。竞选活动刚开始，他就宣称每次看到海报上我的面孔就很愤怒，甚至恨不得一把扯下来。”库菲说，可到了正式选举的时候，哥哥的家庭忠诚感战胜了个人愤怒。他亲自驾车前往一些最偏远的投票站，监督投票。有些路段情况太差，车子根本无法通过，他就下车，徒步进入深山。“他过去不想让我参选，但既然我已经参选了，他就绝不允许自己的妹妹因为对手作弊而落选。为此我打心底里感激他。”

库菲赢得了2005年的议员席位，并随后竞选上议长，成为阿富汗历史上第一位女议长—在阿富汗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这是一个不小的成就。“阿富汗民众现在首先将我看做上一个政治家，其次再是一个女人。”库菲说这话的时候，非常骄傲。

“我作出牺牲是为了下一代”

本报记者赵妍实习生赖宇航发自上海

在中信出版社帮助下，时代周报记者联系到身在喀布尔的法齐娅·库菲，在数次电话联络后，百忙中的库菲接受了时代周报专访。

“我的父亲和兄弟们被杀害了，我的母亲也去世了，我们一家为从政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我也有可能死在政途。但这是我自己选择的道路，我必须承担风险。”库菲说，“如果我能活到2014年，我希望成为阿富汗的总统。”

时代周报：与塔利班控制时期相比，目前阿富汗妇女的生存状态有了哪些改善？

库菲：如果要跟那个时候比，那么阿富汗妇女的生存状态可以说有了很大改善。在教育方面，目前有将近270万女孩已经到学校上学，相比塔利班时期，能够上学的女孩只有几千人；在阿富汗议会中，27%的议员为女性，这一点是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此外，有近千名妇女已经外出工作，部分还能自己开车出行。

医疗方面也是一方面。塔利班时期，妇女是不可以由男医生来医治，而女医生同时是被禁止行医的，所以那时候可以说将近有50%的妇女从未获得医疗救助，我觉得这是塔利班对女性集体的谋杀；但现在只要所在区域的条件允许，妇女相对获得了一定的医疗保障。但还有待进一步改善。

时代周报：你还会在哪些方面推进妇女的权益？

库菲：除了进一步推动妇女获得医疗保障外，家庭暴力的遏制也是我积极想要推进的妇女权益。今年年初我就遇到一个女孩，她被丈夫锁在屋子里不能出来，原因是她不愿意卖淫赚钱。她才15岁，而且还没来过月经。她的指甲被拔掉、身上被打得没一块好皮肤。家里人隔一天才给她送一顿饭吃。这样的事情现在还在阿富汗发生，而且数量不会太少。

时代周报：你已经确定2014年竞选总统？

库菲：我希望是。如果我能活到2014年的话，我希望成为阿富汗的总统。要知道在阿富汗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时代周报：你为何要竞选总统？

库菲：我想要带领阿富汗人民摆脱贫困和战乱。我在出生的时候就“该死”了，我没死，塔利班谋杀我很多次，我也没死，所以我想命运之神的意愿，是让我为成为这个国家的第一位女总统而死，为这个国家的下一代而死—无论男孩还是女孩都能够活在安全、和平中，没有战争和贫困。我希望阿富汗能够在世界上找到自己正确的位置，我相信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我能够带领这个国家找到正确的位置。这是我竞选2014年阿富汗总统的原因。

时代周报：你认为自己有多大胜算？

库菲：我不知道，但我相信阿富汗社会的大部分人已经准备好了迎接转变。阿富汗已经到了迎接新领导人的时刻，旧的领导者已经统治了太长时间，而阿富汗的普通百姓早就变了。那些沉默的大多数百姓，希望他们的领导人信守承诺、体谅他们的疾苦。众所周知，全世界不少政治家都是女性。我相信我的人民支持我。

时代周报：据了解，因为身为妇女而参与政治，导致你的人身安全遭到威胁。这样的威胁你经历过多少次？

库菲：塔利班在我外出途中袭击过我一次，那次我的警卫和塔利班展开了枪战，保护我的两名警察牺牲了；还有一次他们试图在我的竞选办公室里暗杀我，但没有得逞。我几乎每个月都会被警告要小心人身安全。

时代周报：今年3月，阿富汗外交部长扎勒迈·拉苏尔访问卡塔尔，商讨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和解。近几年来，一直有许多关于塔利班或被政府招安或与政府和解的谈判。你怎么看？

库菲：这一进程主要由国际社会主导，但这样做是大错特错。这其实仅仅是个短视的处理方法，根本无法解决全球性问题，只是把问题搁在一边，一旦将来有一天它爆发，后果将更严重。塔利班真的愿意与那些不认同其理想的人分享政权吗？他们愿意坐下来跟我们辩论，试图达成共识吗？他们会支持新的立法制度，支持由我和其他女议员提出的观点吗？答案均是否定的。这几年来，为了支持和促进阿富汗女性的整体进步，我们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如果让塔利班势力重返政府，这些成果将全部化为乌有。

时代周报：你如何看待以前与当下的阿富汗？

库菲：阿富汗的确是一个传统国家，但即便在这些传统里，也有民主的根基。我们在地方一级，有被称为“arbabs”的系统，“arbabs”指的是通常由村里年长的老人代表其他人，在一般事务上做出决策，然后在地方政府长老会上代表村民获取权益、解决纠纷；在国家一级层面，我们有大议会。如果我们给人民发出声音的机会，他们就会去争取。即便在赫尔曼德和坎大哈这样动乱的选区，塔利班袭击后没几分钟，人们还是会涌向投票站投票。阿富汗人需要的是动员和支持。

时代周报：你是一位单身母亲，你的女儿理解你的工作和你作出的牺牲吗？

库菲：有时候她们也会让我放弃。我的大女儿是个现实主义者，她有一次跟我说：妈妈，你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其他都没有你的命要紧。但我觉得她们大部分时候是理解我工作的价值、我的牺牲的。她们都是勇敢的孩子，会希望和我一样改变世界。我做出的牺牲都是为了下一代。